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我认为我有3种资历：
我构架了自己理论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
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
我挣了很多钱
我单独成就事业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情关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为我不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获得了强大的召集力。
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
科沃耶夫曾经对我说：“我一生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奋斗。”
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
美国政府仍继续决定着世界的议程，而布什政府错误地设置了其议程，使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使用武力，忽视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我们的文明可能会岌岌可危。
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愿意对政府负责的公民社会是构成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
美国已经成为了不愿意面对残酷现实的‘感觉良好型’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公众会如此痛苦地接受布什政府的误导。
自那时候开始 ，我们便发现真理是可以被操纵的。
就算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我们做出的决定仍和我们原本的目的不相符。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下面让我们来思考一个表述：你是我的敌人。我的这句话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感受。这个命题可能和某个事实是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双向联系的存在，这种符应关系不一定反映出全部事实。有可能是我令你变成了我的敌人，而不是我被动的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事实如何不得而知，因为它要取决于我们的想法。（p.5）
知识原本是客观的，而众所周知，理解是主观的；知识与真理符应论以及科学方法有关，而理解则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风格和个人偏见。
认知功能旨在提高我们的理解，而参与功能则意在影响世界。
反身情况的特点在于：参与者的观点和真实情况间缺乏对应性。以股市为例，人们之所以买卖股票是出于对未来股价的预期，但股价也与投资者的预期有关。这种预期不能被称为知识。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参与者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或偏见来做决定，因此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反身性不仅给参与者的世界观，还给他们面对的现实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和不可预测性。
反身情况不一定会趋向均衡；实际上，它还可能与理论上的均衡状态相偏离。
反身性通常出现在相对狭小的那部分现实之中，但正是这部分现实对参与者来说意义最为重大。因为我们参与的正式这种情境。它的特征表现为认知功能和参与功能的相互交织、互相干扰。因此，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我们的决策也往往事与愿违。虽然我们无法消除两种能力之间的相互干扰，但比起理性行为的假说，如果我们对反身性有所认识，我们便朝着现实又迈进了一步。
理性行为是一种理想的情境，当中不存在出乎意料的结果。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认知，但是知道得越多，我们的境况就越好。而追求知识也一直是人类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
大部分人对待现实、知识和真理的看法都根源于启蒙运动。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知之甚少，也不懂得利用这种力量。但科学方法为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为诶 科学方法当时真在产生显著的成效。将现实看做等待人们去发掘的事物，这种观点无可厚非。毕竟，那是18世纪，人们对地球的探索还不完全呢！首先搜集事实，接着再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让人们颇有成就感。人们可以从不同途径、不同方面获得丰富多才的只是，因此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理性扫除了几百年来的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进步的胜利感。主流世界认为，人类的认知功能没有极限。这种观点只意识到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单向联系，还把现实当成了独立存在的事物，并且认为主要表述和事实是符合的，人们就能理解现实。
倘若要确定工序平衡时的均衡价格，就必须假设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偏好，同时完全知晓自己所面临的机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偏好和机会是彼此独立存在的。
由于人们无法完全掌握当前盛行的价值观念以及可以利用的机会，同时均衡点的位置也不确定，因此在价值和机会之间，现实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之间，都存在一种反身性内在联系。
我们在摈弃理性时代的同时并没有认识到自身易犯错误的特性。我们抛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和成就，却没有找到更好的代替物。
后现代语言不承认现实只承认叙事。而真理其实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无法触及。后现代社会的极端相对主义没有为判断是非真假提供可靠的依据。人们缺乏安全感，因而渴望获得更多的确定性。
极端相对主义，完全排斥相对客观的概念，不承认有普遍的价值标准。片面的夸大相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抹煞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在认识论方面，相对主义夸大人们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否认相对中有绝对，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P.14）
承认自身容易犯错，这种认识比起虚无缥缈的完美主义来得重要。一切不完美的事物均可以被改善，这种改善不仅在我们的思维中，而且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体现。假如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全的，那么改善的空间则是无限的。
开放社会属于认识范畴的事实说明，它既是力量的源泉也是软弱的源泉。开放社会的力量在于，它把易犯错性和反身性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从而避免陷入教条式意识形式的陷阱，并且形成了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开放社会同时具有软弱性，因为它忽略了权利关系对塑造事件的重要 作用。
各个事例都涉及到现实的主客观方面之间的某种“短路反应”。它通常表现为实体的价值属性与实体本身之间的循环联系。这种循环联系会导致一种开始时自我强化，最终却自我摧毁的繁荣-萧条过程。
并购浪潮有个一个误区：人们认为，不管公司的增长是如何获得的，都应当按照公司公布的每股收益的增长情况来衡量该公司的股价。
一位企业的老总对我说：没有观众再来看我表演。
传统的证券分析方法对它并不适用（该方法试图通过预测未来的盈利走向，估算出投资者愿为此支付多少金额。）
他们最初的那股狂热劲儿有助于证明报告里描述的自我强化的过程。
这些措施无一不鼓励人们加大对住宅的投机，房价也以两位数的速度大幅增长，这使得房地产投机愈演愈烈。房价的攀升让房屋所有者感觉非常富裕，因此，消费越来越景气，近几年来，甚至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房地产泡沫是由资产的价值与估价行为之间的“短路”造成的。这种“短路”又被成为财富效应。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反身性无处不在。它不是对常规的偏离，它本身就是常规。
在金融市场中，不定时出现的繁荣-萧条周期证明了均衡理论是毫无根据的。
信息在进入意识之前必须先由大脑进行处理。这是因为，假设用一个数字来表示，那么接受信息的带宽为100万，而意识运行的带宽大约只为40.实验表明，处理信息大约需要半秒钟，因此我们的意识滞后于现实半秒钟时间。由于滞后的时间过长，意识无法控制人们所有的反应。打网球和拉小提琴的行为不受意识控制，因此网球运动员和小提琴演奏家需要通过刻苦联系提升反射性。
前额叶受损的人大脑功能并未受到影响，但是性情却发生了变化。他的个性变得不太正常，而且阴晴不定。
借助感情比诉诸理性要 有效得多。右翼组织的政治顾问弗兰克.伦兹将竞选口号发展为一门艺术。像“免税”“”遗产税““洁净空气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些引人注意的口号都是由他设计的。
德国占领时期的经历对我来说很有正向意义。虽然我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人们不断在我们身边死去，但我们不仅设法活了下来，还取得了胜利。
纳粹迫害，苏联占领，以及我在伦敦的窘境都可以被视为远离均衡的状态。我之前就明白，实际可能和期望相差甚远，盛行的观点可能并不适用于实际情况。观念与现实之间，有时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验证越严格，通过验证的归纳价值越高。
问题在于，当参与者不能根据知识做决定时，他们怎么才能做出最佳决策？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观点与现实之间的分歧不可避免，同时分歧必定会导致结果与期望出现偏离。关键在于分歧的程度如何，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有多严重。怎样做才能讲分歧和不良后果保持在最低限度？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都被这个问题深深困扰。
波普说，我们有可能是错的，但我认为我们一定是错的。我讲它成为彻底易犯错性。我的依据是：我们能够对现实有一定的领悟，但是我们了解的越多，等待我们理解的事物也越多。面对这个移动的靶位，我们将知识过度延伸到一些不太实用的领域，我们获得的知识也将因此不堪重负。即便是对现实正确的解释也注定会产生曲解。这个观点与彼得原理类似。彼得原理声称，每个有能力的职员都会被 提升到更加高级的职位，直到他不能胜任为止。
莱考夫认为，语言往往依靠隐喻来表达，而非严密的逻辑。隐喻的作用方式是：把一种情况中的观察结果或者属性特点移植到另一种情况中，而这个移植过程难免会进行过度。
社会现象的研究会遇到自然科学研究中所没有的障碍---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它应当鼓励我们不断完善这些观念，同时阻止我们把任何观点或制度看做永恒正确有效的观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框架注定是扭曲的，是不完整个的，因此 框架总是需要不断纠正的。
不完善的事物恰恰是能够被完善的事物。
在正式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错误的观念 可能会占据上风。
说真话不仅会伤害自己，还有可能伤及无辜，所以说谨慎即大勇。
言语行为的概念（即行为由语言组成）也早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了。
开放社会的理念属于认识论范畴而非政治范畴。开放社会承认，人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并把这种认识作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政治理论为基础。
这种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自己掌握了现实唯一正确的理解，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献上绝对的忠诚。
在开放社会当中，人们能够享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且还能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并与他们和谐共处。至于社会必需的限制措施，则通过法治来设立。
开放社会承认人类易犯错的特征；相反，封闭社会则否认这一特征。
我所谓的”传统思维模式“只有一个任务：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这种极其简单的做法会产生严重的代价--信仰可能会与现实完全脱节。只有当社会成员将自己当做社会的组成部分，并毫无异议地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时，传统思维模式才能盛行。
在机会中取舍是批判性思维模式的主要功能。批判过程最突出的优点在于，与传统或教条式思维模式相比，它能提高人们理解现实的能力。然后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不能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
教条式模式在很多方面与批判模式是相反的：教条的模式带给人们虚幻的确定感，但事实上，这只是对现实的歪曲罢了。
认知科学的最新发现显示，选择的运作方式与视觉相似。中央视觉的反应十分灵敏，并且能够加入人们的中心意识；而周围视觉的反应则比较迟钝，而且容易为人们所忽略。同样，有些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而另一些选择则来自人们的本能。我们很清楚为什么要有意识地进行选择，但是我们对自己所做的许多选择几乎毫无意识 。
人们往往为了寻找快乐而妄作选择。当不再满足于选择的一时快感时，我们会发现开放社会也可以被称为缺乏目标的社会。这回总说法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找到目的，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必须为了寻找目的而不懈努力。
开放社会能否繁荣发展，从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产生普遍的进步感。
成功并不总是确定无疑的，成功与否还应看参与者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创造活力。
倘若开放社会不能产生幸福感和进步感，那么找不到人生目的之人可能会被迫向教条主义求助。教条可以为他们提供现成的价值体系，并为他们在宇宙中找到安全的栖身之所。教条式思维模式包括建立一套至高无上的教义。
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在竞争中获胜，那么它可以将可怕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目的性的因素统统消除，接着再向人们灌输一种自豪的满足感。
统治者无需以个人名义遂行个人的目的，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就能够从现行制度中获利。
我坚信强盗资本主义终将被合法资本主义取代，但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
指令性经济无法避免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只要稍有选择余地，指令性经济的缺点就愈加暴露无遗。
我吸取的教训就是，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会带来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进入崩溃-瓦解的持续循环过程，循环过后还可能出现复辟或渐趋稳定的状态
开放社会受到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过分自由、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的失败；二是教条思想独裁主义者，或是各种各样的极权政权。
这里说的均衡指的是：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近似均衡的地位高于远离均衡。
与现实最为贴近的理解更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议程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适者的决定因素应该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全球化的世界不是由赤裸裸的强权主宰的原始丛林。
一些被人们视为职业的活动正逐渐趋于商业化。包括法律和医学在内的职业都是如此---更不用提政治了。一旦职业化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所谓职业标准也将危在旦夕；这反过来使开放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念变得更加缺乏。
人们越加缺乏对职业价值观的尊重。如今，这种观念甚至延伸到了科学和学术领域。知识产权将思想变成了财产，人们从事科研活动是为创造财富而非追求知识。原本纯洁的学术逐渐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对知识产权的追求往往会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大学院校难以抗拒政党政治的入侵，因为种族和性别配额削弱了它们择优雇用的权力。
美国的问题就出在反恐战争上，正是这场战争导致美国进入了远离均衡的状态。为什么反恐战争让我们更加缺乏安全感？
批判性 思维模式固有的不确定性，社会价值是建立在如 芦苇一般脆弱的个人基础之上的。如果开放社会的特征--恐惧、不确定性以及缺乏目的性成为了人们不堪负荷的重负，那么一个满口仁义教条而且魅力非凡的领袖可能会被人们视为大救星。
布什政府正是利用“911”恐怖袭击向公众灌输恐怖情绪，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策才能获得人们的无条件支持。我引用金融市场的繁荣--萧条理论来证明：布什政府对霸权的追求呈现出了泡沫的特质，因此这种追求只能白费力气，适得其反。
当布什总统说道:"不支持我们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时，我不禁联想到纳粹党的宣传旗号。
肆无忌惮的追求私利以及永无止境的自我放纵，不仅对道德伦理和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还引起了两国社会的剧变。
一旦某种运动成功夺取了政权，它就被赋予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权威和尊严。原本不合法的行为和政策也随之合法化。挑战这些行动和政策就等于挑战国家的象征意义。
通过广告业 和营销行业的最新成果，布什政府能够进一步提高那纯粹宣传机构曾经使用的宣传手段。
认知科学在理解人脑功能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理性观点相比，人们更容易受到情感诉求的影响；为了确保有效性，情感诉求不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奥威尔的《1984》里，一切媒体竟在”真想部“的控制之中。
（p.88）三者拥有共同的主题 ：达尔文主义---生活是一场适者生存的竞争，但适者的决定因素是竞争而非合作
由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渴望，本届政府才能得到不同政治团体的支持。
我亲眼见证了联盟的力量。
他们信仰结盟这种方式，也不认为自己是邪恶之徒。
而事实上，这种阴谋论在这间会议室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这些人的自信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由于布什政府对这起创伤事件的巧妙利用，布什总统赢得了人们无条件的支持。
早在”9.11“恐怖袭击发生 之前，人们 就已经对真想漠不关心了。我把这归咎 与美国的政治和司法体系均带有敌对的特征，而且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竞争也越发激烈。
美国社会的一大缺点就在于人们对金钱的过分崇拜----这种拜金主义甚至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了危害。
倘若法律从业者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那么真相酉如何谈起呢？当社会对成功的崇拜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旨在防止欺骗、撒谎等不正当行为的防卫措施也会因此失去效力。于是，人们的幻想破灭了，也不再期望领导层能够达到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一来，人们自愿被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成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社会可能会陷入由自我强化走向自我毁灭的繁荣--萧条过程。
成功中孕育着成功，但当成功无法继续带来成功时，这种联系就有可能产生反作用。
我曾经在开放社会的原始模型中预示过一些困难的到来，还提到过不稳定性以及传统价值缺失的问题，但我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关心真理？开放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以"真理至关重要"的假设为基础的：我们无法获得根本真理，但是我们越接近现实越好。我曾经论述过追求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我把追求真理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人类事务中，成功有捷径可循。我们可以直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不必大费周章地追求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真理是至关重要的。
柏拉图认为追求真理是哲学王的任务。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真理为我们服务，而要追求那不可企及的真理呢？我之前从未留意过这些问题，直到布什总统连任，我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会一直致力于追求真理。我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一如既往的关注真理。单着并非理性的预期，而是我个人的偏见罢了。
把自身利益服务的表述标榜为真理，人们就能达到操纵现实的目的，但起结果可能会对预期有所偏差。为了讲偏差降至最低，我们必须理解现实而不是操纵现实。某些现实确实不受人类意志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尊重现实。
布什政府把“真理是可以被操纵的”新年作为执政的指导原则。但请看看这样做的结果：即使以布什政府的目标来衡量，伊拉克战争也是彻头彻尾的一大败笔。
普通大众对哲学并不感冒，他们只对结果感兴趣。这使得开放社会原则的拥护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可能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或至少几个段落此案了个向人们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蓄意操纵真理 的人们却只需几个类似“反恐战争”的口号就能达到目的。
我们不顾一切真理追求成功，结果，美国成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
理性框架不适于解决和权利有关的问题。
只有当人们信任开放社会并把它作为社会组织的最佳形式时，开放社会才能继续存活下去。
人们对开放社会的信仰很难维持，因为开放社会没有成熟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只存在于人人渴望自由的封闭社会当中。
人们必须决定自己想要生活在什么类型的开放社会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开放型社会中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政党。但是在政治辩论的背后，政党之间必须就批判过程的管理原则达成一致的见解，因为批判过程是开放社会的核心。
运动大获成功，因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相。
一个不愿追求真理而自我感觉良好型社会是无法直面残酷的现实 的。这就使得美国在错误的思想、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以及谎言大话面前不堪一击。
尊重真理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已经成为了价值观的问题。在重新获得学术诚实和学术正直的价值观念之前，美国首先必须重新发现这些 价值观念。
大多数人认为媒体应对当今社会的局面负责，但媒体只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观众希望获得乐趣，而非新闻资讯，这正是媒体竭尽全力满足的那类市场。自由多样的媒体是开放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大部分媒体早已不再履行其制度作用。
媒体的所有权通常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右翼宣传机器也渐渐浮出水面并把自己伪装成普通媒体的一部分；很明显，媒体进一步加剧了感觉良好型社会的弱点 。
1950~1980年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与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消费主义对政治的干预。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人们更不愿意面对现实。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充满了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不确定因素。
宗教激进主义的作用越发明显。宗教激进主义仿佛从耶稣时代起就一直再回避自我反省的问题，但反省恰恰是基督教的典型特征。看来激进主义的宗教为回避虔诚信徒的支持，正千方百计让给信众心情舒畅、感觉良好。
所谓经济学就是在无限的需求当中，对稀缺资源进行精心分配。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仍对此深信不疑。但完全竞争并不利于盈利。完全竞争带来的回报只够填补资本的消耗，而盈利却是企业家们的动力。
发明创造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除革新产品之外，企业家还找到了提高利润的其他方法：推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建立垄断、打广告以及营销 推广。这些 活动打破了纯粹的完全竞争。供给和需求不再彼此独立，因为人为的刺激导致了需求的产生，市场交易的内容不再是商品而是品牌。在利益的驱动之下，这一趋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公司不再迎合市场需求，而是迎合人们的欲望；他一边支配，一边刺激着这种欲望。它们还采用了更加复杂的方法对市场以及消费动机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的对象---消费者，无法再独善其身。因为消费者必然会对刺激作出反应。消费主义就是按照 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它随着公司谋求利益的脚步一步步壮大兴起。（p.105）
候选人和选民的偏好之间原本就是互相独立的关系。智囊团和信息策划等商业方法的引入打破了完全竞争的过程。候选人学会了应和选民的欲望，而不再向选民宣传自己坚信的政策。选民注定会受此影响，他们自然会选择说话中听的候选人，但同时他们难免会发现自己被人操纵了；当他们发现当选的领导人欺骗了自己的时候，他们并不感到奇怪，但是根本没有退路。
能够让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事物数不胜数。美国实行的民主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消费主义为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大萧条早已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布什政府助长和放大了笼罩在全国人民心头的恐惧感，并企图利用这种恐怖情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恐怖”到底指人们的感觉，还是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敌人？
“受害者变罪犯”理论，由这种转变开始的恶性循环使得暴力行为不断升级。
恐怖分子打击了美国人民心中最脆弱的部分---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可能性抹杀了人们所有美好的感觉，感觉良好型社会无法接受死亡。
罗斯福总统的格言：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我们无法回归均衡状态。秘密的调整我们的行为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仿佛罪恶的秘密一般阴魂不散。我们在反恐战争中犯下了卑鄙耻辱的行径。
俄罗斯控制着当地的天然气供应权，而普京不仅能利用这种控制权为其伙伴和盟友增加财富，还能重申俄罗斯对其邻国的影响力。能源供应的短缺进一步增强了普京的地位。
在切尼这些美国至上主义者眼里，国际关系主要是权利关系而非法律关系。在他们看来，国际法必须服从于权力；他们还把权力定义为军事力量。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可以轻易被目不识丁的暴徒打倒，权力在握的独裁者可能被江湖骗子耍的团团转或者任由其妻子或情人摆布。权力更像小朋友玩的“石头剪子不游戏”：剪子将布剪碎，布则可以包裹石头，反过来石头可以砸烂剪子。
一旦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消失，家庭将会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
美国之所以没有对朝鲜采取经济行动是因为韩国首都首尔处于朝鲜大炮的射击范围之内。
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的同时，也可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以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满足为中心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的威胁而凝聚在一起。
美国太过成功和富有，因此无法博得其他国家的拥戴。
市场原教旨主义：允许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是满足共同利益的最好方法。根据这种观点，我之前所说的独一无二的责任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强者不必照顾弱者。
畅通无阻的市场能够确保资源在互相冲突的个人需求或者（由消费主义导致的）私欲中的有效分配。但人们仍然拥有共同的需求，例如维护和平和秩序，保护环境以及保持市场本身的机制。但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正确的激励和惩罚机制将共同需求转化为市场力量，但这还需要政治行动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
忽视共同需求不仅符合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的富人们的利益---这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喜闻乐见的结果。也使得全球变暖这类问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这种结局对富人也没有好处。
恩戈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黄金般的身价。
我想到了一条简单原则：我们应当更多的从建设性方面入手。建设性参与不会违反主权原则，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停止援助也不违反主权原则。建设参与得越多，我们在实施惩罚时的选择也就更加广泛。
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错误：原教旨主义者都渴望获得确定性以及完美的解决方法。如果一种制度行不通，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制度上
政府倾向于优先考虑他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不是它们应该援助的人民的利益。捐赠者的利益总是优先于受捐赠者的利益。
我时刻准备好接受错误并放弃失败的项目，我们也因此拥有了比较优势。由于害怕承认失败，官僚政府经常逃避风险。但是我们基金会能够承受风险，因此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回报。
“零敲细打”才是改善世界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承认完美是不可企及的。
当欧盟作为一种理想和渴望的时候，你感觉它是那么的诱人；而当愿望变成现实之后，吸引力也随之消失了。一般来说，这也是全体开放社会的一个特点。
人们不能毅然面对未知、迷惘、充满困扰的未来，于是他们只能回望过去，从民族以及本土认同感中寻求慰籍。
怎么讲可能性缩小到人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呢？只能依靠归纳法、二分法以及其他抽象方法。在进行归纳时，归纳得到的规律越是普通，越能将复杂事物简单化。我们最好把世界看做一般等式，用一组常数代表现状。改变常数，等式对过去和未来的情形依旧成立。在运用这种一般等式的时候，人们必须准备好接受任意一组复合等式的常数。
事情一直是这个样子，因此不可能发生任何形式的改变--这点可以视为传统思维模式的原则。
它的原则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毫无逻辑可言。传统思维既不像我们曾经了解到的那样一丝不苟，也不那么合乎逻辑。逻辑论证或其他形式的论证只有在人们必须在多个选择中进行取舍时才能派上用场。
没有变化的社会，其特点是缺乏不同的选择。人们思维只需处理一种情况，即事物现在的状态。由于缺乏指引，人们虽然可以想象各式各样的替代方案，但它们却犹如童话一样遥不可及。
在这种情况下，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是----接受事物的现状，因此人们不太可能进行猜测或批判。思维的主要任务不是质疑而是接受既定的条件----这种状态依靠最简单的归纳就可以完成，这样也为人们省去许多麻烦。但同时，人们也失去了批判性思维的利器，因此人们的世界观注定是原始而荒谬的。
因为传统思维模式局限于具体事物，因此它也避免了现实和思维的分离，但也会因为这种极为简化的方式付出代价。如果思维和现实间没有区别，人们又怎能区分对错呢？人们唯一可以拒绝的是那些与主流传统不相符合的表述。根据这种判断标准，人们必须自动接收所有的传统观念。
一旦思维和现实被混为一谈，那么来源于实际观察的阐释和来自于荒谬信念的解释都具有同等的说服力。只要我们相信，一棵树的灵魂和树的本体同样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种信仰，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拥有同样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思维模式以其低级的认识论，能够轻易造成信仰同现实的脱节。
人们刨根问底的唯一目的只是出于无关紧要的好奇心罢了；人们可能会沉浸在探索的世界里不可自拔，但只要想到会触犯神灵，便立马打消了继续探究的念头。
传统思维模式无法区分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区别。因此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自然也像对待大自然那般毕恭毕敬。
批判的态度能够而且确实从批判中获益---观点在批判中不断改进，直到不能进一提出反驳为止。
尽管伽利略的实验已经解开了宇宙的神秘面纱，但人们可能会继续天真快乐的生活在“天圆地方”的信仰当中。因为有人在美洲大陆发现了金银矿藏，伽利略的观点才变得不可辩驳。人们无法预知科学实验能够产生实际成果，如果科学研究仅局限于使用目的，科学就不会有如今这边的成就。然后这些成就恰恰为科学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是不完全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生效的前提在于，该理论必须是正确的。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并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被理论左右。
为了讲自己伪装得更“科学”，社会科学一直在竭力模拟自然科学。经济理论尤为如此。一直以来，它都不遗余力地否认、回避反身性的存在。
由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千差万别，追求真理并不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有效方式，因而鲜少有人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对真理的追求。
关于民主制度能否实现，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实现与否还取决于参与者的创造能力。民主制度要盛行于世，人们就必须将它视为一种理想，必须充分相信不完善认知的积极作用，希望它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我的方法是建立在不完全认知的基础上的
流动性并不完全，流动性也不是完全不耗费成本的。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流动，但却是因为被更好的条件所吸引，或者因为环境变化而背井离乡。
我们用所谓的“有效流动性”取代不切实际的完全流动性的概念，以批判性思维模式取代完备的知识。结果出现的并不是经济学中所定义的完全竞争，而是被我称为“有效竞争”的状态，它和完全竞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价值和机会是固定，而后者是不断变换的。
如果能够达到均衡状态，有效竞争的条件就不适用。每个单位都会占据特定的位置，而且不太容易被他人取代，原因很简单，他们会拼尽全力维护自己的位置。犹豫他们已经在这个位置上掌握了特殊的技能，因此流动将会造成他们的损失。他们会殊死抵抗任何侵害行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宁可减薪也不愿意变动，特别当变动意味着要和别人的既得利益作斗争时尤为如此。鉴于他们宁愿负隅顽抗，为了保住位置不惜牺牲，外人会感到很难与他们竞争。结果每个单位不仅没有无限的机会，反而或多或少被目前的安排束缚了手脚。由于没有完备的知识，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
我把自由看做获得替代选择的权利。如果替代方案较目前情况逊色不少，或是流动牵涉到付出很大努力或牺牲，人们将继续依赖目前的安排，因而必须承受各种限制和剥削。
把自由当做理想的人们可能为之全身心奋斗，但他们不见得了解自由的真谛。作为理想的自由被人们看做至福。当英雄主义的光环褪去，以共同理想为基础的团结精神也便烟消云散。只留下形同散沙的个人，追逐各自眼中的利益。
完全变化之社会的景象。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替代选择都唾手可得：个人关系、意见和理念、生产过程和资料、社会和经济组织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机社会的成员则毫无个性可言；在不完全变化的社会当中，现有价值观和关系仍限制着人们和国家、家庭和伙伴之间的关系；而在开放社会中，这些关系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决定。从相反的角度来看，社会关系的永久性消失了；社会的有机结构全然瓦解，社会结构的“原子”----也就是个人，在失去根基之后，四处漂泊，无依无靠。
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进行买卖，因为那些价值纯属私人性质，因此不能进行交换（例如母爱）；另外一些价值则会在交换的过程中失去价值（例如名誉）；还有一些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交换的（如天气或政治任命）
自由最明显的吸引力确实负面的---缺乏限制。但自由也有积极，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面。它允许人们独立思考，决定自己的需要，以及实现自己的梦想。人们还能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在智力、组织、艺术以及实际方面达到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成就。这是一种极度兴奋而又满足的经历。
社会不能建立在愉快的原则之上。生命包括痛苦、冒险、危险以及死亡的可能。如果愉悦是唯一的标准，资本就不能累积，许多构成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就无法生存，构成文明的许多发现、艺术和科技创造也将无从达成。
寻找目的成为了一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加入团体或者献身理想将自己和远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但是自愿结社缺乏有机社会那种令人放心的可靠品质。人们的归属并非理所当然的，而是有意选择的结果。然后面对众多的选择，人们很难全心全意地效忠某个特定团体。即使真有人能做到，团体也不见得会反过来报答其忠心：个人总是处于随时被拒绝火遗弃的危险之中。
孤独或自卑、罪恶以及无用的感觉，可能与缺乏目的有直接的关联。人们常把这些感觉作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把个人困难放在社会背景下进行解决，这便使人们的精神困扰日趋恶化。精神分析在这个方面毫无用处；不管治疗价值如何，精神分析往往过于关注个人，这反而会让本该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
无法找到自己需要的个人价值观的人，可能会被迫接受教条，因为教条可以为他们提供现成的价值观和宇宙中的稳固地位。消除缺乏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放弃开放社会。如果自由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封闭社会在他们看来就像是救星一般的存在。
教条模式不会承认自己在建立某种假说，因为这样会破坏它正尝试建立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真正不变的世界是没有历史的。一旦人们意识到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教条便失去了必然性。
天真一旦失去之后，便不可能再恢复，除非我们能够忘却所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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