犁地、撒肥和打垡子、捡拾根茬这些活路全部干完后，还需返回身来再将所有的地耙上一遍。因为经过风吹，经过日晒，这时候的土垃已经干酥了许多，也因为打垡子毕竟不可能将土块全部打碎，有些大的土块还埋在下面，依旧影响麦种的扎根生长；用耙耙上一遍，一来可将埋在土下的大的垡子翻出耙碎，二来可使原本并不平整的土地变得平整，三来又可除去地里的杂草秧苗、庄稼茎叶以及施肥时候落下的破烂塑料纸膜等，可谓一举数得。
以耙耙地，当然靠的是耙下那一支支尺余来长、尖利锋锐的耙齿，但若仅靠耙自身的重量，还远不足使耙齿深深嵌进地里，翻出并耙碎土垡，所以就得在耙上额外加些重量。怎么加呢？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牵耙的是搿犋两牛，或一头雄壮剽悍的老犍，那么当家的大人便站立耙上，在依靠牛绳掌握自身平衡的同时，驱牛曳耙，宛如大海一叶小舟般的破浪前行；如果牵耙的是一头小牛，那就或让小孩蹲身耙上，双手抓紧耙齿露于上面的部分，或在耙上放置一袋化肥，一块石头，以增加重量，然后驱牛前行，完成耙地任务。每次耙到地头时候，农人们总要吆牛停步，蹲身下去，把耙仰翻起来，清除耙齿上挂拉着的杂草秧苗之类的东西，然后方才折转身去，继续驱牛耙地。
在当年的邓州农村，对于那些务农多年的“老庄稼汉”来说，从犁地、撒肥再到打垡、耙地，每一道程序都决不肯马虎，都必要细致谨慎，其耐心耐烦程度简直不亚于妇女绣花；直到所有程序全部完成，土地就象褪去衣服似的袒露出胸膛了，还要让其接受日晒，充分吸收阳光里的营养，接受雨淋，充分接受雨水带来的滋润。最终，土地被揉搓得熟透了，既平坦平整又细碎暄软了，铺上被褥人便可以躺上去睡觉了，这才满意。如果节令尚早，那就再等两天播种；如果节令正当，那就需立即撒播麦种了。
事实上，这种人等节令的现象并不常见。由于天气墒情、人力畜力诸多因素，不管怎样的起明扒早，不管怎样的黑水汗流，结果总是地块刚刚犁耙出来，差不多已是霜降时节，差不多已无盈余时间，于是便又立即接着连滚带爬、紧二赶三的撒播麦种了。
麦种是一开犁时候就已备下了的。就象化肥一样，在农人们的眼里，麦种也是贵重得金珠宝贝般的东西：正如适宜的温度能使鸡蛋孵化为鸡，但再适宜的温度也不能使石头孵化为鸡的道理，良好的化肥能使优质的种子高产丰收，但再良好的化肥也不能使劣质的种子高产丰收；因此要想实现高产丰收的目标，化肥是关键，种子更是关键。在当年的邓州农村，每个公社都设有种子站，种子站又都拥有试验田，用来试验、培育和推广适宜本乡本土种植的作物品种，自然也包括小麦品种在内。这些品种或穗大粒多产量高，或茎粗秆壮防倒伏，或耐旱抗涝保丰收，或抗病抗虫有奇效；不过这些品种并不需要购买，常由大队干部派人去往种子站上以车拉回村里，分给各个小队，然后再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由农户从小队干部手里按照一斤麦种或五斤或七斤小麦的比例换取回家。
去往小队干部家里换取麦种，时间往往选在晚饭过后，因为白天大家都在趁着天光抢赶节令，腾茬整地，谁也没有空闲时间。于是一到傍晚，小队干部家的院门前便围满了肩扛麻袋的农民，麻袋里装着的是农民自家的麦子，在指定位置倒光腾净后，装下的却是大队拉回的麦种。土地承包到户，集体有名无实，这些小队干部原本失去了管理农民的机会，但换取麦种，又使他们找回了当年做干部时候的感觉。他们家院内树下挂着的用以照明的马灯，就一直孤弱的亮到深夜……
麦种下田前，还要在专门配制的药液中浸泡一定时间，一方面有利于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麦种下田后，常有鸡鸭、鸟雀刨土啄食，又有田鼠、蚂蚁啃啮拖运，而经过浸泡的麦种因多带毒性，一旦有鸡鸭、鸟雀和田鼠、蚂蚁吃了，必被毒死，同类看到，未免兔死狐悲，自然不敢再食，也不敢拖运回穴，这样就能保证麦种不被糟践，保证麦苗正常出齐了。
在当年的邓州农村，麦种下田有两种方式，一是手撒，二是耧播。手撒，就是农人左肘挎着盛满麦种的竹篮，腰身站直，一面沿着地垄大踏步的疾速前行一面右手一把一把的抓了麦种颗粒，呈扇面形状的满地铺撒出去。这当然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眼力，既要铺撒均匀，保证麦子出苗后不象“鬼剃头”般的一片稠密一片稀疏，又要保证铺撒整齐，尤其是到了地山口时候，还要务必不撒到隔壁邻家的地里（如果撒落到了隔壁邻家的地里，那就又等于白费力气了，说不定还会招来埋怨），而只将自家的地沿实现完全覆盖；更为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撒种就要做到胸中有数，譬如一亩地准备下三十斤、四十斤的种子，那么打眼一看，便知统共该走几个来回，该装几次竹篮，一路行步一路撒下，及至最后一把种粒撒完，地块刚好到头，真真一把不多，一把不少。这项活路说着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如果不按技术要点胡乱铺撒一气，则将来麦子长成后稀疏的地方麦棵茁壮，麦穗肥大，而稠密的地方麦棵密集如猬毛，麦穗瘦弱似蝇头，其产量自然可想而知；因此负责撒种的多是五六十岁、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庄稼人，有的人家因为不会撒种，只得央求说合，好吃好喝的请人来撒。
麦种撒下后，颗粒或落于碎土隙底，或浮于坷垃表面，于是便驱牛牵耙，再浅浅的耙上一遍，保证全部麦种颗粒俱被土壤覆盖，这才算完成任务。
因为毕竟是人力手撒，完全依靠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多年练就的技术，没有十分的模盘或规矩、格式可依，所以麦苗出来后虽然均匀，株距行距几乎没有差别，但却竖不成排，横不成趟，所以割麦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耧播，前文已经对耧这种农具进行过了简单介绍。耧播能够保重麦苗行距绝对相等，但却不能保证麦苗株距绝对相等，因此必须做到两点：一是牛的行走速度均匀，所以在播种时候常常有人在前面牵着牛绳，保证它走得不紧不慢，正合要求；二是摇耧的人一定要摇得平和均匀，力度适宜，并保证其左右晃动的幅度完全一致，因为摇耧的速度、力度和幅度决定着种粒播下后的疏密程度。只有做到上述两点，通过耧脚播下的种粒才能均匀一致，麦种出芽后才会在行距相等的同时，株距也不相上下；这样麦苗出齐的时候打眼看去，行是行，趟是趟，均匀整齐，不留死角。摇耧需要的是手劲和技巧，需要的是眼力和经验，自然也得是上了年龄的老庄稼人。
通过耧脚播下的种粒直接便为土壤覆盖，所以不需再用耙耙；又因耧播出来的麦苗整齐均匀，没有疏密之分，所以割麦时候比较省力。
只有麦种全部下了田，秋播任务才算圆满完成，农民们也才能抹把汗，喘口气，一边耐心的等候着小麦出苗，一边紧锣密鼓的转入其他劳作了。
行文至此，本该辍笔，然却又想写写当年秋播期间的吃饭问题。
为了赶抢节令和节省时间，秋播期间，当地块距家太远时，早饭午饭便都在田头吃。早上五更起床，天尚黑麻麻时就已赶到了地里，或耕或耙，或打垡子或撒化肥，累到饭时，中午则直忙到太阳当顶，不但筋疲力尽，而且饥肠辘辘，家里人这才送饭来了。送饭的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婆婆，由于地里活重，她们干起来力不从心，也因为家里院里一大摊子物事也需有人照顾，所以老婆婆便承担起了管理家院和做饭送饭的任务。早饭多是苞谷面馍或者红薯面馍，家境宽裕的也不过是麦面一层红薯面一层叠卷蒸成的“花里卷”（这些在平日里是吃不到的，因为干活下力，肚里需要顶得住饥饿的硬食，所以才得稍稍吃上几天），汤则是苞谷糁甚至红薯面汤，偶尔也会有小半碗的咸萝卜丝下饭，却又少盐缺油，没滋拉味；中饭多是丢了酸菜叶子的半稀不稠的糊涂面条。老婆婆送饭时，大多挑着扁担，两端悬着两个小小箩筐，前面的箩筐内盛着馍菜碗筷，上面搭着叠作两层的毛巾，以防热汽散去；后面的箩筐内放着一个黑釉陶罐，里面自然盛着饭汤了。
因为途程较远，也因为路面坎坷，裹着小脚的老婆婆便左肩挑着扁担箩筐，右手拄着枣木拐棍，颤颤巍巍、趔趔趄趄的朝向子孙们耕作的田块走着；每走上里把半里的路，便得寻个地方喘上口气……
看到饭来，在地里干活的男女老幼便放下农具，卸下耕牛，四面围拢过来接了饭菜，又四面分开各寻合适地方，或蹲或站的吃喝起来。如果耕地近旁有条涓涓河溪，那就蹲到河溪边上胡乱洗一把手，擦一把脸；如果没有河溪，那就把沾满泥巴的双手在衣襟下面随意抹上一抹，在枯草梢间匆匆捋上两捋，也就算洗漱过了。倘有十八九岁的妙龄村女在旁，说：得讲究卫生。他们便笑着答道：不干不净，吃了不害病。——农民嘛，讲究那么多干嘛，人老几辈还不都是这个样子过来的？手里抓起一块馍，两个嘴角几乎张到耳根下面，一口便咬去了几乎少半，直把腮帮撑得圆鼓鼓的，舌头差点都被挤得没了去处，嚼了几嚼，囫囵咽下肚去，噎得脖子一抻一抻，喉间发出咯儿咯儿如小鸡打鸣般的声音，但却并不立即喝汤，只管又是狠狠的一口咬下；吃了三口五口的馍，方才将汤碗端至嘴边，“呼噜”一口，喉咙间发出檐槽流水似的咕咚咕咚的声音，已是半碗饭汤下肚去了。然后再吃馍，再喝汤……
吃馍时候，他们往往左手抓馍，不时送往嘴边，右手五指箕张，放于颌下，这样一有馍粒落下，自然便接在了掌中，于是复又送填于口。苞谷糁或红薯面汤喝完了，然却仍有少数糁粒面絮附着于碗壁上面，于是就拧下一小块馍贴着碗壁擦抹一圈，使得糁粒面絮又附着馍上，然后放进嘴里，大口咬嚼吞下。吃完喝完，地上不掉一片馍粒，碗壁则清白如洗。
若是糊汤面条，因为盛于陶罐，热汽不得散发，所以十分烫嘴，只能一手端碗，一手捏筷，哗哗的将饭里仅有的几根面条挑来挑去，促进散热，同时嘴巴对着碗沿连吹几吹，然后试试探探的小抿一口，当然烫得嘴里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赶紧将碗转一转，再吹几吹再抿一口；直到面汤大半下肚，饭也不那么烫了，这次大嘴猛张，呼噜呼噜几口就将面条和着酸菜扒拉下肚……
直到所有的子孙们都吃喝完毕，老婆婆这才将碗筷收摞一处，重新放于箩筐，然后挑起扁担，拄着拐棍，踽踽的，缓缓的，朝向村落走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邓州农村，尤其是西部西北部的岗坡丘陵地带，绝大多数的农田都是“望天收”，农民依靠看老天爷的脸色种地吃饭；俗话说：天旱雨涝不均匀，风调雨顺的年份毕竟很少，这就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多的不利因素。有一年秋收过后，霪雨连绵，数月不止，致使茬腾不出，地无法犁，眼看节令即将立冬，犹然不见太阳一面，农民日日祈求哀告老天爷也不见效；无奈之下，只好一面含着眼泪一面将麦种直接撒进地里，期望来年多少有些收成就行。这样种下的麦苗根扎不深，遇风就倒，其产量自然可想而知了。
又一年麦种下田后，一连两个多月滴雨不降，河枯溪涸，就连人畜吃水也成了难题，麦种刚刚孕芽便被旱得“胎死腹中”；上了年龄的老农扒开土壤，寻出播下的麦粒，麦粒因为粪土腐蚀，指头轻轻一捻就变成了灰滓，——自然又是一个灾年。
不过，大涝大旱的年份毕竟不很常见。麦收八十三场雨，也就是说小麦从种到收，如果老天爷照应，肯有八十三场降雨的话，那么就一定会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就一定会实现丰产丰收的愿望。假若墒情较好，肥力饱满，再加雨水及时，光照充足，则播撒下去的麦种不过三天五天就会发芽出苗，不过十天半月就会把一块块田地变得如同铺了层绿意茸茸的地毯。清晨站在地头望去，初生的麦苗青碧中透着些鹅黄，很有些象娇嫩的婴儿，柔稚微弯的梢头又总是顶了一粒晶莹剔透的露珠，露珠又总是滢滢烁烁的反射着太阳的光芒。一株麦苗一颗露珠，一颗露珠一个太阳，宛似金宝珠玉般的令人眼花缭乱，其情其景倘令墨客骚人看到，必然文思飞扬，脱口而成锦绣章句。这时候，总算略略喘过半口气来的老农们总会蹲在田头，口中咬着拖了绣花荷包的竹根烟管，笑眯眯的微觑着麦苗；在他们的思想里，有苗就不愁长，眼下麦苗都拱破了地皮，露出了芽茎，来年的丰收不就大有希望了吗？来年的肚皮不就不用再打饥荒了吗？还有，灾年荒月欠下的外债、儿子娶亲亟需的彩礼、闺女出门备办的嫁妆……一株株幼弱的麦苗，承载着多少卑微而迫切的希望啊！
写至这里，我忽生感想：中国的农民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们不管是身处困境还是面临厄运，都永远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今天天气不好，就想：明天一定会好起来的；今年粮食收成不好，就想：明年一定会好起来的；自己受苦受累一辈子，就想：到了儿子孙子那辈，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正是在这种微茫渺远的希望的激励下，他们才不轻言放弃，才肯兢兢业业，一日一日的拼搏奋斗、顽强生活下去……
还有，中国的农民绝对也是世界上目标最低、最易满足的农民。二亩坡地一犋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为了这个低微的愿望，他们起早贪黑、栉风沐雨的辛劳着，他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生活着，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白了头发弯了腰，苦熬苦做一辈子，然而真正实现目标的，却总廖无几人。只有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只有到了土地承包和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才真正的挺直腰杆，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