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得住大寂寞，方能凤鸣高岗
1895年的昨天，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钱穆出生。他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却始终保持平常心；他专著等身，极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被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他爱下围棋，却不喜欢与人对弈，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
人生亦可如摆棋，用不着与人争输赢，也能自得其乐。今天让我们聆听钱老教诲，思索读书、做人道理。
《读书与做人》
节选自《历史与文化论丛》
作者/钱穆
“学到老，做到老”，做人工夫无止境。学生在学校读书，有毕业时期；但做人却永不毕业。
我 今天的讲题是“读书与做人”，实在对年青人也有关。婴孩一出世，就是一个人，但还不是我们理想中要做的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因为日渐长大成人了，就认为满足；人仍该要自己做。所谓做人，是要做一个理想标准高的人。这须自年幼时即学做；即使已届垂暮之年，仍当继续勉学、努力做。所谓“学到老，做到老”，做人工夫无止境。学生在学校读书，有毕业时期；但做人却永不毕业——临终一息尚存，他仍是一人，即仍该做；所以做人须至死才已。
现在讲到读书。因为只有在书上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有理想高标准的人；诸位在学校读书，主要就是要学做人；即如做教师的亦然。固然做教师可当是一职业；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职业仅是为谋生，当知职业也在做人道理中。做人理当有职业，以此贡献于社会。
人生不能无职业，这是从古到今皆然的。但做一职业，并不即是做人之全体，而只是其一部分。学生在校求学，为的是为他将来职业作准备。然而除在课堂以外；如在宿舍中，或是在运动场上，也都是在做人，亦当学。在课堂读书求学，那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将来出了学校，有了职业，还得要做人。
做人圈子大，职业圈子小。做人当有理想，有志愿。这种理想与志愿，藏在各人内心，别人不能见，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读书先要有志；其次，当能养成习惯，离开了学校还能自己不断读书。读书亦就是做人之一部分，因从读书可懂得做人的道理，可使自己人格上进。
读书的两个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标：一是培养情趣，二是提高境界。
我此所讲，乃指我们离开学校后，不论任何职业、任何环境而读书，这是一种业余读书，这种读书，始是属于人生的大圈子中尽人应有之一事；必需的，但又是自由的。今问此种读书应如何读法？下面我想提出两个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标来：
一是培养情趣。人生要过得愉快、有趣味，这需用工夫去培养。社会上甚至有很多人怕做人了，他觉得人生乏味，对人生发生厌倦，甚至于感到痛苦。譬如：我们当教师，有人觉得当教师是不得已，只是为谋生，只是枯燥沉闷，挨着过日子。但当知：这非教师做不得，只是他失了人生的情趣了。今试问：要如何才能扭转这心理，使他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这便得先培养他对人生的情趣；而这一种培养人生情趣的工夫，莫如好读书。
二是提高境界。所谓境界者，例如这讲堂，在调景岭村中，所处地势，既高又宽敞，背山面海；如此刻晴空万里，海面归帆遥驶，或海鸥三五，飞翔碧波之上；如开窗远眺，便觉眼前呈露的，乃是一片优美境界，令人心旷神怡。即或朗日已匿，阴雨晦冥，大雾迷蒙，亦仍别有一番好景。
若说是风景好，当知亦从境界中得来；若换一境界，此种风景也便不可得。居住有境界，人生亦有境界；此两种境界并不同。并非住高楼美屋的便一定有高的、好的人生境界，住陋室茅舍的便没有。也许住高楼华屋，居住境界好，但他的人生境界并不好。或许住陋室茅舍，他的居住环境不好，而他的人生境界却尽好。
要知人生境界别有存在。这一层，或许对青年人讲，一时不会领会，要待年纪大了、经验多、读书多才能体会到此。我们不是总喜欢过舒服快乐的日子吗？当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会多情趣，觉得快活舒适。若我们希望能到此境界，便该好好学做人；要学做人，便得要读书。
只要我们肯读书，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进入一个新境界。
世间决没有中了一张马票，成为百万富翁而能流传后世的。即使做大总统或皇帝，亦没有很多人能流传让人记忆，令人向往。中国历代不是有很多皇帝吗？但其中大多数，全不为人所记忆，只是历史上有他一名字而已。哪里有读书专来记人姓名的呢？做皇帝亦尚无价值，其余可知。中马票固是不足道；一心想去外国留学、得学位，那又价值何在、意义何在呀？当知论做人，应别有其重要之所在。
假如我们诚心想做一人，“培养情趣，提髙境界”，只此八个字，便可一生受用不尽；只要我们肯读书，能遵循此八个字来读，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进入一个新境界。各位如能在各自业余每天不断读书，持之以恒，那么长则十年二十年，短或三年五年，便能培养出人生情趣，提高了人生境界。那即是人生之最大幸福与最高享受了。
业余读书，大致当分为修养类、欣赏类、博闻类、新知类和消遣类。
一是修养类的书。所谓修养，犹如我们栽种一盆花，需要时常修剪枝叶，又得施肥浇水；如果偶有三五天不当心照顾，便决不会开出好花来，甚至根本不开花，或竟至枯死了。栽花尚然，何况做人！当然更须加倍修养。
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首先是论语。切不可以为我从前读过了，现在毋须再读。正如天天吃饭一样，不能说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书也该时时读。
再次是孟子。孔孟这两部书，最简单，但也最宝贵。如能把此两书经常放在身边，一天读一二条，不过化上三五分钟，但可得益无穷。此时的读书，是各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得，也不为应考试，亦不是为着要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
只这样一天天读下，不要以为没有什么用；如像诸位毎天吃下许多食品，不必也不能时时去计算在里面含有多少维他命，多少卡路里，只吃了便有益；读书也是一样。这只是我们一种私生活，同时却是一种高尚享受。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连做皇帝王天下都不算乐事；那么，看电影、中马票，又算得什么？但究竟孟子所说的那三件乐事是什么？我们不妨翻读一下孟子，把他的话仔细想一想，那实在是有意义的。人生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有人以为月入二百元能加至二百五十元就会有快乐；哪知等到你如愿以偿，你始觉得仍然不快乐——即使王天下，也一样会不快乐。我们试读历史，便知很多帝王比普通人活得更不快乐。做人确会有不快乐，但我们不能就此便罢，我们仍想寻求快乐。人生的真快乐，我劝诸位能从书本中去找；只化三两块钱到书店中去，便可买到论语孟子；即使一天读一条，久之也有无上享受。
其次便是欣赏类的书。风景可以欣赏，电影也可以欣赏，甚至品茶喝咖啡，都可有一种欣赏。我们对人生本身也需要欣赏，而且需要能从高处去欣赏。最有效的莫如读文学作品，尤要在读诗。这并非要求大家都做一个文学家；只要能欣赏。谚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诗中境界，包罗万象；不论是自然部分，不论是人生部分，中国诗里可谓无所不包；一年四季，天时节令，一切气候景物，乃至飞潜动植，一枝柳，一瓣花，甚至一条村狗或一只令人讨厌的老鼠，都进入诗境，经过诗人笔下晕染，都显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无穷；进入人生所遇喜怒哀乐，全在诗家作品中。当我们读诗时，便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欣赏人生，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那真趣味无穷。
第三是博闻类。这类书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求自己爱读，史传也好，游记也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性之所近，自会乐读不倦，增加学识，广博见闻，年代一久，自不寻常。
第四是新知类。我们生在这时代，应该随时在这时代中求新知。这类知识，可从现代出版的期刊杂志上，乃至报章上找到。这一类更不必详说了。
第五是消遣类。其实广义说来，上面所提，均可作为消遣；因为这根本就是业余读书，也可说即是业余消遣。但就狭义说之，如小说、剧本、传奇等，这些书便属这一类。如诸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可作是消遣。
早年求学，转入历史研究
1895年7月30日，钱穆生于江苏无锡。7岁时他就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实行新式教学的果育小学读书。当时的体操老师——钱穆的同族钱伯圭，是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钱穆时有教导，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在果育小学4 年，钱穆深得众多良师的教诲、指点，既受到了传统国学的熏陶，又得以接触新学，打开视野，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江苏无锡，钱穆故居纪念馆
面对亡国的压力，中国知识分子苦思国家前途。1910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力证中国不会亡。这篇文章激发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也包括15岁的钱穆。
但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完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八十年的历史研究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13岁时，钱穆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成为大历史学家的吕思勉先生，得到了吕先生的欣赏和教诲。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因为家贫，钱穆中学没有毕业，就于1912年到一小学任教，从而开始了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他一直以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为遗憾，所以一直勤奋自学。
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年轻时的钱穆
1927年秋季，钱穆33岁，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在无锡三师时的讲义《国学概论》，开始一心一意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
1930年，钱穆凭借震动学术界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由顾颉刚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他以一人之力著通史
当时国民政府令各大学要开设“中国通史”为必修课。北大从北平各校分聘各断代史专家来讲这门课。钱穆批评说，这样人多嘴杂，学术风格、思想多样，不能一气贯通，学生将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他自告奋勇，愿以一人之力独任“中国通史”一课。
北大还真就在1933年聘他开了这门课。这门课每年一轮，颇受学生好评，堂堂爆满，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史学家吴相湘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各校南迁。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在同事的力劝下，他决定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
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终将史学巨著《国史大纲》完成。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他教学生用眼睛照亮社会
后来，钱穆又先后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嘉定的武汉大学、遵义的浙江大学、重庆的中央大学讲学，又撰《史记地名考》、《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可惜《清儒学案》书稿在送返南京印刷的江轮上堕入江中，未留副本。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而钱穆也决意远离大城市，远离政治漩涡和人事纠葛，于是在昆明的五华学院、云南大学呆了一段时间，1948年春，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不久即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最先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经过钱穆和同仁们的努力，获得了数方资助，终于使新亚书院站稳了脚跟，并越办越大，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余英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香港新亚书院资料图片
1963年，新亚书院与另外两所学院合并，根据钱穆的意见，取名“香港中文大学”。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院长的职务。1967年迁居台北。他辞职以后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朱熹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80岁之后，钱穆又写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二书。后者尤其重要，实际上相当于钱穆一生为学、工作、交游的简史和总结，极具史料价值。1990年，钱穆以96岁高龄在台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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