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瑞典“人权活动人士”，背后主使居然是它！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破获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成功打掉一个以“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为名、长期接受境外资金支持、在境内培训和资助多名“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组织。彼得·达林（瑞典籍）等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彼得·达林涉案引起多家西方媒体和机构的关注，有的称，现年35岁的彼得·达林是人权组织的“义工”，他“出事”似乎与中国当局“打压人权律师”有关。
然而，《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从有关部门获得的一些关键事实却表明，彼得·达林并非“义工”，他本人也已供认不讳。
▲彼得·达林(Peter Jesper Dahlin)自2007年开始在中国生活；2009年他参与创立了“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
彼得·达林供认：该NGO非法，“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彼得·达林被抓前一直生活在北京，并为一家名为“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机构工作。根据“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网页介绍，该组织由律师、学者和政治界专业人士组成，与活动人士一同为“危难中的人权卫士”提供帮助。该组织提供的救援方式，包括提供法律援助及紧急资金等。有媒体声称，该协会是志愿组织，只有一群维权人士义工，主要是律师。
而根据《环球时报》在有关部门掌握的信息，“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没有在中国任何一个相关部门登记或备案，它的“真身”实际上是以公司形式在香港注册成立的“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JDI），直译成“联合发展研究所有限公司”显得很怪。JDI的另外一名合伙人就是近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批捕的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璋等人。王全璋据信长期接受彼得·达林方面的资助。
尽管JDI组织并不具备在中国大陆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但却利用离岸账户接受境外资金，在脱离我国金融监管的前提下，将上述资金用于境内活动和个人牟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涉嫌非法经营、职务侵占、逃税漏税等多项罪名。同时，在国家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期间，JDI还存在销毁证据和串供行为。彼得·达林本人已承认从事非法活动。他说，虽然该组织一直以非政府组织（NGO）的面目活动，但“JDI是在香港注册的，按照法律我们没有在中国内地的经营权，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在有关部门掌握的一份该组织核心人员的供述中，《环球时报》记者看到这样的表述：“我们做项目，都是由彼得·达林去找，然后由境外出资，大部分都是欧盟，钱打到我们公司账户后都是由彼得·达林去支配，再由国内的王全璋等人组织实施，然后形成调查问卷报给彼得·达林，由彼得·达林向欧盟汇报，用于欧盟与我国对话使用。”
BBC中文网此前报道说，该组织曾经向联合国呈交了一份人权报告，具体列举了中国当局“恫吓、监视、软禁、人身攻击、绑架和任意拘留”的事例，彼得·达林被报告列为在华联络人之一。
彼得·达林本人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时承认这类报告“并不能反映真实中国的全貌情况”，“为了让出资方高兴，我会调整我的语言，会写一些他们喜欢看到的东西”，“具体这些案例我并没有亲眼所见，我不能保证报告中的这些内容完全属实”。
从2009年5月到2015年8月期间，JDI接受7家西方政府机构及美国某基金会等6家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共计150余万美元，约合千万元人民币。
JDI组织一度在全国建13个“公民代理站”
这些所谓“让出资方高兴”的活动首先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所谓“公民代理站”，专门资助和培训没有执照的“赤脚律师”和上访户，利用他们搜集我国负面的社情、案例，同时培训他们专门怂恿草根民众和政府打官司，“有意激化了很多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和纠纷”。而在美国某基金会的一份项目书里则清楚写明，每年针对政府发起的诉讼应不少于96起。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JDI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3个所谓“公民代理站”，并先后在江苏、河北、河南、福建、内蒙古、安徽等23个省及直辖市开展“培训”，总计培训人员151名。这种“培训”的内容并非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在打政府诉讼官司中如何躲避监管、组织群访、频繁申请信息公开等“技能”，以及如何“正确地打法律擦边球”。“培训”的形式则有点类似于地下传销，通常是十来个联络人，通过境外加密软件相互约定时间，在一些小宾馆的房间内“集中学习”。单是针对机构骨干的培训，一年就有十几次，分支机构“不计其数”。
“公民代理人选择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案件，90%的案件都是选择拆迁案，就是因为这些案件比较多，如果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社会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被拆迁人对社会不满，进而可能扰乱社会秩序，发生街头群体性事件……像锋锐律师所搞的这些案件，组织闹事，就会起到示范作用，就会有人仿效，将潜在的危害爆发，威胁社会稳定。”一名核心涉案人员在供述中如此说道。从该涉案人员的供述中， 不难发现，他们扮演的是草根援助方，还是“街头运动”孵化器？
财务混乱，项目经费入私囊
《纽约时报》等多家西方媒体在报道时均提到，“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是一个志愿组织，并且强调机构内部人员的“义工”性质。但有关部门向《环球时报》展示的证据显示，“公民代理站”的“骨干”如果每月向彼得·达林汇报2至4起案件，就可以领到3000元左右人民币的报酬，这些钱由彼得·达林支付。为了骗取工资和经费，凸显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往往夸大案情、甚至凭空编造、虚报不存在的维权案例，刻意丑化我国人权现状”。
对于掌握近千万元资助的彼得·达林来说，这些人所领取的都是“小钱”。在财务运作方面，彼得·达林通过虚增项目、虚报工资等手段，将接受的境外资金层层截留，将近半数的项目经费用作个人日常开销或利润，中饱私囊。彼得·达林在接受调查时这样说：“（预算）表格是在申请项目时用来要钱的，但最终钱不一定要发下去……因为如果我真的按照表格来发放工资，我就没有利润了……这类表格我曾为了不同的原因制作了许许多多的版本。”
▲美国著名反华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ongressman Chris Smith)发出抗议，但因措辞不当，竟失语承认他此前曾会见过这些其时可能已在从事犯罪活动的“维权”律师。
以法律援助站的办公室预算为例，彼得·达林说，在预算中，所有法律援助站都有租用办公室的预算，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并不需要使用办公室，“这些钱就都成了JDI的利润”。他还说，在2015年一整年里，他们用这种方法省下4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目前仍在彼得·达林的个人银行账户里。彼得在中国没有正式工作，但出手大方，经常在世界各地旅游，生活奢侈。
“美国某基金会是唯一要求财务报告的机构，我们每次都特意为它制作财务报告，它可能会要回我们没有花掉的那部分，正因如此，该基金会的项目很少能赚到钱，其他的则不是。”他说。而据另外一名核心涉案人员供述，王全璋后来离开JDI组织加入锋锐律师所，也是因为财务问题，双方进而产生矛盾。在王全璋加入锋锐律师所后，也与彼得·达林有过合作，从彼得·达林那里获得了一些资金。
西方炒作“中共打压”根本站不住脚
这一事件成为西方炒作“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异见人士和西方政治影响展开大规模行动”的最新案例。《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共领导层对“公民社会”和司法独立等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观念进行谴责，并借此抨击正在审议中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认为它可能会对“和法律与政治议题有关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舆论中，出现了个别与之呼应的声音。但这些凭空指责根本站不住脚。
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吴庆宝对《环球时报》表示，国外的NGO如果在中国国内活动，应该在民政部门登记，还要在相关的国家机构，比如安全部门，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如果从事的活动具有营利性质，还应当纳税。此外，外国资金进入中国也应当根据中国法规在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审核，没有管理就到处活动，在哪个国家都行不通，“这种NGO在中国起码是不受欢迎的”。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彼得·达林近日表示，他在接受调查期间受到良好的对待，患病服药问题也得到很好解决，还被允许与瑞典驻华使馆人员会见，体现了中方的人道主义关怀，感到很满意。对于自己的行为，彼得·达林表示十分后悔：“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经过多日反思，涉案的中方人员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有的表示:“我帮彼得·达林干的这些事情，客观上为境外反华势力攻击中国提供了炮弹，危害何其严重，我愿意积极认罪悔过，恳请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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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达林涉案引起多家西方媒体和机构的关注，有的称，现年35岁的彼得·达林是人权组织的“义工”，他“出事”似乎与中国当局“打压人权律师”有关。
然而，《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从有关部门获得的一些关键事实却表明，彼得·达林并非“义工”，他本人也已供认不讳。
▲彼得·达林(Peter Jesper Dahlin)自2007年开始在中国生活；2009年他参与创立了“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
彼得·达林供认：该NGO非法，“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彼得·达林被抓前一直生活在北京，并为一家名为“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机构工作。根据“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网页介绍，该组织由律师、学者和政治界专业人士组成，与活动人士一同为“危难中的人权卫士”提供帮助。该组织提供的救援方式，包括提供法律援助及紧急资金等。有媒体声称，该协会是志愿组织，只有一群维权人士义工，主要是律师。
而根据《环球时报》在有关部门掌握的信息，“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没有在中国任何一个相关部门登记或备案，它的“真身”实际上是以公司形式在香港注册成立的“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JDI），直译成“联合发展研究所有限公司”显得很怪。JDI的另外一名合伙人就是近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批捕的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璋等人。王全璋据信长期接受彼得·达林方面的资助。
尽管JDI组织并不具备在中国大陆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但却利用离岸账户接受境外资金，在脱离我国金融监管的前提下，将上述资金用于境内活动和个人牟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涉嫌非法经营、职务侵占、逃税漏税等多项罪名。同时，在国家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期间，JDI还存在销毁证据和串供行为。彼得·达林本人已承认从事非法活动。他说，虽然该组织一直以非政府组织（NGO）的面目活动，但“JDI是在香港注册的，按照法律我们没有在中国内地的经营权，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在有关部门掌握的一份该组织核心人员的供述中，《环球时报》记者看到这样的表述：“我们做项目，都是由彼得·达林去找，然后由境外出资，大部分都是欧盟，钱打到我们公司账户后都是由彼得·达林去支配，再由国内的王全璋等人组织实施，然后形成调查问卷报给彼得·达林，由彼得·达林向欧盟汇报，用于欧盟与我国对话使用。”
BBC中文网此前报道说，该组织曾经向联合国呈交了一份人权报告，具体列举了中国当局“恫吓、监视、软禁、人身攻击、绑架和任意拘留”的事例，彼得·达林被报告列为在华联络人之一。
彼得·达林本人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时承认这类报告“并不能反映真实中国的全貌情况”，“为了让出资方高兴，我会调整我的语言，会写一些他们喜欢看到的东西”，“具体这些案例我并没有亲眼所见，我不能保证报告中的这些内容完全属实”。
从2009年5月到2015年8月期间，JDI接受7家西方政府机构及美国某基金会等6家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共计150余万美元，约合千万元人民币。
JDI组织一度在全国建13个“公民代理站”
这些所谓“让出资方高兴”的活动首先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所谓“公民代理站”，专门资助和培训没有执照的“赤脚律师”和上访户，利用他们搜集我国负面的社情、案例，同时培训他们专门怂恿草根民众和政府打官司，“有意激化了很多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和纠纷”。而在美国某基金会的一份项目书里则清楚写明，每年针对政府发起的诉讼应不少于96起。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JDI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3个所谓“公民代理站”，并先后在江苏、河北、河南、福建、内蒙古、安徽等23个省及直辖市开展“培训”，总计培训人员151名。这种“培训”的内容并非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在打政府诉讼官司中如何躲避监管、组织群访、频繁申请信息公开等“技能”，以及如何“正确地打法律擦边球”。“培训”的形式则有点类似于地下传销，通常是十来个联络人，通过境外加密软件相互约定时间，在一些小宾馆的房间内“集中学习”。单是针对机构骨干的培训，一年就有十几次，分支机构“不计其数”。
“公民代理人选择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案件，90%的案件都是选择拆迁案，就是因为这些案件比较多，如果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社会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被拆迁人对社会不满，进而可能扰乱社会秩序，发生街头群体性事件……像锋锐律师所搞的这些案件，组织闹事，就会起到示范作用，就会有人仿效，将潜在的危害爆发，威胁社会稳定。”一名核心涉案人员在供述中如此说道。从该涉案人员的供述中， 不难发现，他们扮演的是草根援助方，还是“街头运动”孵化器？
财务混乱，项目经费入私囊
《纽约时报》等多家西方媒体在报道时均提到，“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是一个志愿组织，并且强调机构内部人员的“义工”性质。但有关部门向《环球时报》展示的证据显示，“公民代理站”的“骨干”如果每月向彼得·达林汇报2至4起案件，就可以领到3000元左右人民币的报酬，这些钱由彼得·达林支付。为了骗取工资和经费，凸显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往往夸大案情、甚至凭空编造、虚报不存在的维权案例，刻意丑化我国人权现状”。
对于掌握近千万元资助的彼得·达林来说，这些人所领取的都是“小钱”。在财务运作方面，彼得·达林通过虚增项目、虚报工资等手段，将接受的境外资金层层截留，将近半数的项目经费用作个人日常开销或利润，中饱私囊。彼得·达林在接受调查时这样说：“（预算）表格是在申请项目时用来要钱的，但最终钱不一定要发下去……因为如果我真的按照表格来发放工资，我就没有利润了……这类表格我曾为了不同的原因制作了许许多多的版本。”
▲美国著名反华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ongressman Chris Smith)发出抗议，但因措辞不当，竟失语承认他此前曾会见过这些其时可能已在从事犯罪活动的“维权”律师。
以法律援助站的办公室预算为例，彼得·达林说，在预算中，所有法律援助站都有租用办公室的预算，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并不需要使用办公室，“这些钱就都成了JDI的利润”。他还说，在2015年一整年里，他们用这种方法省下4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目前仍在彼得·达林的个人银行账户里。彼得在中国没有正式工作，但出手大方，经常在世界各地旅游，生活奢侈。
“美国某基金会是唯一要求财务报告的机构，我们每次都特意为它制作财务报告，它可能会要回我们没有花掉的那部分，正因如此，该基金会的项目很少能赚到钱，其他的则不是。”他说。而据另外一名核心涉案人员供述，王全璋后来离开JDI组织加入锋锐律师所，也是因为财务问题，双方进而产生矛盾。在王全璋加入锋锐律师所后，也与彼得·达林有过合作，从彼得·达林那里获得了一些资金。
西方炒作“中共打压”根本站不住脚
这一事件成为西方炒作“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异见人士和西方政治影响展开大规模行动”的最新案例。《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共领导层对“公民社会”和司法独立等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观念进行谴责，并借此抨击正在审议中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认为它可能会对“和法律与政治议题有关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舆论中，出现了个别与之呼应的声音。但这些凭空指责根本站不住脚。
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吴庆宝对《环球时报》表示，国外的NGO如果在中国国内活动，应该在民政部门登记，还要在相关的国家机构，比如安全部门，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如果从事的活动具有营利性质，还应当纳税。此外，外国资金进入中国也应当根据中国法规在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审核，没有管理就到处活动，在哪个国家都行不通，“这种NGO在中国起码是不受欢迎的”。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彼得·达林近日表示，他在接受调查期间受到良好的对待，患病服药问题也得到很好解决，还被允许与瑞典驻华使馆人员会见，体现了中方的人道主义关怀，感到很满意。对于自己的行为，彼得·达林表示十分后悔：“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经过多日反思，涉案的中方人员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有的表示:“我帮彼得·达林干的这些事情，客观上为境外反华势力攻击中国提供了炮弹，危害何其严重，我愿意积极认罪悔过，恳请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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