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http://fanthy.blogbus.com/logs/41908827.html
 

    国富论最早由翻译家严复引入国内，书名是《原富》，这个版本很难找到了。目前国内比较多见的有8种译本。
    一是较早的商务印书馆版本，1930年由郭大力、王亚南译（王亚南曾任厦门大学校长），1972年再版。去年因为总理说自己喜欢《道德情操论》，引得出版界热捧亚当斯密的著作，上海三联书店于今年初乘势将这个版本再版推出。
    二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杨敬年译本。译者是百岁高龄的南开大学教授，书中引用了熊彼特的注释和导读，内容比较丰富，受到不少读者追捧。
    三是新世界出版社，谢祖钧 译，译者似乎对经济学的专业词汇知之甚少，翻译也比较拗口。 
    四是华夏出版社，唐日松 译，作者是北大经济学院的，此译本总体来说乏善可陈。
    五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陈星 译，图文删节版。资料是丰富了，原文的翻译却打了折扣。
    六是北京出版社，张兴，田要武，龚双红　编译，删减版。编译和翻译，专业水准显然不一样的。
    七是万卷出版公司，孙善春，李春长 译。明显是拼凑版。
    八是人民日报出版社，胡长明 译，语言精炼生动，通俗易懂，最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版本。
    前两个版本的译者在学术界都属于泰斗级人物，对原意的把握较为精准。可惜因为时代的原因，语言带有文言味，一些词汇的翻译也稍显老套。中间的几个版本，要么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一些专业语汇使用不恰当，要么语言拖沓冗长、艰难晦涩，不知所云。只有人民日报的版本翻译得比较大众化，既能将专业术语翻译到位，又多使用短句和俗语，读来比较顺畅。
    所以，如果不是专业研究者，建议普通读者选择人民日报出版社09年4月出的版本，胡长明翻译，是全译典藏图文本。需要学术研究的话，还是读英文原著的好。
    这里粗略地比较一下各版本的差异：
1、其实，对正文第一句的处理，就已经显出功力深浅。
原文是：“The greatest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kill,dexterity,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 is anywhere directed,or applied,seem to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下面哪句翻译你最能够读懂：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唐日松版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万卷公司版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王亚南版
“社会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和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胡长明版

2、王亚南版本叙述制针业者的：“计抽线者一人，直者一人，截者一人，磋锋者一人，钻鼻者又一人。但要钻鼻，已须有二三种不同的工作。搓之使利，擦之使白，乃至以针刺于纸上的工作，都成了一种职业。”
胡长明版：“第一个工人抽丝，第二个拉直，第三个切断，第四个削尖，第五个将顶端磨光以便安装针头。制作针头也会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工序，装针头，以及把针刷白，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包装也是专项操作。”
最后一句的处理，原文是：...it is even a trade by itself to put them into the paper,...
将针刺于纸上，似乎是很早以前的包装方法，一般人不容易理解。胡版稍微改变了原意。
3、简单地从目录上看，差异已经非常明显。前两个版本第一编的标题，均是“各阶级人民”的说法，而现时更倾向于用“阶层”。
4、第一编中关于地租的一章，最能看出译本的专业程度。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王亚南译本作“论常生地租的生产物与不常生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之变动”。
胡长明的版本：
    “第一节 论能够持续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论不能固定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论两类不同生产物价值比例的变化 ”。
    孰优孰劣，大家自行比较。
5、第二编标题，多数版本译作“论资财的性质、蓄积和用途”，谢祖钧译作“资产”，似乎都不如“财富”更准确，“论财富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6、第二编第二章：
    王亚南版“视货币为社会总资财之一支而论述之，并论国民资本之维持费”；
    杨敬年“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都是从英文直译，还是绕。
    胡长明“论作为社会总财富的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更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
7、第二编第四章，商务馆叫“论借放利息的资财”，杨敬年称“贷出取息的资财”，似乎都不如胡长明的“论资本的贷出取息”妥帖。资本和资财、财富的含义，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
8、谢祖钧的译本在许多基本概念上把握不好。第四编谈到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派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谢祖钧的叫法是“商业体系”和“农业体系”，让人郁闷。第五编多数译本都叫“论君主和国家的收入”，谢祖钧独独说“君主和英联邦的收入”，似乎也不合原著含义。
9、第四编第三章标题：
    陈星“论对其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各种商品进口的特殊限制”；
    谢祖钧“对那些其贸易差额不利于我国的各种货物所实行的进口特殊限制”；
    唐日松“论对其贸易的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各种货物的输入所加的异常限制”；
    万卷公司“论对来自贸易差额被认为于我不利的国家的各种商品进口实施特殊限制”；
    胡长明“论对于贸易逆差国货物输入的异常限制 ”。

10、第四编第九章，多数版本“论重农主义，或论把土地产物看做是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大段陈述，都不如胡长明简洁的“论重农主义主张的财富来源”来得利落。
 
 
    中国的读者真正的尴尬在于，以前读不到原著，现在到处都是“原著”，好似娶媳妇，每个姑娘都能找到权威的媒婆来当说客，但在娶进门之前，还是睁大眼睛当面严明真身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