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闯王李自成

前两天我大体梳理了李自成在北京的日子，每当回首这四十余天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高唱边关太平调”的话语来形容李自成他们，并将此与其后来的迅速失败联系起来。骄傲自满固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看看李自成在北京的日子，再对比一下以往成功的案例如刘邦、朱元璋等，李自成的骄傲似乎真的算不了什么，想想后来的太平天国诸王定都南京后是何等的骄奢，那也坚持了十余年。为什么李自成东征失利后便迅速撤离北京，并且走向了无法挽回的失败呢？

闯王李自成

相传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见到崇祯皇帝的遗体，叹息道：“我本欲和你共坐江山，奈何你却自寻短见？”李自成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将时间推回至李自成入城之初承天门射箭的时候，“中分天下”的前途足以让李自成投弓大笑；如果将时间再向前推两天，也就是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时，李自成却向崇祯皇帝提出和谈，条件是“封西北王，饷银一百万”；或许我们还可以将时间继续向前推，二月二十二日大顺军与宁武关遭受顽强抵抗后李自成萌生退意，若不是当晚大同、宣化守将表示投降，恐怕大顺军就真的回去了······当我们将这些事情串起来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一个不一样的李自成了。

可以说草莽出身的李自成在十几年的斗争实践中确实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也毫不客气地说，他并没有实现由“将”到“帅”，进而到“帝王”的转型。一个好的“统帅”首先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的部将，而一个帝王则应该拥有“吞吐天地、一统天下”的宏图大志。李自成既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的部下，又缺少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他想要的或许只是一个“西北王”而已。若只满足于“西北王”，那么北京城也就可有可无了。

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呆了四十一天，它的上层领导者没有闲着，他们更定官制，筹备登基大典，正积极地为管理自己的“天下”而忙碌。这种忙碌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骄傲，但是这种忙碌的背后也确实反映了大顺政权自身建设的不足。

当革命起步之时，革命的组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结义聚伙、白莲教等等，但是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相应的组织形式也必须做出适时的调整与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中央层面表现为人事方面，即权责明确、令行禁止；地方层面则表现为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与治理。如果中央层面的转型不成功，这必然会导致领导集团的内讧，典型的例子便是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如果地方层面的转型不成功，这必然会使得革命无法持续，短暂胜利后仓促失败,典型的例子便是唐末黄巢大起义。

显然大顺政权在革命队伍壮大时，没有实现成功转型。中央层面上依然是旧时结义状态，人事安排权责不明，令不能行，禁不能止，大顺军攻入北京标志着起义发展到新的阶段，但是李自成与部下始终处于旧时结义的状态之中，每当朝上议事，众人杂坐，吃喝谈笑，不拘礼节，“凡事皆众共谋之”，我们或美之曰“民主”，实际上这种状态很难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决策。地方层面上大顺政权依然是杀富济贫、抢完就走的状态，对于占领区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治理，由于正常的赋税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才出现了追赃助饷的举措。这种转型不成功所积累的问题和弱点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候能够暂时隐藏起来，一旦军事上遭受挫折，那么这些问题便会集中爆发出来，革命的失败也就无法挽回了。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觉得李自成“骄傲”的有点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