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常识（三）———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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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的本义为提网的总绳，其比喻义为事物中占据支配和控制地位的关键成分。“三纲”的提法并非出于儒家，而是始于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孔子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孟子则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见，孔子、孟子所言的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双向的对等关系，而韩非所言的君臣关系以及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则是单向的、一方对另一方具有控驭权的服从关系。韩非将君臣完全对立起来，倡扬权术和法制的重要性，而儒家则强调亲情和仁义是维持社会关系的根本。“三纲”的正式提出者是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君臣、 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自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又言:“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合”，是配合的意思，也就是被支配的一方。 这也就是后来统驭中国社会思想两千余年的“王道三纲”。而三纲成为封建统治者用于奴化人民的工具，则在宋明以后。以等级名分教化社会的观点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罪人”。这种说法扭曲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说。其核心是从于正理或无条件服从于上下关系，三纲立足于关系下的服从，而孔子立足于正理，倡导无论地位都该依正理尽本分。“三纲”虽然打着儒家的旗号，但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实则是后来君主专制社会的思想家为迎合政治需要而制定的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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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精神信念与行为规范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五常的定称，出于董仲舒《天人三策》：“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之所以将仁、义、礼、智、信称作“五常之道”，是因为“常”表达的是永恒不变之义。后来，“五常”与“三纲”常常并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伦理准则，但是实际上“五常”的观念比“三纲”早很多，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是社会上广为认同的德行规范，孔子继承了华夏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泽于后世。可以说，“五常”作为一种思想理念，有着比“三纲”更为广泛的适应范围，当今虽不再有“五常”的提法，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理念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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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纲五常”作为为中国宗法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也是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重要支柱。三纲强调封建主义人伦关系的尊卑与高低、主从关系；五常强调处理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其核心就是确立和维护法定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由此强调等级的不可逾越，对这一政治伦理原则，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家，都拥护它并围绕着它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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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三纲五常，对封建时期的传统社会和专制政治起到了稳定作用，一方面“三纲”是封建社会控制系统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三纲的神圣化与绝对化，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三纲五常”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理论武器，对人们进行思想控制，它束缚了人们思想和行动。压抑了古代人们的自然欲求。在“君为臣纲”方面，强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尊卑秩序，明确他们之间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关系，使国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不至于经常地颠覆和骚乱。在“父为子纲”中子女唯一必须明确的就是孝敬，即使父母有错也不能反对，社会规范中的是非、善恶的标准都可不予考虑。虽然这一规范在管教子女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其过于束缚和保守的理念很明显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其影响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淘汰的表现。“夫为妻纲”在古代过于压制女性的权力和地位，饿死事小，贞洁事大，男女之间牵手都会被指责，而在现代“二奶”之风盛行的情形下它有了它新的概念，做丈夫的不能违背自己在感情上的承诺，要真正成为‘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导致了三纲的变异，最终成为阻滞社会发展的腐朽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