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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争夺
1789-1815年间欧陆征战几乎没有间断过，起先是法革 vs 旧制度，然后是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在这些征战中，主要有两种争夺：权力和体系。权力之争指法国和其他主权体的利益争斗。体系之争指认同法革主张的各地区民众和该地旧制度的争斗。法革初期过后，权力之争比重逐渐上升。到拿破仑统治末期，帝国征服的色彩盖过了民众争取自由的色彩，国际战争也和各地区内战不再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反法革势力事实上也承认了法革成就的不可逆，并做好心理准备，像强权之间谈判一样磋商议和，而不是进行光明与黑暗的永恒之战。不过这种双重性质在这一系列战争及其结果中一直保留着。
法革的支持者范围很广，可以说受过启蒙运动熏陶的人都是它的同情者，比如很多重要文化人物[1]，虽然他们在政治军事方面对法国的帮助有限。法国以外，当时唯一起源于革命并因为意识主张而倾向支持法国的国家只有美国。不过美国大部分时候保持中立，不中立的时候和英国起的摩擦也无需用意识主张差异来解释。
而在欧洲大陆，亲雅各宾主义的地区主要是与法国接壤，有着类似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地方。这些主权体根据本土“雅各宾派”是否需要借助法国征服当地才有一定机会获得权力，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瑞士的一部分，也许还有一两个意大利城邦，有本土类雅各宾派有一定实力。第二类包括西德和意大利大部分。此外，爱尔兰和波兰也以各自理由支持法国。
来自外国的雅各宾势力在法国内部在共和派决策中扮演过重要决策，比如和意大利人拿破仑在军中崛起和在意大利的胜利不无关系的Saliceti团体。然而这些角色并非决定性的。
法国外的亲雅各宾势力主要作用是为法国占领当地提供辅助，并为被占领土提供政治上靠得住的行政官员。占领后，法国倾向于在这些地方成立卫星共和国，然后在适当时机吞并之。其中，英国雅各宾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普遍热度散去之后，它的主体成了手工业者或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而意大利南部的亲雅各宾势力部分来源其共济会传统，当地当时有很多秘密共济会会堂和社群。但即使在民众基础较高的南意大利，亲雅各宾势力也完全没能动员起有革命倾向的民众。
当然，在这些地方，反法国势力也在进行抗争。1792-1815年，他们主要以游击形式作战。有点反直觉的是，这些反法势力的军事重要性要超过当地的亲雅各宾派。法军战败或撤退后，没有哪个地区能维持一个带有雅各宾倾向的政府。Tyrol（今奥地利一州），西班牙和南意大利在法国占领后反而出现更严重的军事问题。原因显见：这些问题出于当地的农民运动。
陆地战争主要过程
如前所述，18世纪正统军事理念是打仗是贵族的事，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既不期待也不欢迎平民参与。在技术和训练起决定性作用的战斗中，比如海战，旧式军队更有优势，而法国则明显差一大截。但在更看重灵活、应变的组织和动员，以及勇气和士气的战斗中，法国没有匹敌。另一方面，法军的干部军官层补充了大量新生力量，这是任何剧烈变革的一个主要结果。
陆地战争并不曲折，总体趋势就是法国以让人喘不上气的方式一直赢啊赢。起初是处死路易十六后，法国对周边国家和国内叛乱的招架（1793-4），然后就一直处于攻势。先是占领低地国家，莱茵兰（Rhineland），西班牙一部分，瑞士和萨伏伊（Savoy）顺带利古里亚 （Liguria）。次年拿破仑指挥的一系列战斗征服意大利。然后拿破仑（1797-1799）下地中海远征东方的马耳他，埃及和叙利亚。而在欧陆，第二次反法同盟取得进展，这也是俄国军队第一次在西欧作战。如果不是苏黎世之战的失败，差点侵入法国本土。相应地，战事危急时，雅各宾派再次掌权。随后拿破仑回国发动雾月政变（coup of 18 Brumaire），组建执政府（Consulate）出任第一执政。法国自此再次处于攻势，在1801年迫使欧陆敌人接受和平条件，次年和英国达成和平。此后的法国在1798年前占领或控制的地区所向披靡。
1805-7年间，第三次同盟卷土重来，再次失败，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不副实的存在[2]就此终结，而法国倒是在1804年成为了帝国。俄国虽然在其中多次战败，但仍完整的领土和强大军事实力。1807年法国与之签订Treaty of Tilsit，在除斯堪的纳维亚和土耳其之下的巴尔干以外的欧洲大陆称霸。奥地利在1809年企图重获自由但失败。不过，拿破仑的哥哥Joseph在1808年出任西班牙国王，引起当地反抗，英国趁机登陆，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展开军事行动。
英法死磕
英国称霸方略也许以美国独立战争为契机发生了转变[3]，此后开始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诉求，选择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做法。英国死磕的目的是消除法国在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从而建立起在欧洲、海外和殖民地市场的全面统治性优势，而这要求在远洋航行方面的控制。根据这个方略，除了控制航海要地[4]，或者确保这些地方落入不那么危险的敌国之手，英国在欧洲大陆没有领土野心。对殖民地，这个方略要求摧毁别国的殖民地，以及吞并其中一部分。
英国的海上称霸策略以及在欧陆国家的利益也为法国带来了潜在盟友，直到法国开始搞大陆封锁，又把这些势力推向了英国。在这些潜在盟友中，大部分海事力量不足，或地处欧陆因而隔绝于深海，没法给英国制造大麻烦。1812-4年的英美战争就是这种冲突的后果。
法国的敌对立场来自法革的主张，以及上位的bourgeoisie因自身发展需求导致的对贸易和市场的大胃口，而英国恰好这方面领先法国。对英国的胜利的首要条件是摧毁后者强烈依赖的贸易。不仅如此，为防止对手恢复元气，摧毁得是永久性的。而面对和自己不在一个层次上的英国经济，法国的办法是借助政治和军事资源来弥补这个差距。
双方视角综合起来能看到，除非获得全面胜利，双方都不愿妥协——这在当时流行的战争理念之下是一个罕见现象。
《1812序曲》
从1790年开始，英国无法在欧洲大陆取得进展，而法国无法突破欧洲大陆。在1805年的Trafalgar之战败北后，不仅跨海入侵英国，甚至和海外保持联系，都失去了可能。这时打败英国的唯一招数是经济压力，为此拿破仑于次年开始实施大陆封锁（Continental System），意图切断英国在欧洲的贸易。
这个封锁导致和英国有着传统经济互补性的俄国的翻脸，然后是拿破仑命运的转折点，即1812年的俄法战争。拿破仑侵略俄国并占领了莫斯科。如果俄国沙皇和之前数次拿破仑战争中的败方一样求和，那么拿破仑就此下个台阶，签署协议得些好处回家。但是沙皇不妥协，拿破仑则骑虎难下，不管是继续战争还是撤退都是灾难。从莫斯科撤退为他的大军（Grande Armée ）带来致命打击。先后跨入俄国界的军队达到61万人，但只有10万能再次跨越。俄国人柴可夫斯基的1812 Overture即为纪念这次战争俄国的胜利而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与和平》这部大手笔高bigger巨著的时代背景就是拿一称帝到战后恢复期尾声（1804-20）期间的俄国。
法革和拿破仑战争的遗产
1° 欧洲政治地图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在政治地理意义上，法革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18世纪很少有具有现代国家典型特点的地区（领土连续，疆界清晰，主权，行政和法律体系单一等[5]），而更像是一系列庄园地产（estate）的组合。帝国权威治下可以拥有各种领土，比如王国，公国（principality），独立共和城邦，以及没有领主的“自由帝国骑士”的领地（一般只有几英亩大）。一个皇帝可能有多重身份，其中每一重对应他对某块领地的拥有权。这些权力正好拼凑到一个人身上，由此组建个帝国。
法革和其后的战争废除了很多这种旧时遗迹，部分出于对领土统一和标准化的热情，部分通过把小弱国反复、长时暴露于它们的强大邻居的胃口之下。结果可以从这个事实体现：战后德国政治地图上神圣罗马帝国的234块领土缩减到40个。此外，战争也影响了欧洲大陆以外的领土变化，主要在于英国对别国殖民地的吞并，以及受法革启发和提供条件（比如切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影响）的殖民地解放运动。
图1. 1789年之神罗地图。引自维基。
2。 制度变革。在法国征服之地，一系列旧制度得以暂时废除，包括封建制和民法典等。比疆界的变化，这些改变更难变回去。法革的深刻影响同样体现于其反对力量。在战争结束后二十年内，俄国和土耳其以西、斯堪的纳维亚以南的出现的各欧陆主权体的内部制度都或多或少受到法革影响。
3° 政治气氛的深刻转变。经过法革引爆的一系列革命战争，到1815年，旧制度统治层采取与法革前截然不同看待革命，并相应地制定政策。二十多年的动荡让人们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爆发可以成为一个洲际现象，主张可以跨国界传播，而其武装“十字军”可以撼动整个大陆上的旧制度。此时的共识是社会剧烈变革是可以发生的，国家和国王政府不是一回事，民众和统治者不是一体的，甚至贫穷群体的存在独立于统治阶层。
作为总结，作者引用了一位希腊响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话：
“根据我自己的判断，”Kolokotrones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作为让世界睁开了眼睛。各国本来什么都不知道，大家以为国王就是神，不管做了什么大家都说干得好。经过这一下子，现在大家再统治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
战争规模和伤亡
部分由于法国的“全面战争”策略及其对手的应对，参战人数远超出之前的战争，虽然按现代标准并不高。1800-15年间，法国征兵人数占总人口的7%，这个比例在一战中达到21%。除了英国，反法方的军队规模小很多，主要原因包括这些主权体并不总是跟法国敌对，以及财政和组织上的困难。
法军规模之大也可以从军队人数看出来。1793-4年那次普遍征兵（levée en masse）额度是63万人，实际应该比这个数字小一些。1812年，拿破仑出征俄国时带领有70万人，其中40万人来自法国，同时，在其他地区，主要是西班牙，还有一部分军队。在反法方，如前所述，英国是例外。它的军队规模之大出乎意料，在巅峰时（1813-4），有30万陆军和14万海军和水手。
战争伤亡惨重，虽然按现代标准不算过分。可能出乎现代人意料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死于敌人攻击。在战场上的牺牲只占死亡人数的很小一部分，比如奥地利大败的Austerlitz之战，这个比例是2%，Waterloo之战，9%左右。更大的威胁来自对伤员的忽视，肮脏和组织低下。
战争与金融、工业和收入分配
相比这个时期之前（17世纪）和之后（19世纪）的战争，这场战争没有那样惨烈残酷。总死亡人数估计为100万。在没有参加战斗的平民看来争也许是偶尔打乱日常生活的插曲。军事行动直接和间接导致了平民涂炭，摧毁生产设备，但没有达到严重扰乱国家日常生活和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战争的巨大财政支出，资源占用，以及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产生了长远影响。
按18世纪标准，法革和拿破仑战争支出之巨史无前例。这份开支的筹措也为世界提供了不少先例。首先是纸币。当时欧洲纸币并不多见，不能兑换成金属货币的纸币更不用提。法国国民议会在1789年发行了一种叫Assignats 的债券，最后贬值得厉害，导致法国在五十年里有点怕用任何类型的纸币。其他国家也先后发行了纸币，也是贬得厉害，经常贬到面值的一半。英国借助其发达的金融业和实力表现得不错，最低时贬到面值的80%左右。
其次是战争借款。这类金融操作的直接受益人是国际金融家族（比如Rothchild家族），也为伦敦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条件。
从实体经济发展来看，虽然战争占用了巨量资源，但并不一定从平民经济抽血，或者以牺牲后者为代价。战争工业在长远来看可以刺激发展，比如最常举的例子，以其大量需求带动了钢铁工业。其他例子包括甜菜制糖（因为从英国之下的西印度的蔗糖受到大陆封锁钳制），以及罐头工业（需求起源于英海军）。另外战时需求也可以雇佣经济平时无法承担起的无业人口[6]。
战争的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是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收入重新分配，而这又对经济产生了影响。比如从领工资的人流向商人，从制造业流向农业。
战争结束后，战时需求又向平民市场释放了大量资源，为后者的调整应对带来了更严重问题——和此前任何战争一样。
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收益
一个重要问题，法革和拿破仑战争对资源的挪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
法国。如前所述，法军靠征服地供养并提供盈余。因此战争打断经济发展主要发生在法革爆发前十年里的革命、内战和混乱。拿破仑治下法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然而还是没能弥补1790年代的衰退和发展势头的错失。
英国。英国的负担是最重的，花销在法国的三到四倍之间，不仅需要维持自己的军队，还要资助大陆盟友们。不过战争期间英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快如流星（meteoric）。而且学界共识是如果没有战争，速度会更快！
那么英国到底亏不亏？传统的计算不考虑战争对经济发展的推进刺激效果，只是看胜利的好处：消除竞争者，捕获新市场。即使按照这种标准，1793-1815年间的战争也值了。英国决定性地消除了离自己最近的追赶者，在后两代人期间成为“世界工厂”。从每一个工商指数来看，除了和美国相比，英国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在战后比1789年时大幅提升。如果把暂时消除竞争和对海外和殖民地市场的几近垄断看成英国工业化继续深化的先决条件，那么获得这两个局面的代价很小。
First published on Jun 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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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Eroica，英雄交响曲）起先是献给拿破仑的，因为在贝多芬心目中，后者体现着法革的民主和反君主理想。后者在1804年称帝后，在作曲家心中变成了独夫，也不再是这部作品的奉献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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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语出伏尔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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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根据薄弱的猜测来自我听完罗辑思维第73集的感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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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因英国脱欧让西班牙产生想法的直布罗陀（Gibraltar），于1704年由英国趁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攻取，并在1830年宣布为殖民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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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The characteristic modern state is a territorially coherent and unbroken area with sharply defined frontiers, governed by a single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according to a single fundament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nd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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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作者有个注脚。那些人口稠密国家，比如瑞士，有着输出雇佣军服务传统的基础即在于此。——难怪好像法革前后到处可见瑞士卫队（Swiss Guard）：保护路易十六皇宫的，护送他出逃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