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武如廖化 文比韦昭
天地风尘几草庐，铜坑山下闭门居。
时来将相都论命，老去英雄只着书。
吴会浮云苍狗后，具区秋水白鸥初。
寻君便放烟波棹，七十二峰来钓鱼。
这首诗是其清代名臣尹耕云的诗作，尹耕云字瞻甫，号杏农，湖南桃源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官河南陕汝道，以朝廷命官而受军府差委，佐毛昶熙为幕客，其功昭昭。尹耕云在御史台任职期间以敢言而著称，其中尤以弹劾河督一事而闻名于世。直至咸丰十年，正是尹耕云详查其弊，上呈著名的《劾河督疏》，极力弹劾，方使清廷震怒，撤并南河总督署，由此根治了长久以来的河督奢糜之弊。这首“题冯林一侍讲邓尉山庐着书图”是其诗作中较为著名的一首。其中“时来将相都论命，老去英雄只着书”一句即是对平江著名的才子李次青有感而发。
李次青即李元度，次青是其表字。李元度李次青在平江是一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自小的时候，小子便常常听得长辈说一些关于李公的奇闻逸事，如李次青读书一目十行、次青看书过目不忘云云，使我对这个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此次穷搜典籍、乱翻古书也是希望能够给这个传奇人物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影像，以算是为这位湖湘才子立一小传。
平江此地地理偏僻，人风纯朴，学习之风相当之盛，前岁很多报纸都报道了平江开办私塾之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也算是庶几可以稍微温暖一下胸怀的好事了。平江人喜欢对对子，每每乡村野老都有惊人之句，像李元度这般才子其奇闻逸事在乡野之间更是广为流传，而其事略在平江论坛上也早以传遍，只是观老丘那个讲述李元度逸事的帖子，其中却是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居多，比如那个次青巷的由来，便有“龚大司马、曾国藩、王尔烈、郑板桥、张英、刘庸、吴典等数人之说，而且其中言之确确、有史可查的也不乏其人，其实，像这般名间的传说往往是很难找到确切的当事人的，像阿凡提的故事中就不乏史厥疑、徐文长等名间故事人物的原型。所以，在此文中，小子也是尽量以史书中记载的准绳，以免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的事来。
李元度身世坎坷，几起几落，在其声名最盛的时节湘军之中其声望犹在左宗裳、李鸿章之上，只是此后一因徽州之败，再因改换门庭，投于曾国藩的政治对手王有龄之怀抱，才有后来曾国藩几次三番的上疏弹劾，并最终使李元度丢官回乡。观李元度之一生，其武功也赫赫、其文采也斐然，曾国藩筚路蓝缕草创湘军之初，若非李元度弃官跟随，鼎立支持，恐怕曾国藩早就葬身于九江湖底矣，此后湘军连失大将，李继宾、塔齐布接连殒命，又是李元度临危受命，固守广丰、玉山，接连抵挡住有“贼中第一狡悍之徒”之称的石达开的屡次进击。关于此役，当时的江西巡抚疏称“（元度）以三千饥疲之卒、当悍贼数万，自有战事，未之前闻”。战后胡林翼向朝廷推荐人才，李元度的名字与沈葆桢、左宗棠并列在首位，由此可见，李元度在湘军前期也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 但是，在《清史稿》中，对李次青的评价却着实不高：“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将屡偾事。”（《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五）这是说他虽然擅长文章，喜欢言兵，但是带兵作战却屡次坏事，俨然说的就是一个赵括二世。
“元度文学之士，所行不逮其言，军中犹以宿望推之尔”这个就说得更是露骨了，翻译过来就是：”李元度不过是个书生，做的没有说的好听，所以能在湘军中混到如今，不过是军士们看在他是元老的份上抬举他罢了。“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嘲笑了，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同样是《清史稿》，对李次青的战功记载如下： “四年，以克复湘潭功，保知县，加内阁中书衔” “七年，贼二万来袭玉山，守卒仅七百人，元度迎战……贼技穷引去，伏兵邀击，安仁、弋阳、广信皆平” “八年，率所部平江军援浙江，败贼玉山子午口。会克常山、江山，授浙江温处道” 在另一部记载清朝历史的《清史列传》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七年二月，贼纠众三万自安仁来犯，大战于鹰潭，斩首数千级；赏还花翎，给同知衔” “旋移防玉山，会贼大至，守卒仅七百；元度列陈堵剿，炮伤左颊，不少动”
总的来说，在湘军前期，李元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将，自咸丰二年跟从曾国藩办团练开始，前期复武昌、克田家镇，后克东乡、攻抚州，累战皆捷，到咸丰七年大捷于鹰潭，加知府衔，这五年里曾国藩手下几无能战之将，像李继宾、塔齐布之类的悍将要不不是自己的直系属下，要不就是力辍难支，像李元度这等文采出众、而又可独当一面的儒将，在前期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特别是在广信府一战之后，李元度以其英勇善战不但被授予记名道员，加按察使衔，赐号“巴图鲁”等衔（满州话勇士之义），同时在曾国藩的心中也被拔高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在其后不久的一封书信中我们不难窥出李元度在曾国藩心中的地位。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为。顷已奏阁下调补斯缺。明年国藩有维扬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属。大抵地方事，阁下主之，军务事季高主之，升迁举劾，则两公商办。” （——《曾国藩书信札》） 季高是左宗棠的字，李元度主政务，左宗棠主军务，而升迁举劾，则是两人商量后再办，可见，当时曾国藩是把李元度与左宗棠相提并论的。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李元度其后的发展不可限量，不但封疆大吏唾手可得，就算是出入部阁执掌中书也未必不可，但是，命运在这时给李元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咸丰十年八月，张国樑、和春先后阵亡、自杀，江苏、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原在湖北任职，和胡、曾等湘军领袖交谊极深，当此危急关头，自然向湘军乞援。其时，湘军诸部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无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笔从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当时李元度任徽宁池太广道，率湘军三千抵徽州，接办皖南防务。其时正值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率太平军西征南路之师进克宁国，斩提督周天受及其所部，李元度在绩溪连遭惨败，抵任不到十日，徽州旋为太平军攻占，他“频死得免” ，败走浙江开化。就是这一次原本是平常的战败，由于李元度的错误处置，最终变成了其人生急转直下的一个转折点。
李元度先是在外游荡了大半个月后，才不紧不慢地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一味避责。尤为过分的是，在曾国藩面责后，他竟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曾国藩不得不慨叹倘若“人心并无悔祻之意”，则“难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请旨“将其革职拿问”。
如果说这样也便罢了，毕竟曾国藩与李元度的私交一向不错，当时湘军又正是用人之极，假以时日，李元度必将官复原职。但是，李元度到底是不甘寂寞的，咸丰十一年末，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克义宁、奉新、瑞州等地。其实，当时是驻防的太平军自行撤退的，但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 只是由于这种“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的行为，不久，他遭到曾国藩再度奏劾，指责他“前不能守徽州”，后不能及时援浙江，并自称连克江西州、县， “有冒功情事”。最终被罢官归家。从此，“杜门不复与闻天下事”。结束了前期的军事生涯。
当然，曾国藩所谓的“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其实是属于一贯对湘军怀着敌意的何桂清集团的，而李元度也是明知这点而慨然投靠，这种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的行为，也正是使曾国藩由恼而怒，由怒而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反观同样是和曾国藩闹翻的李鸿章，其所为就显得磊落许多，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正是由于这种“忠诚”的品质，使得曾国藩大为赞赏，并再邀李鸿章赴安庆担任要职。
抛开李元度对徽州战败处置不当不说，但论其用兵打仗之谋，事实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其以三千平江勇起家，曾国藩在江西四面楚歌之极是其独挡一面，若擎天巨柱。此后征战维扬，“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却也是战功赫赫，其后期平定云贵匪乱也体现出其军事上的确是独当一面的。曾国藩在《国朝先正事略》序言中有中肯的评价：“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所以，论李元度武功，当是三国廖化无疑。
而李元度在晚清官场所最为人所称道的，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文采，李元度有个外号叫“神对李”，其对联、骈文的功力在湘军中是数一数二的。
《清稗类钞》“李次青方伯四六”载，粤寇乱时，李次青方伯元度接统徽州防军，以代张文毅公芾。甫三日，军溃，徽郡失守。曾文正恚甚，奏请拟正军法，奉旨从宽戍边。其实文正深爱其才，非果欲杀之也。李谢罪禀有云：「君子原爱人以德，覆之而又培之﹔宰相有造物之权，知我何殊生我。」文正援笔批其后云：「好四六，好文章，好才情。」（方伯:古称一方诸侯之长为方伯,后世用以泛称地方长官。明、清用为布政使的尊称。不器注）
除了诗文、对联外，李元度最主要的作品就是记载了曾国藩、左宗裳、李鸿章等咸丰、同治年间重要政治人物的《国朝先正事略》。《国朝先正事略》成书于清同治五年（1866），共收清开国至咸丰朝的代表人物一千一百零八人（其中正传五百人，附见者六百零八人），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一直以来都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李元度自晚清后名声渐响大部是因为《国朝先正事略》的缘故。
不过李元度名头虽响，但要说是“湖南第一、天下第七”，就难以使人信服了。小子以为，说这句话的人未免马屁拍得过分，不说天下第七，就是做到湖南第七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算陶澍、魏源肯，但汤鹏、曾国藩未必是肯的，而就算魏源、曾国藩肯，那王闿运、罗泽南必定是不肯的，究李元度毕生所为，官不过从二品（贵州布政使）、名也难出湘军之外，最值得一谈的就是《国朝先正事略》。但是，小子文牍探寻当中，也发现了一大疑点，根据曾国藩所言，《国朝先正事略》的作者除了李元度应该另有别人。 “清代先正事略，同时编纂者至五六，而独平江李元度书传，盖有幸有不幸也。“（《对联话.谐谑卷》） “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明焦越《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 “……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巨典。” （曾国藩清先正事略选序——即《国朝先正事略》不器注）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李元度完书期间曾“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因此，把《国朝先正事略》看成是李元度一人修纂也不是一件很说得过去的事情。一直以来，《国朝先正事略》都是研究清代史料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其中关于湘军的发迹、战事都有相当多的揭密性质的描写，当然，比起另一部同样诠释湘军史的《湘军志》，《国朝先正事略》显得隐讳有余，揭露不足，但是论文笔之俊逸、人物之丰富、事件描写之精微、时间跨度之广袤，清代笔记野史无有能与其比足者。也正因为如此，自晚清以降，对李元度的评价逐此提升，隐隐有三国韦昭之比。在此，小子未敢为尊着讳，也希望为钱衍石能一讨名份，慰其先灵于地下。
其次，终清之一朝，对文字一类始终忌惮，如戴名世《南山集》、金庸祖上查嗣庭一案皆牵连甚广。所以有清之一代，史书的记载应该算是最不靠谱的。 “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个荒诞之极的事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在《清会典事例》、《圣祖实录》等史料之中，读来尤其使人喷饭。一天之内打死318只兔子，就算从早上6点天亮，打到晚6点天黑，中间不吃饭，不休息，不喝水，整整十二个小时，算下来平均2.26分钟打死一只兔子，这效率都快赶上机枪扫射了。
因此，清代的很多流传甚广的史书其可信度反而不及一些名士、朝官的私家笔记，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近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因为期间多载曾国藩、曾国荃等一干湘军将领的阴私隐密之事，于光绪八年刻板被郭嵩焘销毁，此后在四川重刻再版，但其中却经过了许多的增删修改，就算如此，曾国荃还是甚为不满，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 当然，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现在已被证实其中所撰事略大多是真实的，但是相比董狐来说，其相差却是不可以道里记的。
李公元度文武全才，性格仁厚，在军几二十年，未尝妄杀人；凡缚贼，必亲鞫解释者，十尝七、八。公性肫笃，事母逮老如孺子，厚于亲族；塾有课、嫠有资，姻故乡邻多待以举火。平江地界三省，设局县城，集械编丁以时训练；寇警迭乘，恃以完固。立诸善堂及广仁仓，贷不取息。创建平江忠义祠及葺新诸祠祀，必亲必慎。
现在其后辈多远在海外，出类拔萃者甚多，也算是其余荫之所泽了。小子以为，议李公“武如廖化、文如韦昭”当是中肯的吧。
附： 李元度之起落： 起：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大挑二等，选黔阳县教谕。咸丰三年，曾国藩调理营务，期间屡立战功，加按察使衔，赏「色尔固楞」巴图鲁勇号。同治二月授浙江盐运使兼按察使。
落：四年八月，至祁门。时伪侍王李世贤陷宁国，守将周天受战死；元度至徽州未十日，徽城继陷，革职拏问。三月，两江总督曾国藩疏劾元度获咎后擅自回籍，即行革职，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委用，十一月，御史刘庆论劾：逼索欠饷，失人臣体, 得旨：下部议罪，发往军台效力。后在左宗赏等人极力斡旋下，旋以前功，免其发遣。 起：同治五年，贵州逆苗及黄号、白号等匪构乱，蹂躏思南、石阡、思州、遵义、铜仁五府；巡抚张亮基疏调元度入黔，旋授云南按察使，
落：以终养开缺回籍。
起：光绪八年，丁母忧。十年，法、越构乱，彭玉麟以兵部尚书督办广东海防，延元度赞理营务，十一年六月，授贵州按察使，十三年二月，升贵州布政使，九月，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