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之后，谁还在恐惧拉什迪？

诺贝尔文学奖之于萨尔曼·拉什迪几乎是一个绝缘的概念。事实上，他连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发表一个主旨演讲都够呛。

那一头，人们都在习惯性地为诺奖新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莫名欢腾，甭管是熟悉还是陌生。就好像过去几年的莫迪亚诺、门罗、莫言、特朗斯特罗姆和略萨一样，得奖之后必定激发无数不知从何冒出的“粉丝”，于其书中摘录并不甚了了的篇章作为格言警句吟诵，并佐之以良心、道德、故土、往昔、反抗、颠覆等“放之海内皆准”的标签——被如此消费，大抵是时代精神使然。

这一头，拉什迪却因为一场还没来得及发表的主旨演讲，让本月中就要开幕的全球最大规模图书盛会——法兰克福书展遭到一小群人的杯葛。没错，拉什迪似乎正用自身的遭遇来证明爱无法天长地久，但恨却可以。

1989年因为一本亵神之作而判处拉什迪死刑的伊朗人，在26年后仍给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邀请拉什迪为上宾已是不可容忍之错，不管他说了什么，若是将要说什么。

这里不对他们代表的宗教和文化本身做任何评判。只是26年前因为憎恨、愤怒抑或恐惧而掀起的几乎遍及全球的仇杀，在已然变了天地的世界格局之下，还有多少合理性可以作为凭据？

一个符号

从法理上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强加在拉什迪头上的死刑判决，以及数百万美元的悬赏早已失效。霍梅尼本人卒于1989年6月，也就是死刑判决下达4个月后。自那之后，某宗教的信奉者对于拉什迪的追杀虽声浪渐小，但从未消逝，颇有些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的彼岸追求。

“拉什迪事件”在其后数年引发的宗教争端、外交风波，此处不必赘言。拉什迪在向那个宗教世界的人们发表毫无作用的道歉之后，人生也在战战兢兢中逐渐回归正轨。迎娶名模，受封爵士，似乎是一条人生赢家的路线。甚至还有一阵回归主流学术界，在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做驻校作家。这所大学早先还诞生了一位同样狂狷的中国作家，就是冯唐。

拉什迪在埃默里大学回归“主流学术界”

要非说拉什迪的一生有何悲哀之处，大抵就是先被事件化，再被符号化。伊朗人乃至那个宗教世界的怒火，反而烧出了他在崇尚言论自语之世界的人气。以至于如今文化、艺术节发生任何引言获罪的大事件，他的拥趸们总是第一时间瞄著他的推特，听听偶像是怎么说的。

譬如最近20年来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诺奖得主，从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到2006年的奥尔罕·帕慕克，前者不惮于书写自己年轻时加入希特勒党卫军的黑历史，后者因为敦促土耳其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不见容于母国。拉什迪与他们或是私交，或是笔会，都透著惺惺相惜之感。格拉斯今年4月逝世，更是很少见地听见拉什迪以“巨人”、“超凡的力量”这样的言语来称许一个同时代的同行。

最近30年的诺奖似乎愈发不忌惮颁发给这些“有问题”，甚至因此而遭受迫害远离故土的作家，很难说26年前的“拉什迪事件”对此没有昭示意义。遗憾的是他也许终身无法加入这些得主的行列，因为他的“错误”对应的苦主并非限于一国之疆域内，如今全世界都有他们的身影。

再提一句，最近数年最不被拉什迪待见的诺奖得主，正是莫言。后者对于文学审查制度的支持让拉什迪彻底无语——“你不站出来反对，问题不大；你还站出来辩护，问题就大了。”

一本回忆

最近一次得到拉什迪支持的“因言获罪”事件，就是今年年初的《查理周刊》凶案，行凶施暴者与26年前他所遭受的顶著同一个宗教的名义。但当美国笔会准备将“言论自由勇气奖”颁发给《查理周刊》之前，包括迈克尔·翁达杰在内的6位作家退出颁奖典礼。

拉什迪甚至不惜在推特上与同行开战，将这6位表态不支持的作家称为“6个小毛孩、6个需要点个性的家伙”。他有自己的立场，毕竟当年让他因全球通缉而四处逃生的正是那个宗教的部分极端主义者，而作家此时的退却相当于助长了这一势力的威风，“也让自己沦为了那个组织的同路人”。

拉什迪在此事件中的咄咄逼人，乃至出口伤人，也不能不说是《查理周刊》的遇难者让他忆起了26年前的自己。唯一幸运的是，他还活著，而且能在2012年把当年那段“某个世界与我为敌”的经历写进一本自传体小说中。那就是《约瑟夫·安东》（Joseph Anton）。

拉什迪新书，《两年八个月零二十八夜》

他今年原本计划带到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新书——《两年八个月零二十八夜》（Two Years Eight Months and Twenty-Eight Nights），也是一则关乎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成人童话。

虽然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将当年那未得逞的疯狂杀戮落笔成文，但拉什迪也许从心底里还是选择著逃离。有一则佚事——他在写《约瑟夫·安东》时原本用的是第一人称，却发现写得诘屈聱牙，最后寸步难行。于是在经纪人的建议下，打开文档将“我”全部替换成“他”，居然瞬间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就。也许最后会略带伤感地发现，跃然纸上的已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个走出恐惧，却发现恐惧无处不在的“他”。

“后来的日子里，每当他听到周遭的爆炸声响，看著学校操场边的攀登器械上栖满画眉鸟，黑压压骇人的一片，他就会懊恼地忆起那个BBC的女记者——名字记不得了，但正是由她告诉他，过去已成过去，而扑面而来的生存状态，将会暗无天日。”

26年后，拉什迪也许甚至不知他与那一人群之间，谁对谁的恐惧应该多一些。当这个世界的多数人愿意卸下警觉，拥抱未知，甚至连他的一些作品都开始在中国大陆“解禁”时，如何向那年的事件后出生的孩子，去解释那些不知为何依旧浓墨重彩的仇恨和恐惧？

也许他们恐惧的，也只是恐惧本身而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