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国能有十个“傅孟真” | 叶胜舟
“……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
挺着胸脯说硬话
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
文 | 叶胜舟（公务员）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9年毕业于北大文科国文门，赴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七年。1928年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终身所长。1945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创办《新潮》
被胡适赞为“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之一
傅斯年在学术界、教育界、政界、报界叱咤风云，堪称百年不遇的奇才，天赋、才华、锋芒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淋漓尽致地展现。
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第一份“学生自动刊物”（傅斯年语）《新潮》，就是傅斯年带领罗家伦、汪敬熙、顾颉刚等21位志同道合小伙伴创立的。1918年10月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新潮》“三个元素”的定位：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师长们热情援手《新潮》：蔡元培、陈独秀提供运营经费，胡适担任学术顾问，李大钊拨了图书馆一个房间作为办刊场所，李辛白（时任北大庶务主任、后任出版部主任）帮助印刷发行等。
陈独秀对傅斯年的办刊动机和信任有个转变过程。傅斯年办《新潮》的申请送到陈独秀手中，陈第一反应竟然怀疑他是否想与《新青年》作对？是否对方阵营派来潜伏的“细作”？
为什么有这样哭笑不得的误会呢？原来傅斯年才华横溢，国学功底深厚，曾是黄侃的高足，深受国粹派教授们器重。幸亏蔡元培和胡适鼎力支持。陈独秀虽有疑心，很快释然，转而力挺，表态“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黄侃希望傅斯年传承章太炎的道统，奈何傅斯年决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是越来越受胡适的治学思想吸引，紧贴时代躁动的脉搏，冲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最终“背叛”师门，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反戈批驳旧文化、旧道德、旧堡垒。先是好友、后来翻脸的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1919年1月1日，《新潮》创刊号面世。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干的就是思想启蒙的活，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傅斯年主编的《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也是当时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有时锐气、销量还超过《新青年》。《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经出版，广受读者欢迎，印了三版，销量达13000册，以后期数的销量也常在15000册左右。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据《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目录，总共21篇文章，傅斯年一人写了11篇，占52.4%。又据袁伟时《傅斯年其人其文》考证，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至1919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
1958年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台北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题演讲，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点名称赞创办《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因打架退出“学运”
“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处获悉，中国政府拟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当晚就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告诉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等人。
5月3日晚，北大学生在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开会，商讨次日游行事宜，傅斯年被公推为20名学生代表之一。5月4日上午10点，北平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游行示威筹备会议，傅斯年又被公推为会议两主席之一。
5月4日下午1点左右，北平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总指挥是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是他，率领队伍打进曹汝霖住宅也是他。但是，傅斯年不赞成同学们的偏激，对“火烧赵家楼”一事有保留，担心发生意外，劝阻未果，才率众前往，离开现场也较早。所以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偏偏没逮住他这位“带头大哥”。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次日就与学运脱钩。导火索是5月5日，“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是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的记载，虽然回避了打架的原因、细节，但傅斯年性格中刚烈急躁一面，寥寥几笔，跃然纸上。
冲突的对象，有说是胡霹雳，有说是许德珩，有说是姓陶的浙江籍学生。冲突的程度，有说傅挨了记耳光，有说傅挨了一拳，有说傅金丝眼镜被打掉。总之是山东胖大汉傅斯年吃亏。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学运只是表因，至少还有两层内因：其一，胡适明确反对学生运动政治化，傅受其影响；其二，傅即将毕业，根本没有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必须务实考虑人生规划。
1919年6月，傅斯年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不想录取他，认为他是《新潮》主编、“五四运动”总指挥，是闹事的激进学生。据百度百科，北大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的陈雪南力排众议：“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有惊无险，最终过关。出国留学前，校长蔡元培书陆游《初发夷陵》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相赠，勉励傅斯年开天辟地。
痛批国民劣根性
“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
年青时的傅斯年激情洋溢，观点犀利。一方面悲观地断言“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中国狗和中国人》）。
另一方面又牵肠挂肚，开出自己治理乱世的“药方”，或者说“路线图”（据《《中国狗和中国人》、《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提炼）：唤起公众责任心→改造个体习惯→改造思想→改造社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这也是他力推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新文化运动是个性解放的运动，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就主张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倡导青年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责任心”是傅斯年“治理路线图”的逻辑起点。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傅斯年深刻剖析国民第一个劣根性：无责任心，猛烈抨击专制的负效应。“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
作为“因革之方”，傅斯年在此文中提倡真实自我。呼吁同仁“凭我们性情的自然，切实发挥去，就是了。”“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1919年11月1日，傅斯年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中国狗和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再次抨击国民劣根性，“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
他在此文中痛陈专制的祸害，“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如果不使责任心成习惯，“五四运动”作为平民运动第一步的价值就很容易烟消云散，“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傅斯年还深刻剖析国民第二个劣根性：速成功利心。他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一卷第五号，1919年5月1日）中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然而提倡一种新主义的皮毛没有不速成的，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
阻胡适从政，“应永久在野”
掌握公共舆论，才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体现，也是最广的政治舞台
傅斯年和胡适相识相知数十年，都是民国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的翘楚。在文化上，一方面，自幼家学渊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另一方面，留学欧美多年，追求自由、民主、公正的普世价值。在政治上，一方面，坚持独立人格，坚持自由主义，不入党、不当官、不直接从政；另一方面，关注国是时弊，尖锐批评权贵，力图影响决策，走现代政治改良之路。
1932年5月22日至1937年7月18日，经丁文江提议，傅斯年和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半年后刊物收入足以自立，不再捐助），集资出版《独立评论》周刊243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
傅斯年一生忧国忧民，一生仗义执言。“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俞大綵《忆孟真》）。
傅斯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关注民生，关注底层民众的权益，“每次会议发言，均以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为主”（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从提案标题可见其拳拳之心：《请政府加重救济难民之工作案》（1938年）、《为鲁省去岁迭遭水旱、风雹、蝗蝻之害，灾情惨重，民不聊生，拟请政府迅拨巨款从事赈济案》（1940年）等。
如无强力监管，既得利益集团极易失控，成为“政治之癌”。1945年8月9日，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黄祸》文章，一针见血揭露“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大商必受庇荫于大官。前者发展为官僚资本，后者便是发国难财的。”抨击胡作非为的既得利益阶级，“简直应该用原子弹去炸他，因为他们是全民族敌人，不下于日本鬼子呵！”
此文还形象描述官场腐败的潜规则：“多少年来，一种风气，都是以国家剥削之对象，每办一事，总是出些怪主意，办事者因利乘便，先捞一票子，习为故事，并不以为不是。”
傅斯年（左）与胡适
傅斯年的政治眼光老辣，不仅自己不当官，而且力劝胡适别当官。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想拉胡适入阁，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胡适有所动心。2月4日，心急如焚的傅斯年致信恩师，千万别误入歧途，虽然“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还是列举一串反对理由，其中第四条是“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
高明之处在于，傅斯年不仅对老蒋的“小九九”有清晰敏锐的判断，而且给出进可攻、退可守的应对之策：掌握公共舆论，这才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体现，也是最广的政治舞台。信中直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一句“永久在野”，豪气尽显，不屑于做愚忠家臣，俨然一个现代公知的作派、标杆。
1947年3月28日，傅斯年分别致信、致电胡适，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再次坚决反对胡适趟浑水任国府委员。对胡适乐观认为蒋介石有“决心改革政府之诚意”，表示“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因为“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暗批胡适“把我们政府看得太好，这不是玩的”，同时说穿、说透老蒋的盘算：“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攻孔”、“倒孔”八年不懈
蒋介石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他参政期间，嫉恶如仇，智勇双全，尤其是将两名行政院长赶下台，创下中国议政、谏政的奇迹，大快人心，永垂青史。
1938年3月，国民党改组行政院，孔祥熙任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权势显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看傅斯年一介书生，如何步步紧逼、步步惊心，逼迫蒋介石将孔的四顶“乌纱帽”一一撸掉。
1938年，傅斯年两次上书蒋介石（一次具体日期不详，一次为7月12日），从友邦、人品、能力、用人、口碑、持身、治家等角度，论证孔祥熙“未堪行政院长之大任也”、“身兼各职，皆不胜任”；猛烈抨击孔“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最后鼓动老蒋“当机立断，以慰四海之望”。
远在美国为抗日游说的胡适，人缘一向很好，也一向以“和稀泥”著称，来电劝傅“不攻孔”。傅不为所动，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联络，希望共同采取行动。
1938年10月3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天，傅斯年会同张澜、钱端升、罗隆基、梁漱溟等52名参政员，联名上书蒋介石，弹劾孔祥熙，全盘否定其“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老蒋不得不考虑众怒，又以中日桂南战役为由，不愿政局变动过大。拖至1939年11月，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
1944年9月7日，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口头质询，带头开炮，炮炮直击要害，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列举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中央银行多用山西人（孔老乡）、黄金买卖、美金储蓄券舞弊等四大问题。最后郑重声明，“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亦负法律责任。”全场掌声雷动！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经商，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
蒋介石怕事情闹大，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傅与其过招不卑不亢，彰显中国士族坚贞不屈之气节。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
蒋介石虽然护短，还是欣赏傅斯年的公心和正直，也有雅量听他的逆耳诤言。派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等人去核查，一查一个准，问题多多。1944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1945年5月，孔祥熙再丢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孔祥熙贪赃枉法，肆无忌惮，黑手伸入抗战救国款、救命款，民怨沸腾。1942年，美国政府援华抗战，贷给中国五亿美元。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提取其中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孔祥熙伙同国库局长等下属，私设公司，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两名青年工作人员，给傅斯年寄去几页账本。
1945年7月，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上，傅斯年领衔提案，21名参政员联署，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要求彻查、改组、追责。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由，要求撤销此案。陈布雷受蒋介石之托，也来游说：“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杨天石《傅斯年攻倒孔祥熙》）傅斯年以国事为重，不做莽夫，被迫同意不向大会正式提案。
孔祥熙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45年7月25日，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职务。8月1日，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綵：“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傅斯年“攻孔”、“倒孔”不为个人恩怨，皆出于公心：第一，憎恨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第二，捍卫中国士族之气节和纲常。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函胡适，列出六条“攻孔”理由之后，引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就义前绝笔《衣带赞》中的典故“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表明自己做“最出（初）之一人批逆鳞”，是因为“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
好一句“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既是傅斯年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也是其坦荡勇猛的精神支柱。读圣贤书，不为别的，就为从今以后，问心无愧！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与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水火不相容。傅斯年如同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不懈与贪婪权贵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尽心为之、尽力为之，“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载《讲堂录》曾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最终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世界真有太平吗？未必；有万世太平吗？未必；你能看到和享受太平吗？未必。但真正的儒家之士，不是自信有太平、有万世，而是自信、自愿去“开”，虽千万人、千万难，“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必须请走“神经有毛病”的宋子文
“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
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妻舅，民间俗称“皇亲国戚”。1945年6月，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傅斯年开始对他印象不错，很快就对其“这几年走下坡路的行事”非常失望。忍无可忍，于是再摸老虎屁股，以三篇脍炙人口的檄文，把另一个行政院长宋子文灰溜溜赶下台。
第一篇讨宋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1947年2月15日发表在《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七期上，开宗明义：“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痛批：“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所以必须请走“神经有毛病”的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
仅隔一周的2月22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八期发表第二篇讨宋檄文《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宋“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挖苦孔、宋“二人虽不对，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
再隔一周的3月1日，《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讨宋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尖锐斥责：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倡议国家“借用二家（孔宋）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
中国专制的阴魂不散，向来是为尊者讳、为逝者讳。学者、贤者敢如此公开、犀利、持续地抨击政府首脑，极其罕见。傅斯年三篇讨宋檄文横空出世，道出国人压抑已久的心声，振聋发聩，轰动全国，激起千重浪，各地报章纷纷转载、评论。胡适在第一篇檄文发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辞职，这一天也是第三篇檄文发表之日。客观而言，傅斯年是宋辞职的重要推手，但宋下台，决非傅斯年一人“狮子吼”之功。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3月1日在日记中分析原因有三：“一则党内陈立夫等及黄埔同志等均对彼不满。二则党外之民主社会党（张君劢党）一再声称如宋继续主持行政院，则彼等决不参加行政院。三则胡适之、傅斯年等无党派人士均反对宋子文。”（傅国涌《傅斯年的泪为何而洒？》）
其实，还有第四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宋恃宠而骄，目无老蒋，导致蒋宋矛盾日益累积。1945年7月，因孔祥熙卷入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决定撤其央行总裁之职。宋子文提前获悉后，7月19日见蒋竟然要胁，央行新任总裁的人选必须由他推荐，否则他将无法担任行政责任，不去苏联谈判。
老蒋大怒，在当天日记中斥责宋“媚外自私如此，而以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还抄了《圣经》一段话咒宋。第二天恨意未除，又在日记中宣泄：“昨日受子文压迫，动以不能负责、以美国外援自眩，其性其气并无一些改变也。”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第三次抨击宋，“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对于独占财政经济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此实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
在宋子文辞职的同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致信《观察》周刊，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读者投书”栏上。信中说：“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
《观察》的社长和主编是离奇失踪、至今未被平反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史学界有个“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的谬论，据说是日本人最早提出。笔者向来不以为然。傅斯年这样的作者、储安平这样的编者、许金铿这样的读者，铁肩担道义，浩气存人间，正是中国及其文化的希望之光。
数千年来，无论政治如何险恶，国运如何衰弱，中华文明的血脉犹在，从未断根，一直熏陶养育吾族中“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些菁英正是鲁迅所言“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015年11月16日一稿，11月20日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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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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