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8

网约车和出租车谁更安全？大数据揭示的事实、情绪与媒体理性

最近，最高法院的司法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审结的被告人为网络约车司机且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实施犯罪的案件量不足20件，网络约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0.048，其中，77.78%案件的侵害对象为乘客。而同期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审结的被告人为传统出租车司机且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实施犯罪的案件量为170余件，传统出租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0.627，其中，46.26%案件的侵害对象为乘客。

温州顺风车惨案之后，社会舆论对网约车安全性的质疑达到顶点。之前，各地方对网约车设置了轴距、排量、本地车、本地人等一系列门槛限制，因为涉嫌违反行政许可等多项上位法，受到了舆论的一致批评。在此次事件导致的强烈情绪之下，一些舆论开始支持这些门槛限制，还有观点认为，传统出租车远比网约车安全，所以应该限制网约车。

公共讨论中，情绪是非常重要、积极的因素，情绪可以撑开空间。不过，待到情绪平复之后，这个空间就一定要由客观与理性来填充。现在，有了权威而详细的数据，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到底谁更安全的争论可以停下来。

对比之前舆论的激烈情绪与最高法大数据揭示的事实，不难发现，公众情绪与一时之舆论往往是偏颇的，这样的情绪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发展，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这种情绪是正常的。首先，人们对新事物有更强的期待。打车难，可谓中国各大城市的多年痼疾。网约车增加了供给、提供了服务，受到了欢迎，冲击了出租车牌照制度造成的既得利益，直接引发了本轮出租车改革。

其次，这种情绪源于人们对新事物的戒备心理。手机刚刚出现的时候，辐射是一个被经常讨论的大问题。而现在，即便是社交媒体里面的谣言，也不会再对手机辐射这个话题有兴趣，新的目标变成了路由器、WIFI这个功率仅仅为手机十分之一的设备。显然，其本质原因是路由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手机更晚。人们对新事物的戒备心理反映在媒体上，就是媒体对新事物的报道更多。比如，特斯拉烧起来了，或者自动驾驶出问题了，都是全球财经、科技媒体的大新闻。这些详细报道的新闻给公众留下了电动车、自动驾驶不安全的印象，但实际上，汽油车燃烧、人类驾驶的车祸更多。

就在舆论全力声讨网约车的大概同一时间，青岛出租车司机杀害母子二人一案判决结果出来了。司机被判死刑，但拒绝赔偿，出租车公司也拒绝赔偿。令人感叹的是，受害者家属的某一条相关微博，转发才仅仅8个。

丹尼尔·卡尼曼在《快与慢》一书中提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做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直觉的、感性的判断。所以，理性的判断需要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人类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如果把社会舆论比作一个人，大众舆论就是“系统1”，而媒体则应该更多地扮演“系统2”的角色。问题是，一方面，媒体很容易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资本原罪的说法，既符合群众的“系统1”结论，又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更容易被舆论采纳。另一方面，媒体本身也受到利益驱动，会追求“10万+”。于是，多个因素的约束与诱导之下，媒体本身应该有的理性也就减弱了，变得情绪化。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最终还得依靠“系统2”来研究、分析和解决问题。情感的、直觉的抱怨，呼吁“轴距、排量、户籍”管制，或者呼吁关掉平台，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比如，一个性格暴躁的司机可能会在轴距、排量、户籍上达标，相反，一个温和的司机却因为户籍不能获得资质，前者依靠不恰当的行政管制挤掉了后者，却导致安全的恶化。现在，压力之下，顺风车未能恢复，国庆返家高峰，很多人不想辗转于大巴、公交，就会被迫回到QQ拼车群，这也是安全的恶化。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