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司马迁的简单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北）人。出生在公元前145年，他的卒年没有明确的记载，大约在汉武帝末年。
司马迁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汉武帝执政的时期，这个时代是汉代最繁荣强盛的时期，经济上繁荣，国家实力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开始大规模的开天阔地，开始对外用兵抗击匈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
汉武帝采取了加强统一的措施，采取了一些文化建设方面的措施，为了适应经济的需要，采取了经济上的一些措施，实行严格的官僚制度，这些措施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这是历史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也是各种矛盾充分显露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灿的时期。
汉朝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人物，都生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董仲舒，公孙弘，这些提倡独尊儒术的人物，经济上桑宏羊，军事上卫青，霍去病，外交方面苏武，张骞，文学艺术方面司马相如，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
时代为他创造史记，创造了条件。时代造就了司马迁这个文化上的巨人。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其家庭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祖上的这些经历，也会影响到司马迁对军事和经济问题的兴趣。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太史令，恢复了家族的史官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官是保存掌握文化的人，史官他不直接处理政治事务，管理百姓，但是通过他的历史记载，对于统治者的行为，是非做褒贬，做评价，他们有自己的传统，他们大部分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
司马迁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史官传统的家庭里，另外，司马氏的祖先也有其它层面有成就的人，他的八世祖叫司马措，这在历史上有记载，是秦国著名的将领，对于秦国开发蜀地，占地现在的四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司马迁在很早的时候就立志做一个史官，同时他对于军事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感兴趣。这都和他家族的关系有关。
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担任太史令，做史官司，这就恢复了史马氏家族的史官传统。
司马谈生活在黄老思想流行的西汉前期，其思想兼采各长而偏重于黄老。他著有《论六家要旨》，文中评价了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学派，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这篇文章。
司马谈又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生活在一个黄老思想流行的时代，司马谈是一个道家人物，信奉黄老。
评价当时的六家学派时，其中司马谈对前面五家各有褒贬，就是认为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有长处也有短处，而唯独最推崇道家，认为，道家能够兼取众长，融会贯通，而且能够应物变化，与时俱进，这适合做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少年时生活在故乡，十岁开始诵读古文经传；二十岁时，用几年时间作过一次远游。二十七岁时，司马迁入仕为郎中。这些经历，为日后写作《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先秦文字所记载下来的那些个书籍，后来他就到了长安，大概那时他父亲在做太史令，他继续学习，他父亲曾经让他向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学习，所以，司马迁从这个时间开始接受儒家思想，并信奉儒家思想，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父亲不一样。
他受儒家的影响很多，他的父亲是道家人物。
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朝廷从推崇道家，到独尊儒术的一个转变时期，这种转变就体现在司马迁父子两个人的身上。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在父亲的帮助下，司马迁用几年的时间作了一次远游，他这次远游范围非常远，他从长安出发一直向南到了现在的湖南，然后又从湖南一直往东，又到了浙江，又北上到了现在的山东安徽，再经过河南，回到陕西。
前后用了几年的时间，期间，他在各地参观考察了很多历史遗迹，了解了各地的民情，掌故和史料，这为他日后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通过远游，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精神境界更加的扩大了，这对他写史记有很大的影响。
远游回来之后，司马迁在二十七的时候，开始做官，做郎中，这种官是皇帝的随从人员，在皇帝身边，晚上给皇帝值班，白天给皇帝做生活上的服务，官位不同，但是能够在皇帝身边，能够受到皇帝的了解，司马迁之所以做这个官，当然和他父亲有关，因为汉朝规定，父亲在朝廷做官，就有资格保举自己的儿子，在朝中做郎这样的官。
在做这个官的过程当中，司马迁多次随从汉武帝，到各地出游，还曾经受命出使西南夷，就是现在的四川云南这一带，这些经历都更一步加深了他对各地的山川地理，历史掌故，人文风情的了解，这些对他日后写《史记》就很有帮助。
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时，司马谈在病榻前向司马迁交代了自己想写成一部历史著作的遗愿：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就在这次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朝廷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朝廷发生的大事是封禅，汉朝建立之后，很多大臣都提出皇帝应该要封禅，但是都没有实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了，经济实力增强了，汉武帝雄心勃勃，所以他就要封禅。
人们认为，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圣典，大家都衷心的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圣典，一群人马浩浩荡荡的向泰山进发，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就走在这个行列当中，他作为一个史官，他要参加封禅，他想记载这个千载难逢的盛况。
可是没想到，当走到河南洛阳一带，他就病了，一病不起，这个时候，司马迁正好从西南夷回来，就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父亲就在病榻上向司马迁交待了自己的遗嘱，他说自己有一桩愿，就是要写成一部历史著作，现在我们的国家如此的兴盛，我作为史官有责任，把国家的强盛，把那些忠臣义事，名君贤相，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但是我身体不行了，写不了了。
我死了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继承我的事业，做了太史之后，一定不要忘记，我想写的这部书。而且他说，真正的孝顺，最高的孝就是要使自己扬名，名垂后世，就能光宗耀祖，也能使自己父母的名声跟着传出去。
假如司马迁不出名，人们恐怕也不会知道还有个司马谈。
所以，司马谈说，最大的孝就是扬名于后世，可以把父母的美名流传于天下。
这里面呢，就给司马迁交待了两项任务，而且这两项任务又是统一的，一项任务就是写史记，另一个项任务就是要传名于后世，你有名，我也跟着你有名了。
父亲的这个遗愿，对司马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马迁后来回忆这个事的时候，他写道，我是在病床前流着眼泪，向父亲承诺一定要完成遗愿。
两年后，三十八的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在汉武帝以前，历法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他首先参与了《太初历》的修订，到了太初元年（前104），他继承父志，发扬孔子作《春秋》的传统，开始写作《史记》。
天汉二年（前99），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被俘。后来又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当武帝问及此事的看法时，触怒武帝而下狱，定为“诬上”之罪。最后被处以宫刑。
那么，在写《史记》的过程当中，司马迁又遇到了一件大事，当时朝廷有一个将领叫李陵，他是名将李广的孙子，他随着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妺夫，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汉武帝想让他立功，派他率兵出击匈奴，可是到了北方，李广利没遇到匈奴，而李陵率领的偏师也就是少量部队，却遇到了匈奴的主力，一开始李陵带着士兵们浴血奋战，杀伤了很多敌人，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最后呢，寡不敌众就失败了，李陵兵败被俘。
被俘之后，后来又投降了匈奴，消息传来，汉武帝勃然大怒，汉武帝曾经问司马迁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司马迁就说，李陵这个人啊，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他勇敢善战，受士兵拥护，这是他是兵少，所以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不死被俘，大概是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将来找机会再报效汉朝。
司马迁他持这种看法，司马迁这么说，却没想到使得汉武帝大怒，认为他这是故意的贬低贰师将军，李陵兵败被俘你不批评他，就等于是贬低贰师将军，赞扬李陵称他能征善战，于是就把司马迁下狱。
那些审判官都是看着皇帝的脸色行事，就给司马迁定了一个“诬上”罪，就是欺君之罪，这可是大罪，按照汉朝的规矩，犯了罪可以拿钱赎罪，但是司马迁家里面没有那么多钱，他的朋友也没有人救他，最后司马迁就因此而受了宫刑。
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他以顽强的意志，继续撰写《史记》。完成后不久，司马迁即与世长辞。
征和二年（前91），任安犯罪将被处决，给司马迁写信求助，司马迁作《报任安书》，诉说自己无辜受刑的悲愤，表达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的决心。
司马迁写作一篇作品，叫《报任安书》就谈到了写史记的过程，写自己受宫刑的过程。
他说你现在请我向皇帝说情，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现在也只是苟活而已，我没有心思管这些闲事，我受了宫刑，人们都看不起我，我是一个宦官，我之所以不死，因为没有实现自己志愿，我要完成父亲交给我的任务。
他就讲自己无辜受刑，述说悲愤，表达自己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的决心。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就是司马迁对于创作的看法，也是对人生的看法，是留名后世的手段。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