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普罗米修斯嘴角微微上翘，高加索山一如既往荒凉如斯，那条永远也挣不断的铁链也仍然坚硬异常，就这样被捆绑在这个陡峭的悬崖上，记不清多少年月，永远不能入睡，疲惫的双膝也不能弯曲，这种疼痛如此苦楚又那样遥远，仿佛身体已经不是自己拥有。宙斯的鹫鹰开始盘旋，这些年那畜生仍然每天兴高采烈，每天去啄食一位神的肝脏，这是何等的造化，更无法相信的是白天肝脏被吃完，一晚上又会重新长出，这样的日子也许就是所谓的幸福小康吧，光是想一想都忍不住要笑出声。“盗火给人类，疼痛和哀伤，其实都不算什么。”普罗米斯望着眼中满是中产阶级幸福感的鹫鹰如是想，这时他看到一个名叫赫拉克勒斯的强壮青年一步步向他走来……
盗火者从来与革命藕断丝连，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梦，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并蒂莲，然而余世存先生的《盗火与革命》给我们新的视角，更确切地说是对昨天的解构，对今天的思考，对明天的呼唤。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我相信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其实本书中的传主们经受的，未必比今人轻浅、狭隘、简单。与其虚拟自己的眼前生活，与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历史文本……”所谓“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我更喜欢把这本在“民国热”外衣下的历史人物传记，当成一部当代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的《沉思录》，在别人的故事里，沉思这片土地上千年以降的关于“身、心、世”的永恒话题。
※ 天下己任终难忘
儒家讲究修齐治平，但那个“治国平天下”的梦才是无数儒教中人最深的怀恋，甚至在历史上很多人在“修齐”二字上近乎病态的自律，明眼人不觉莞尔其“终南捷径”的嫌疑。然而我们历史和传统，无论最后你是仙风道骨，还是得道高僧，在生命力旺盛的岁月，几乎都披上“外儒”的战袍，要到这尘世上闯一遭，方不枉此身。
书中对此的态度很客观，也很中肯，既不一味诛心地探究那点儿桌面下可能的小算计，也不拒绝承认“家国天下”之外的人性复杂。也许，真如西方史观所言，历史其实是极少数创造的，而那极少数的人，就是那些真正的盗火者，而这个盗火者到底是不是就一定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显然，作者的态度是开放性的。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见到了精彩的历史，也见到了更为真实的人性。如既写曾国藩如何在修身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到了“变态”的地步，也写他的中兴大功，更写出在其圣人温情背后的刀锋的惨烈严苛。如我们眼中的宋教仁，这个历史教科书上匆匆而过的人物，我们模糊的印象只是那张老版《中国近代史》里面宋教仁遇刺后的照片，对于这样一位气质和形象最接近“盗火者”的人物，作者分析的冷静如同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在肯定其“顺应革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年少得志的傲气和自以为是，“但三十以后，他仍那样……用革命的手段来实践自己的宪政梦想，实在是完全走到社会的对立面，或说跟社会脱节”。
不管是开创革命世纪的张静江，还是独立苍茫的国父黄兴，亦或是被忽略的“神位”林森，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儒家的血脉仍在流淌，那个“治国平天下”的梦总是难以割舍忘却。任何文本都是作者的影子，就像余世存先生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现在是诗人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不管他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的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老式读书人的情怀，那就是要对身处的这个社会产生自己的影响，我们甚至能感受到儒家特有的一种倔强，就好像他在写那些“盗火者”的时候，不会因为其“丰功伟绩”就一味“歌功颂德”，而是从人性角度如实记录那些人的一切。
※ 道骨从来重千钧
在中国，“仙风道骨”是我们从小被印刻的概念基因，仿佛道家的学问全在一个“轻”字上，其实不尽然。余世存先生说：“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到逐渐侧重治身、治心，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也许这就是一种更深的思考，我们讲究“佛心，道骨，儒表”，后来讲究儒释道三家合一，而对“道骨”却总是逃不脱一个“轻”字，但《盗火与革命》在这个方面有了某种突破，这也是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比一般历史写作要艰深的地方。
何为“道骨”，不是嘴上念叨一下“道可道”，找个八卦服一披了事，也不是“清静无为”、“顺应天道”、“逍遥齐物”那么高深，“道骨”在“道”，更在“骨”。比如大刀王五，不顾危险为谭嗣同收尸，在刑场“伏尸大哭，涤尽烈士身上血污，收尸装殓”，很多人也许仅仅觉得这是一种仗义的“骨”，但书中对大刀王五作为一个“江湖人”，如何看破江湖甚至社会的“蝇营狗苟”，从而将自身的眼光逐渐超出所在的环境进行了深入的述说，王五不在乎钱和名，这种“不在乎”深谙“清净”二字，与自身职业身份无关。
“道骨”从来不是逃避，是一种看破之后的坚守本心，“清静无为”不是躲闪，而是炼成这样的心态去帮助自己坚守本心，抵御外物诱惑。“秀才猛人”吴佩孚一章极为精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可能了解吴佩孚很多，我们不知道吴佩孚二十二岁中秀才，我们不知道1919年吴佩孚致电南北反对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我们不知道上个世纪的这个时候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是吴佩孚，我们不知道即使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苏俄仍然不改初衷支持吴，而吴与苏俄最终的决裂是因为吴对苏军驻扎外蒙和中东铁路主权问题始终强硬，我们不知道吴佩孚权极一时却家私不多，因此无法在失势的时候潇洒留洋，我们更不知道吴佩孚在“九一八”后指着张学良这晚辈的鼻子道：“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要树起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七七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要拉吴做“中国王”，吴佩孚轻描淡写地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1939年底，吴佩孚暴毙……
纵然人类享受着“火”的种种温暖和好处，时间久了，没人还会记得高加索山上普罗米修斯被鹫鹰啄食肝脏时痛苦的呻吟……
※ 此心不复旁人知
从著作《非常道》，到知识分子边缘化、左右之争、公众人物在位年限、二胎政策颁布与实施、网络暴力与监管、解放后文化大家断层、知识分子的国别意识、全民信仰缺失、人类终极等顶尖级热点话题，余世存先生这些年丝毫不避讳敏感的话题。余世存的家乡在湖北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他居住的村子叫擂鼓墩村，是穷乡僻壤，余世存童年的日子过得很苦，饥饿感一直伴随着他的记忆，然后就是勤奋读书去北京，前期完全是“凤凰男”的标准路径，然而在“笑贫不笑娼”也被很多人认为“成熟理性”的时候，他选择了思考，并为了思考放弃了公职，放弃了“民国热”最初的捞钱大潮……余世存先生很少解释这些，这些都在他的字里行间。
佛家给人的印象从来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彻底地与社会疏离，要么是彻底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其实佛家只是想要世人保留好自己的一颗“佛心”而已，不管你做什么。“佛心”在，金刚怒目亦是慈悲，“佛心”不在，所谓施舍也是伪善。比如作者写戴笠，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为实现这些目标、理想而艰苦付出，甚至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甘冒风险，抗战之时日本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毛某某的悬赏之上，他对母亲的孝顺可谓到了极致……然书中一语中的了戴笠们的阿喀琉斯之踵：“他们自认为是菩萨心肠而行霹雳手段，其实他们已经泯灭了正当的人性”，“盗火”绝不是出自“伟大的理想”，而是源于人性深处的“佛心”。
当真正的“佛心”绽放，也是人性最终战胜外物的庄严时刻，世人的看法和评价一并化为虚无，我成佛与你何干？我为你盗火而你不领情又如何？“前清杀官员的刀和杀平民的刀不一样，官越大刀越钝，那天用的刀叫什么大将军，一刀飞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还装在脖颈上，这不叫砍头，叫锯头，锯头比砍头的痛苦要添上几十百倍的，而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第五个受刑的谭先生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谭嗣同的死状极其惨烈，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慌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摁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据说，刑场围观的老百姓向谭嗣同扔过白菜帮子，一百多年后，有道题叫“你认为谭嗣同死的值不值得”，很多中学生的答案是：不值……
1819年初冬，瑞士的天气已然寒冷，拜伦坐在书桌前，回想自己的妻子三年前带着女儿离开自己，不由一声叹息，对理想的分歧终于分开自己和曾经的爱人，诗人低头写下《唐璜》第四章第九十九节的那句“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悠久地对人叹息，而我的歌声早已沉寂”……
近两百年后，遥远的东方，有个叫余世存的作家坐在小书桌前，为如何给《盗火与革命》王亚樵一章作结而绞尽脑汁，“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终于，怀着对过往心酸的感慨，余世存写下了“王亚樵的人生已经难以归类、难以定义，也许，看过他墓园的人更应该想起另一个诗人般的革命志士拜伦的诗句——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悠久地对人叹息，而我的歌声早已沉寂。”……
一天，拜伦对好友雪莱说，这些日子散步时候总是遇到一个怪老头，衣衫褴褛，手腕上有个铁环，这还不是最稀奇的，最奇怪的是那个铁环还连着一块儿石片。雪莱调侃道：也许是另一个落拓的“拜伦式英雄”哦，就像你写的《普罗米修斯》。两位好友不觉抚掌大笑……
“宙斯还是要普罗米修斯的手腕上永远戴着一只铁环，上面连着一块高加索的石片。这样，宙斯就可以夸耀他的仇人仍然被缚在山上。”——源自希腊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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