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维权的重点之一，自然是打假。那么古代有没有假货呢？
当然有！而且脑洞还很大呢……
古代奇葩假货，连纪晓岚都上当！
大才子纪晓岚，在他的鬼故事集《阅微草堂笔记》中，难得记载了一些接地气的市井故事，其中就包括若干奇葩的假货。
有一次，纪晓岚以重金买到一块罗小华墨，乍一看“漆匣黯敝，真旧物也”。这墨当时可是高端定制，有价无市，有“一螺值万钱”之说。因为罗氏不写墨谱，它在制墨界就是一个传奇。唯一能确定为罗氏墨的“一池春绿”墨，还是故宫藏品。可见其珍贵程度。
纪晓岚得到这块墨开心得不要不要的。可一划楞，糊了一砚台泥浆子——敢情是泥捏的。造假者跟外头染了层黑，还“敬业”地造了层白霜。纪家累世书香门第，纪晓岚爱读书，且能帮皇帝写各种书评，对于文房四宝肯定有比常人更深的爱好和鉴赏力。可这块赝品墨，硬是让纪晓岚上了当，可见其造假“功力”。
纪晓岚被假日用品蒙，也不是第一回。在他奔赴高考战线时，买了若干蜡烛。回到会馆发现点不着，仔细检查，发觉外头涂的是羊脂肪，里头还是泥巴！
看来当时泥巴的用途不止是砌墙，除“做墨铸蜡”，还能“吃”。当然这回上当的不是纪晓岚，而是他的从兄万周。这位从兄是个吃货，天天上街寻摸好吃的。一天晚上，见街边有人叫卖烤鸭。一只只鸭子在灯光下显得油光水滑、红亮可爱，关键还便宜。万周当下买了一只回家，准备大快朵颐时才发现：鸭子居然也是泥巴做的！鸭头、鸭脖、鸭脚和鸭骨架是原装货，再跟外头搪一层泥，还染色做出烤鸭的视觉效果……说客气点，就当花了烤鸭的钱，带回家一件艺术品吧！
主子买假货已然不能满足造假者日新月异的奇思妙想，于是家里的奴仆也中了招。纪晓岚的仆人赵平，图便宜买了双皮靴，还美不滋儿地拿给纪晓岚开眼，并获得领导赞许。赵平自以为占了便宜，各种雀跃，结果没多久赶上雨天，他穿靴出去，光脚归家……原来靴子是纸糊的，上头的皮革纹路也都是揉出来的。造假者用“过硬”的手艺，为自己正了名：咱造假，可不光只会学女娲抟泥巴！
都说纪大烟袋智商高，可还是被造假者骗得团团转。不过他对假货的概括，倒反映了当时假货的本质：“其它作伪多类此，然犹小物也。”
这说明当时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假冒伪劣商品不止这四种。不过同时，这些假货也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东西，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可见还不具备机器化大生产的条件，顶多是手工作坊的性质。
纪晓岚生活在清中期，假货随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已扩散到了日用品领域。不过在更古老的时代，造假最直接的体现，还是在“吃”上头。无论是以成本，还是以销量计，饮食界绝对是造假者的“乐园”。
比如假酒，就是他们的“宠儿”。
古代假酒比现在的“安全”，因为没工业化，所以加的不是甲醛，而是纯粹兑水。喝水倒是喝不死人，但能喝出一堆笑话来。
刘宝瑞有个相声，原本应当是取材自《笑林广记》或《古今滑稽诗话》这类能博人一笑的书籍 。说的是一个书生去酒肆喝酒，听老板和老板娘跟那儿打暗语。
只听老板娘问老板：“扬子江心兑如何？”
书生有文化，差点给气乐了。都说“扬子江心水”，刻意隐去“水”字，便是问水兑好了没有。
老板接茬答道：“北方壬癸早调得。”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万物分五行，五行有阴阳，“北方壬癸水”指的就是阴阳水。又隐去“水”字，可见是在让老婆放心，水都倒在酒壶里了。
书生这下坐不住了，一拍桌子站起身，大喝一声：“有钱不买金生丽！”《千字文》里有云“金生丽水”，也隐去“水”，是书生表示我读书多，你别欺负我，你们说的我可都听得懂。
老板娘慌了，连忙将书生一把扯住：“别走别走，前方青山绿更多！”“青山绿水”……小伙伴们咂摸滋味儿去吧。
这个故事流传已久，版本不同，但反映出几个事实：首先，酒里掺水是社会普遍现象，否则青山绿水咋那么多呢？其次，“兑水业”已形成了自己的行话。某行业里出现行话，也就说明它的产业链已初具规模。故事能博得上千年来的听众付之一哂，也就说明古代小伙伴们，喝兑水酒已经有日子了。
无论是假烤鸭，还是兑水酒，好歹只让买家亏钱。有些假货那可是会闹出人命的！
比如清同治时期文人许奉恩在其《兰苕馆外史》中，讲到某年春夏大旱，定远那里种不出庄稼。好不容易到了六月，等来一场好雨，农民们寻思着赶快补种些荞麦，兴许还能把这一年挨过去。然而造假者某甲灾难性地出现了。他将次等的荞麦种子，放在锅里蒸了一道，以求其硕大光润。然而这蒸过的种子显然也都种不出东西来了。卖这种死种子，某甲获利千万，然而后果却是“由此饥饿以死者指不胜屈矣”。
看到这里，也就让人笑不出来了。
古人也“打假”，制售假货掉脑袋
假货会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古今同一。所以古代对于打假也是很重视的。早期相关规定，主要集中于食品安全。
古代中国作为农业社会，由于基本不存在工业化，食品安全问题体现在，一些商家会贩卖过期、未成熟的食物，导致食用者食物中毒。
周代规定，不当时令的谷物、未成熟的果实、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的禽兽水产品，不得拿到市场上出售。到了唐代，如果知道肉类有质量问题，有人已经食物中毒，还拿出来贩卖，贩卖者不但要被施以杖刑，还要“徒一年”。若有人因食物中毒而死，贩卖者会被判处绞刑。
而对于前述的兑水假酒，即使没对他人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在唐朝时也是干脆划入制售假食品之列，重重判刑的。宋代以后，及至明清，法规日益严格，对制假售假的商贩依情节轻重，比照杀人、伤人等罪处理，其中有不少还掉了脑袋。即使无意令吃客食物中毒，运气差的商贩也难免一死。
随着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打假开始不局限于食品，连假冒日用品也在被打之列。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再是一个人战斗，商贾间自发组织的行业协会也加入了打假队伍。
行业协会实行一种担保制度。协会会长相当于“法定担保人”，负责约束行业内部的制售行为，评定商品质量，厘定商品价格。不要觉得这个会长很风光，出了问题，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与之相应，凡在该行业中混饭吃的商家，必须接受行会监管，否则就没有资格在此间从业。消费者若买到假货，可以去行会投诉，获得处理和赔偿。
有意思的是，一些商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为自己的商品防伪。宋代“任家鞋”是当时的知名国货。名声大了，仿冒的就多。老板任一郎便在他制作的鞋中，藏起一枚布条，上面写着制作时间和编号。此举起到了较好的防伪效果。明清时期，这样的“防伪验证”越来越多，甚至成了商标雏形之一。
不过无论古人如何在打假上努力，比起我们当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体系而言，顶多算是消费者维权的萌芽。其效果，只要看看纪晓岚遭遇的那四种假货就足以体会到了。而且前文那个卖假种子的某甲，是被雷劈死的。死亡现场还有“蒸荞误人，粉身莫赎”八个大字……可见法律不起作用，文人才会在故事里添加戏剧化效果。
古人“打假”效果有限，这是为什么？
为何古代打假法规的执行，效果如此有限？原因有若干。
首先，大规模法治化的打假，建立在商品质量的统一标准在社会得到广泛实行的基础上。有了这根标准线，假货和非假货才能泾渭分明；无视这根红线者，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质量标准，必然诞生于大规模、机械化量产商品的时代——数量足够多，才能够从成千上万个同类产品里，划定出一般质量。这不是仍处于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办得到的。
质量标准不统一，对假货的界定很感性，其最终结果，就必然是“标准不一”，导致无从辨假。打假，也就大都只能从损害结果着手。但此时，社会已经遭受损失了。
再就是，打假本身绝非仅涉及政府一方，而是全社会都应该参与的、由法治领导的社会行动。在当代中国社会，国家制定法律维护消费者权益是一方面，企业自律，消费者自发维权，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都是打假阵线的生力军。
而在古代，别说让消费者有维权这个观念，可能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能吃饱肚子就行了，谁还管什么假墨假靴子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还有一点无法忽视，即封建统治者自己对于制假的态度如何。
说到这个，还真有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古代封建帝王之“商品造假”由来已久，他们最热爱的业余造假活动，就是制造“祥瑞”。祥瑞是老天发来的内部利好消息。比如冬季里开了个牡丹花啊，屋檐上长了个大蘑菇，天书乱飞甘露乱坠神马的……在古代“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下，那必然都是皇帝英明神武高大伟岸的结果。
一般来说，各种祥瑞都是由逢迎拍马的大臣呈上，换点犒赏大家舒坦一下。然而到了北宋年间，当皇帝的居然自己亲手整起了祥瑞。
当时说来也憋屈，宋真宗年间，宋辽大战，宋朝被迫签订“澶渊之盟”，每年要付给辽国很多岁币。宋真宗就觉得很窝囊，也不知是为了自我安慰，还是激励朝野，就自制了N次所谓“天书降临”的祥瑞，来证明自己其实很给力。
最开始呢，也就是宋真宗自己玩玩。后来各地也陆续出现山寨天书……动静大到惊动了北方宿敌辽国。按说辽国会觉得荒谬吧，可人家没有，反而对自己这么个外族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虽说通过造假，北宋仿佛在精神上赢了辽国一回。然而封建帝王对造假的态度也就明朗了。至于那些买到各色假货的古代文人，也只能在笔记中吐槽：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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