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供给侧改革开启经济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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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尽快降低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中期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长期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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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我应邀参加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汇报。之后，中央明确提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战略指导思想，这与我们三年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不谋而合”。为什么此时要提出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化供给侧改革？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会自发地实现，而是因为“供给老化”、“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等而随时可能中断，只有依靠新供给主义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才能让经济重新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过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尽快降低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中期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长期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
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供给和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
第二阶段，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给开发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
第三阶段，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新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趋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
第四阶段，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陷入萧条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同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反之，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可能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而五年计划或经济史上的产业政策，除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之外也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办法是，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学派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大部分政策主张都是在解除凯恩斯主义留给经济本身的 “供给约束”，比如，税收约束、成本约束、垄断约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约束等。
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2）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3）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事实证明，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效控制基础成本，等等。
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仅以企业税负为例，2013年，我国全部政府收入为20.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达到36.7%；2014年全部政府收入为23.6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7.2%。上述宏观税负略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平均比发展中国家高近10个百分点。而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我国企业的税费负担高达40%左右，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下决心把综合税负从40%降到30%以下的国际平均水平，经济总产出就会大幅增加。
再比如把某些垄断部门的垄断地位打破一点，把受政策管制的部门放松一点，让自由市场的空气多进来一点，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因此，破除垄断、放松管制、降税都可以大幅增加经济产出，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与2012年笔者《新供给主义宣言》中五大财富源泉的提法基本吻合。然而，两年时间过去了，企业的劳动用工成本依然在上升，地租和资金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如何认识中国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潜力呢？
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所谓“相对剩余劳动力”或“相对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呢？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个财富源泉就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村就一直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和金融。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偏高的，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或者金融抑制。如果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把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降低20%，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和管理。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举例来讲，很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源很多，但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改革这些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从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邓小平说：“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供给主义认为，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就是“解除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越是供给抑制严重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金融、房地产），供给价格越高而供给效率和质量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大。当然，解除供给抑制之后，还应该着力提高上述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千万中国企业重新回复增长的动力。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供给结构，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等软财富行业，同时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
正如全世界的人都吃着农民种的粮食，而几乎全世界的农业都是被补贴的对象一样，未来的硬财富制造业的价值也必将走向同样的命运——全美国的人都开着底特律的汽车，而且汽车装潢、汽车金融、汽车广告、汽车4S店都挣钱，只有底特律赔钱。那些真正赚钱的汽车制造商，比如奔驰，他们认为自己卖的不是汽车而是艺术品，只是碰巧它会跑；特斯拉卖的也不是交通工具，而是环保和时尚。
美国79%的财富都是软财富，而中国的软财富、软产业还不到50%。让供给成熟、供给老化的产业转向新供给形成、新供给扩张的产业领域，方法不是靠计划推动，而是允许这些产业依法解体、提供依法解体的后勤和法律保障，并让附着在这些产业上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
在11月9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听完专家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有关汇报后，很轻松地谈到了前一阶段国人跑去日本买马桶盖的例子。总理说，日本人做的那不仅是马桶盖，而是健康、保健品…… 道理是所见略同，但是总理用如此通俗的语言，瞬间阐述了传统产业转型的道理，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
■作者简介
滕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创始者和代表人，现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滕泰先生曾担任多家金融机构的投资总监、研究所所长、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务，长期跟踪影响经济运行周期和长期增长的各项指标，十几年来多次准确预测经济、物价和资产价格的拐点和中长运行趋势，多次应邀出席国务院总理召开的专家咨询会。
2012年以来，滕泰先生先后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上、中、下）、《以新供给主义推动中国深层次改革》、《解除供给抑制，释放财富源泉》、《中国宏观调控应从需求转向供给》、《从供给侧着手重启改革》、《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放松供给提高经济增长率》、《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新供给主义稳增长三大主张》等文章，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软财富》等著作，并与一批专家、学者共同组建了非营利性的民间智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从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财富战略研究。
滕泰先生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不仅从微观上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理论思想，还从供给侧重新定义了宏观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新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的新特征以及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式，并提出从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等“五大财富源泉”全面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的供给侧改革思想，以及从斯密增长、库兹涅茨增长到熊彼特增长的三种增长模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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