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新诗、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先锋、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也是甲骨学四堂之一，他还是中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创造了《女神》，他写出了《屈原》，他跳出几千年的桎梏，为曹操翻案、为《武则天》正名，他的《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是现代学者研究甲骨文、卜辞的重要资料，他精通四门外语，翻译了《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以及马克思的理论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的真实》……
纵观古今才子，他的才华依旧屈指可数；总览天下学者，他的成就不可埋没！他是天生的学者，学术界的神话！他是郭沫若，他是神一样的人物。
沫若先生，原名郭开贞，“沫若”是他的笔名之一，而作为文学学术大家，他的笔名自然也是有据可考的。郭沫若先生的家乡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有两大河流:大渡河（古称沫水）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古称若水）。汉朝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中有关“沫若”的一句，指的就是大渡河与雅河的汇流。因此，郭沫若先生便以此为笔名了。1919年9月11日，他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早期诗作时首次用“沫若”笔名，而随着《女神》诗集的出版，“郭沫若”这个名字开始为人们所熟知，最后甚至超过了“郭开贞”的知名度。除了“沫若”这个笔名外，先生还有很多其它的笔名，如:尚武、文豹、汾阳主人、竹君主人、郭鼎堂、鼎堂、鼎、麦克昂、杜顽庶、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生等，无一不体现出先生深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知识修养。
沫若先生博学多才，涉猎广泛，古今中外的学术他都或多或少研究过，尤其擅长文学，历史，古文字，翻译，戏剧创作等。
博古通今
说到沫若先生的文学，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等身著作。沫若先生一生著作颇多，他的第一部诗集——亦即他的成名作——《女神》发表于1921年，彼时，他正当而立之年。《女神》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成功地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而且在艺术上有伟大的创造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同时，他的《女神》诗歌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青春性与现代意识。 也因此，使得《女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支不同凡响的震动诗坛的号角，又是拔地崛起的新诗开路之碑。
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郭沫若的《女神》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强烈的主观精神和奇特的想象，洋溢着浓郁的神奇色彩。《女神》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成功地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表达了五四的最强音，而且在艺术上有伟大的创造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她开创了我国新文学革命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当时其他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尤其是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彻底地打破旧体诗词的羁绊，成功地创造和运用了崭新的自由诗体，成为白话诗真正取代历史悠久的文言旧诗的标志，从而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沫若先生的确成功地做到了“开一代诗风”。
先生的现代文学成就不只《女神》一集，更是有诸如《星空》 等。除现代诗歌、散文外，先生对古代文字学，尤其是上古文字学研究也颇有收获。
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四堂”中，雪堂是罗振玉，观堂乃王国维，彦堂为董作宾，而鼎堂则是郭沫若先生。他们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四人中，沫若先生的成就更偏向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他的著作也大都与之有关:《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
当然，先生在古代学术上的成就不止于古文字学，更在历史学、考古学、古器物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也利用研究之余的时间，写作了诸如《武则天》、《屈原》、《卓文君》、《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王昭君》、《蔡文姬》、《聂莹》、《高渐离》等历史题材的戏剧作品，有的已拍摄发行。
学贯中西
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沫若先生不仅仅对中国文化信手拈来，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学也十分精通。
郭沫若天性聪颖，从小就表现出其极强的语言学习能力。通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他在精通德语、日语、英语的基础上，逐步对这些国家的优秀文化作品产生了浓厚的翻译兴趣，由此走上了一条为各国优秀文化搭建“桥梁”的道路。
1921年，时年仅三十岁的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著名的理论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钱君胥合译出版了德国小说《菌梦湖》；1922年，他成功将德国著名学者歌德的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译为中文；1924年，他翻译了日本论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6年，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诗集《雪莱诗选》由他翻译介绍到中国；1928年，他翻译了歌德的另一部巨著《浮士德》第一部；同年，创造社出版了他的《沫若译诗集》，美国小说《石炭王》也在这一年由他翻译出版；1935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经郭沫若之手翻译到中国；1947年，德国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部理论著作《艺术的真实》也由郭沫若翻译出版。除此以外，《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新时代》、《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屠场》、《美术考古发现史》、《煤油》、《生命之科学》、《日本短篇小说集》等一大批国外优秀作品也都经沫若先生之手介绍到中国，为当时中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笔走龙蛇
沫若先生不仅仅在学术研究方面闻名于世，也以书法闻名中外。他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的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
关于书法的学习，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我从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从他的自叙可以看出他早年师颜鲁公的用功刻苦。从他的作品中，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精神，比如线条的朴茂、敦厚；结体的宽博。郭沫若行草书的精妙之处，在于“意”的挥洒和“韵”的和谐。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拥有了人格的浪漫与文化思想的深刻，转换成书法作品时，即有了“意”的挥洒与“韵”的天成。如果以郭沫若在文学、人格上的浪漫与文化上的“狂飙”来视其书法创作，应该是耐人寻味的。沈尹默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有人这样评价沫若先生的书法：浪漫风格――豪放明快、不拘绳墨；笔法特征———巧于变化、深厚凝重；结体———风神洒落、平中寓奇，章法———匠心独具，运用玄妙；草书———舞墨见豪情。将其“巧于变化、深厚凝重的笔法特征”归纳为：逆入平出，回锋转向；内擫外拓结合；藏露互用，方圆并施。归纳先生“风神洒落、平中寓奇的结体”为奇正相生、疏密得当、虚实变化、开合伸缩、俯仰有姿、避让妥帖等六点。
沫若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辛亥年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严格看来，郭沫若并非专门的书法家，但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却有目共睹。在中国许多名胜地点的招牌都采用郭沫若的题字，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四中、中国银行、荣宝斋、中国书店、沈阳故宫、华清池、黄帝陵、半坡遗址、吉林大学等。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
郭沫若先生文史兼长，博学多才，在学术界，他的地位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假使沫若先生活到现代，他的成就必定更加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此文仅从郭沫若对文化的贡献来写，对于他的人品，历来争议颇多，在此不作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