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秦始皇：这口锅我不背

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源远流长，影响很深。关于这种形象的形成，和他的独裁专断、严刑峻法有关，也和焚书坑儒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有关。我们不排除秦始皇的独裁和秦法的严苛，须知这是加强中央集权、治理一个统一的国家所必须的。单就焚书坑儒来说，这是饱受争议的。

“焚书坑儒”始末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嬴政在咸阳宫大宴群臣。既然是宴会，自然要有吃有喝，也少不了一番讨论。仆射周青臣开始拍起马屁来，说始皇“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极力称颂秦之功德。秦始皇听了很开心。俄尔，博士齐人淳于越则直言不讳地说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一件事情不尊重古制，焉能长久。紧接着，淳于越又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由此，一场关于“师古”和“师今”的辩论在所难免。

这是个有争议的换题，秦始皇拿不定主意，便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认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一方面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另一方面，没收了《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并进行焚毁。就在焚书进行的第二年，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将460余人坑杀咸阳。这就是所谓的“坑儒”。

“焚书坑儒”的疑点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焚书可信，坑儒则存疑。当然，“焚书”虽然实锤，但个中细节，也是不容忽视。李斯给出的措施就是:“禁止便”。“禁”的范围有“烧”、“罚”、“教”。将“天下”私藏的“《诗》《书》《百家语》”交出，由国家进行烧毁，官藏版本以及“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则不在焚烧的范围。“罚”、“教”则为“烧”服务。考虑到秦建国之初进行了“书同文字”的文字改革，也有人将其理解为“焚书”理解为教学课本改革，国家只是收焚了不合时宜的私藏的旧时文本。这一点与大众的认知是有所出入的。

相对于“焚书”，“坑儒”则疑点重重。据《史记》记载，“坑儒”是因为秦始皇炼丹的方士而起。方士卢生和侯生为秦始皇炼长生不老丹药，多年来言语诓骗，受到厚重的礼遇和封赏。日久岁深，丹药无所得，他们感到再也无法圆场，便串通起来集体逃亡。秦始皇知道后，大发雷霆，派人把咸阳城的书生拘捕，然后大行“坑儒”之举。这里面其实疑点重重。

一是事件因方士而起，怎么波及到儒生呢？史记的记载比较隐晦，让人莫衷一是，先是“方士”，接着“方术士”，最后又变成了接近儒生的“文学方术士”、“诸生”，人为涂抹的痕迹非常明显。

二是在行刑方法上，采用了坑杀，这是有悖常理的。坑杀只出现在大型战争中，如长平之战中，秦军坑杀赵军。从现有的文字资料来看，“坑杀”或“活埋”是不被列入秦国刑法的，况且被定以“妖言”之罪，依法当腰斩处死。

三是联系焚书，从处理对象上看，秦始皇并没有杀淳于越，而只杀了欺骗自己的人。这些人，你可以理解为方士，也可理解为儒士，也有可能两者兼有。无论哪种，都难与“坑儒”画上等号。

“焚书坑儒”提法的来源

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提法，“焚书坑儒”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焚书”这个可以理解，“坑儒”如前文所言，概念比较模糊，并不局限于儒，而到了西汉时期，尤其是盐铁会议上，儒生们针对桑弘羊，不切实际地夸夸其谈。此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地提出“坑杀儒士”。后世多有沿用，如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范晔《后汉书·陈蕃传》“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可见，焚书坑儒，尤其是坑儒之说，最早产生于秦始皇之后的100多年里，属于汉代的产物，其中不无偷梁换柱的成分。

秦始皇：这口锅我不背

“焚书坑儒”除了细节不实，文献靠后之外，也有人怀疑这是汉代儒生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李开元先生则认为，“秦始皇坑方士，本来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一不小心，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儒生们这样做的理由则比较容易理解，以不曾存在的牺牲来换取群体的荣光。

如果说存在争议的话，经过儒生们这一修改，到了东汉时期，“焚书坑儒”则实锤了。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能冤枉了秦始皇。

经此之后，“焚书坑儒””便与秦始皇联系起来，并成为谴责他专制暴君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天下文人的唾骂中，秦始皇“焚书坑儒”这口锅一背就是两千多年。

参考文献：

1、李开元《焚书坑儒，儒生们坑了秦始皇》

2、祝运俊《也谈“焚书坑儒”》

3、王根权《揭秘“焚书坑儒”文化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