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我为什么会写《民族魂》？

我为什么会写《民族魂》？

陈漱渝

我今年虚岁78，近四十多年来连编带写出了百余部书，其中印得最多、卖得最好的当然是我编选的鲁迅作品，少则几万册，多则几十万册。这取决于鲁迅经典恒久的影响力，跟编者虽然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我自己写书大多带资料性、学术性，读者范围有限，能印三四千册并且能卖光就属于正常情况。唯有今天推出的这本《民族魂》不同，1981年8月27日至9月24日在《中国青年报》连载，后经增补，于1983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37年来，先后由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多次再版，再版时又根据出版社的需要变更了书名。我不知确切的印数，估计加起来至少有几万册吧？这本书相对卖得好，当然也是基于鲁迅经典持久的魅力。此外，这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学术圈里的同行可以看，一般青少年要了解鲁迅也可以看。我追求的目标是专家学者读了不以为浅，一般读者读了不以为深。这其实应该是普及性读物的共性，但真正做起来十分艰难，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民族魂》 陈漱渝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年出版

我之所以会写这种普及性的作品，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从鲁迅作品中得到一种启示，就是不能轻视文化普及工作。鲁迅写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这样深奥的文言论文，也写过《门外文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类普及性的作品。他认为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但普及不等于肤浅，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他殷切希望专门家放低身段，为一般读者多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要培养鲜花和乔木，离不开泥土和园丁。回顾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有关鲁迅的传记（包括评传、合传、画传等）大约有五十多种，但专为青少年写的相对完整的鲁迅传，大概还只有这一本《民族魂》。有从事普及工作的学术自觉，这就是我写《民族魂》的必然性。

《民族魂：鲁迅传》 陈漱渝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年2月出版

所谓偶然性是指我完全没有撰写《民族魂》的原定计划，之所以会写这本书完全是由于当年《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编辑顾志成女士的临时约稿。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中国青年报》想编发一组介绍鲁迅生平的连载文章，约稿对象原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当年为编注《鲁迅全集》，鲁编室从全国各地借调了一批鲁迅研究学者，阵营强大。但是这个组稿计划中途泡了汤，原因大约是鲁编室组织的专家都太忙；此外，用集体创作的方式为鲁迅立传，观点、文风都难以统一。顾志成只好在当年7月7日下午冒雨闯到我家，要我救场补台。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推诿，因为过两天她要去北戴河避暑，组稿计划没落实她就去不成，于公于私，她都要求要帮这个忙。

顾志成其人，现在一般读者可能感到陌生，但当年我却已有耳闻，虽然不能说是名声如雷贯耳，但的确让我敬佩。原因是她介入了一桩有关作家张扬的案件。

凡是经历过“十年运动”的人大多知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革了“文化”的命。当年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几乎没有文艺作品出售，顶多只卖鲁迅作品和浩然写的小说《金光大道》，被人戏称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广大知识青年都到农村插队落户，无书可读，所以流行一种手抄本。用手抄的方式私下传播并未公开出版的小说，其中有一部就是湖南作家张扬写的《第二次握手》。因为这部小说写了科学，写了爱情，写了周恩来总理，就被定性为毒草；加上张扬插队的那个村死了一头猪，怀疑是张扬放的毒，双罪并罚，所以就给他判了死刑，据说“文革”后期的湖南省公安厅已经批准，尚未执行，就胜利粉碎了“四人帮”。顾志成从内部通报看到这一材料，认为张扬有冤，就手持一份团中央的介绍信从北京去湖南探监，会见张扬，几经周折，张扬终于彻底平反。通过这件事，我认为顾志成是一位有侠肝义胆的女士。她既然仗义，我当然也应该仗义。这就是我承诺赶写《民族魂》的原因。这次新书发布会，我原想把顾志成请到现场，但是一通电话，才知道她前年得了脑血栓，颅内安装有十几块金属，不但出不了门，而且接电话也是破例。打电话时她女儿守候在旁边，生怕她一激动出现突发情况。通话时顾志成表达了对《民族魂》再版的祝贺，以及对不能出席发布会的歉意。

下面重点讲讲《民族魂》这本书从初版到此次再版有些什么变化？最近因为搬动书房，《民族魂》的历次版本已经找不全了，总的印象是在不变中有变。不变的是基本内容和总体风格。最初因为连载的需要，本书分成了若干章节，每章限定在三千字左右，要求有个基本情节。虽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鲁迅生平的若干片断，但必须顾及鲁迅生平的各个时期，以及不同时期的主要贡献，也就是要遵循以点带面，借一斑略窥全豹的美学原则。基本风格就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尽可能增强它的可读性，“博学约取，厚积薄发”，“文华而不失实”，力求史料性、文学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导演史践凡在拍摄以鲁迅生平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时，第一集就采用了《民族魂》提供的细节，即小鲁迅呱呱坠地时，家人根据绍兴的习俗让他品尝了五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象征人生的酸甜苦辣辛等种种况味。像这样可视性很强的历史细节，正是我对文学性追求的具体表现。

变化是删掉了个别章节和个别情节，润饰了一些文句。个别章节是指初版本中有一章，题为《一份珍贵的情报》，内容是鲁迅为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央特科递交了一份情报，涉及一位第三国际在华的情报人员约瑟夫·华尔顿被捕的情况，提供这一史料的是当年中央特科的吴奚如。我删去这一章是因为吴奚如的回忆尚属孤证。有一条学术原则叫“孤证不立论”，就跟如今判案证据不足时宁从无一样。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并不表示我否定吴奚如的回忆，因为肯定或否定我都拿不出旁证。不过鲁迅身边的一些朋友跟我党的情报系统都有关系。胡风就是吴奚如的朋友，冯雪峰本人是中央特派员，承担了情报工作的秘密使命。鲁迅署名营救的牛兰夫妇也是第三国际情报人员。删去了一节是鲁迅写信庆贺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对这件事目前存在争议，因为这封信的文风跟鲁迅的文风有很大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联名写贺信一事肯定通报了鲁迅，但鲁迅并不是执笔人，发这封信之前未必给鲁迅看过。目前这封信是作为“附录”收进《鲁迅全集》。我删掉这一情节，是为了避免争议，为《民族魂》争取更广泛的读者。这样做是为了慎重，不能说是出尔反尔。类似的修订还有一些。比如《“木瓜之役”》一章，写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讲授生理学，初版对鲁迅的讲义评价极高，现在发现这份讲义并不是鲁迅的原创，而是鲁迅根据日本的同类教材编译的，故删掉了初版中的一些溢美之词。《长安行》一章，原说鲁迅在西安讲学如何成功。现在发现，1924年陕西教育厅组织的夏期讲习班总体上并不成功。由于多数讲师的讲题脱离陕西小学教师的实际需求，所以大多数学员中途翘课。这在当年的《新秦日报》曾有报道，应该属实。我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修订了相关章节，目的是让这本史传更具客观性，因而更能经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有关文字的润饰，并不是增加了什么华美的辞藻，而是删改了那些在学术著作中不应出现的词语。比如对复杂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的政治定性，统称为“反动”“右翼”“御用”“汉奸”“特务”之类。这种做法跟《鲁迅全集》注释的修订原则是一致的，反映出我国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同样是增强了这本史传的客观性和学术性。

《民族魂》让我怀念的还有当时的写作环境。当年我家五口三代挤在三间小屋里，不仅没有书房，也没有像样的书桌。顾志成1981年7月7日约稿，《民族魂》8月27日开始连载，其间不到两个月时间，又赶上了北京40年来未见的高温闷热天气。我把一台用票证买来的缝纫机推到了略有几丝凉风的过道，光着脊梁赶写了这本书。这一经历说明苦难可以成为一种财富，坎坷可以成为一种动力。现在我有了书房、书桌，电扇、空调，但未必再能写出《民族魂》这本书中那种充满激情的文字。这恐怕也是一种人生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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