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在舞台上逆流而行 | 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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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刘心印
2017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65周年，许多经典话剧复排，一票难求。最热门的当属《茶馆》，开票日凌晨就有人在售票窗口排队。这戏演了半个多世纪，依然备受追捧。
说起《茶馆》，必然要说两个名字，一是剧作者老舍，二便是茶馆掌柜王利发的扮演者于是之。这位20世纪中国优秀的表演大师，至今仍被北京人艺的后生晚辈视为毕生榜样。濮存昕、宋丹丹、何冰、吴刚等人，在表演上都曾深受他的影响。
于是之
今年年初，两本关于于是之的书出版。一本是由他的夫人李曼宜编选的《于是之家书》，另一本则是由他生前的挚友、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编选的《于是之漫笔》。
6月的一个下午，《环球人物》记者与童道明相约，回忆他眼中的于是之。童道明说：“我是研究契诃夫的，高尔基在回忆录里讲到契诃夫时说：‘你来到契诃夫身边，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希望自己成为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你自己的人。’我就想到了老于，他是非常纯净的人，我常常说，在中国我遇到的人里最像契诃夫的就是于是之。”
2017年6月，童道明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童道明与于是之相识在上世纪80年代，机缘是一篇文章。当时的中国，整个演艺界都在推崇俄国著名演员、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要求演员在舞台上有真实的体验，反对虚伪做作，认为表演是“从自我出发”，如果演员失掉自我，体验马上停止，做作马上开始。童道明的文章就是批判了这种对这个体系的绝对推崇。
于是之很赞同童道明的观点，他一直认为，这个体系中的“从自我出发”会导致演员不去好好塑造人物形象。他赞同的是焦菊隐先生的“心象说”，就是要把形象创造放到重要的位置，在心里产生角色的“象”，知道这个人怎么走路、怎么说话，而不是突出“在规定情节里的我”。
《茶馆》剧照，王掌柜（于是之饰）和康顺子（胡宗温饰）
事实上，早在50年代，北京人艺就有过一场戏剧观的争论，一派是占据了绝对主流的斯坦尼派，一派是于是之代表的少数派。能在那样一边倒的时期坚持自己的表演理念，是很不容易的。
于是之始终兢兢业业地贯彻自己的表演方式，以“心象”诠释角色。
1951年《龙须沟》，他苦练程疯子的“疯言疯语”，创造了人艺早期的经典角色；1959年，他跑去北京电影制片厂拍《青春之歌》，随身带的就是一本《战争与和平》，因为他所饰演的角色爱看这本书；1984年，为了在《赤壁大战》中演曹操时能写出曹操那样的书法，他开始练习汉碑体，第二年，他给童道明写了个条幅，上面用汉碑体写了“宁静”二字，下边用行书作跋:“汉碑初学，有辱所命，企谅。”那字，漂亮极了。
童道明经常感慨：老于，恐怕是中国演员中少有的，写字可以不用替身的！
对待表演，于是之是非常纯粹的。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到日本东京演《茶馆》。化妆间里，演员们津津乐道于看到了什么电器，买了什么产品，于是之就把茶杯往地上一摔，说：“我们干吗来了？”顿时鸦雀无声。
于是之还特别喜欢说，“演员要有文化，一个演员有没有文化，一上台就能看出来”。
有文化不仅是读书，还需要有情怀、有悲悯之心。
他写过一篇文章，《幼学纪事》，文中，他写了自己青少年时的苦读经历，也记述了当时与他同住一个院的洋车夫——老郝叔。
他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老郝叔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于人间。”
后来北京人艺排演《骆驼祥子》，于是之主动申请扮演戏份不多的洋车夫老马，他觉得一定要为无碑、无墓的老郝叔做些什么才能安心。他从内到外描摹心中的老郝叔，使老马不仅让人怜悯，更让人感到亲切，成为剧中最精彩的角色之一。
童道明曾经问于是之，这辈子最满意的角色是什么？于是之给出的答案就是这个老马。在他看来，王掌柜在老舍笔下已经很丰富了，而老马本来是个单一的角色，却在自己的表演下变得活灵活现，这是“把假的演活了”。
于是之在《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
1984年，于是之57岁，在曹禺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成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主持院务。从那时候起，他就常说：“手艺人做了官，一个内行变成俩外行。”
当时，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想把编剧梁秉堃从北京人艺调到文化部艺术司，被于是之挡了下来。他对梁秉堃说：“你现在别去，我就在火坑里呢！你再写两个剧本出来，去当国家主席我都不管。”
在副院长的位置上，于是之承担着责任，也承受着压力，他的革新受到了不少争议。
当时，林兆华他们正在搞《绝对信号》，想用 “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来丰富戏剧的现实主义。于是之的戏剧观念虽然和林兆华很不一样，但他意识到，“小剧场戏剧”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并对他们的创新给予了百分之百的支持。
1982年，《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引发巨大轰动。如果不是于是之，林兆华是会被“扼杀”掉的。这也正是于是之身为大师的伟大之处。
《绝对信号》剧照
自身的优秀，加上对年轻人的宽容，让于是之受到很多晚辈的尊重。
1992年，他谢幕出演《茶馆》，姜文拿着说明书跑到化妆间请他签名，那时候的姜文哪还需要“求”谁的签名啊？但于是之就是一个。
后来于是之病情加重，宋丹丹就对于是之的妻子说：“我手机24小时都开着，有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他转到中日友好医院，是宋丹丹帮的忙，转到协和医院，是濮存昕帮的忙。
于是之去世，艺术家们纷纷前往哀悼
对于前辈，像曹禺、老舍、焦菊隐，于是之是非常爱、非常敬重的；对于晚辈，像濮存昕、何冀平，他是非常惜才、保护的。他平时不苟言笑，自尊心强，也好面子，但其实内心是很热的。
编剧李龙云曾经用这样一段十分生动的文字描述于是之与人交往的特点：“有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之间，谁不经意间碰到了于是之的自尊心，他的情绪会非常冲动，甚至会弄得对方很下不来台。
有人说，于是之为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不太顾及别人的自尊心。”但同时，“他又能在自己周围团结一大批作家。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威望，也只有他才能团结大家，凝聚大家”。
李龙云给于是之做了个形象的总结：“老于有很多弱点，但是我敢说他就是个不整人的人。”
于是之是敏感的，有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前掉眼泪；他也是容易自卑的，曾说自己的出身让他更喜欢文艺作品中下层的人，更能发现小人物的哲学。
于是之很小丧父，一直借住在叔叔家。一天，叔叔进门，两个堂兄弟喊了一声“爸爸”，于是之也跟着喊了一声“爸爸”，过后才发现喊错了。这狼狈的一幕让于是之耿耿于怀几十年，可见他的自尊心有多么强。
自尊心这样强的人，碰到了脑病，是非常痛苦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于是之就已经出现了记忆力衰退的现象，讲了一辈子台词的演员竟然开始忘词了——1992年7月6日，是他《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他有几处地方忘了词。离开剧场时，车外围了许多观众，车里的工作人员催促司机：“别停别停，快开过去。”但于是之在车里轻轻地说：“可是这样就对不起观众了。”
第二天，有观众拿着北京人艺40周年的文化衫请于是之签名，他签了名，又写了一句话：谢谢观众的宽容。于是之觉得自己表演得不好，却受到那么热烈的欢呼，对不起观众。
于是之在《茶馆》中饰演王利发
1995年后，于是之的病情开始加剧，逐渐连话也不太能说了。他喜欢姜文演戏，1998年，姜文演《科诺克》，那是于是之最后一次踏进演了一辈子的首都剧场，只是人已经糊涂了。
于是之的名片上从来不会印什么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只有两个字——演员。
他最喜欢契诃夫的一部独幕剧——《天鹅之歌》。这个剧讲的是一名丑剧演员，在某个晚上，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演出结束后，观众都散场了，他却还不愿意走。
他要过把瘾。什么瘾呢？他要演一次李尔王。
演了一辈子小丑，最后一次观众席上都没人了，他想演一次。于是之说，这个剧本写出了演员的风骨与心酸。在他心中，演员两个字，既是谦虚，也是骄傲。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余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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