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人生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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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文，由“爱”和“智慧”两个单词组成。

人生重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把哲学也分为了不同的门类。比如“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形成本体论；“我是如何思考的”形成辨证逻辑；“我是如何形成又如何运作的”形成心灵哲学；“人生在世应该如何做”形成道德哲学；“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形成政治哲学等等。

中国古代道、墨、儒三家对以上问题都分别做了回答:

本体论与“道”

道家思想的“道”在本体论上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印度和西方的命题范式。“道”既不是印度的“梵”，也不是西方的“上帝”，更接近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就是模仿道家思想。

老子对道的定义是无声、无形；是单独不变的存在，周行于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

逻辑学与“墨辩”

墨辩论“知”，分为三层：一是“所以知”的官能；二是由外物发生的感觉；三是“心”的作用。要这三物同力合作，才有“知觉”。这三物同力合作靠两种作用：一个是“久”，一个是“宇”。久即是“宙”，即是“时间。“宇”即是“空间”。这两种的作用方才可有知觉。有了久与宇的作用，才有“记忆”。墨辩叫作“止”。

墨辩论“知道”的分别有三种：闻、说、亲。第一种是别人传授给我们的叫做“闻”。第二种是由推论得来的叫做“说”。第三种是自己亲身经历来的叫做“亲”。

墨家的“辩”，是分别是非真伪的方法。论辩的人需要搜求观察万物的现象，比较各种现象相互的关系，然后把这些现象和这种种关系，都用语言文字表示出来。所以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墨辩还有一个“法”的观念很重要。科学的目的只是要寻出种种正确之故，要把这些“故”列为“法则”，使人依此去做可得到期望的效果。归纳法是根据“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的方法。演绎法是根据“同法的必定同类”的道理，去把已知之故作立论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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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哲学与“庄子”

禅宗多有庄子的思想。庄子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抬头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自化”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规律来证明上帝之说。《知北游》篇说“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数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无已”。

庄子是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恰恰相反。辩胜便是应当的，应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极端相反的。其实这两项是互辅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这些观念和海德格尔相似。庄子将这个思想推到了极端，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道德哲学与“孔子”

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一是一切变迁都是由微变显，由简易变繁杂的，因此孔子的哲学看重动机；二是人类的一切器物制度礼法，都起于种种“象”，“象”的应用，是“意”“居心”“念头”。在实际方面，就是“名”，因孔子重视“正名”；三是积名成“辞”，可以表示意象动作的趋向，可以指出动作行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为人生动作的向导。

“忠恕”是孔门人生哲学的根本方法。恕字在名学上是推论，我与他人同是人，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故“所求乎子以事父”，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要认定我与他人同属一类，只要认得我与他人的共相，便自然推已及人。这是人生哲学上的“一以贯之”。

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的行为。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仁。因此做父亲须要尽父道，做儿子须要尽子道，做君须要尽君道，做臣须要尽臣道。

人能好德恶不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到了“好之”的地位。道德习惯变成了个人的品行，动容周旋，无不合理，如孔子自己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便是已到“乐之”的地位了。

政治哲学与“法”

中国的法理学虽到公元前三世纪才繁盛起来，但它的根本观念来源很早。

一是无为主义。中国的政治学说，自古代到近代，几乎没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无为主义。孔子是极力称赞“无为而治”的，法家虽信“无为”的好处，但他们认为必须先有“法”，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无为之治了。

二是正名主义。“善有善名，恶有恶名”，使人一见善名便生爱做的心，一见恶名便生痛恶的心。“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使“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这可见儒家的正名主义乃是法家哲学的一个根本观念。

三是平等主义。墨子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义，无论是科学的通则，还是国家的律令，都是如此。这是法律平等的基本观念。“法”的作用是要能“齐天下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