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一定要记住，这位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人！
今天，波叔换上严肃脸，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72年前的今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二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审判持续两年多，千余人的证词列举了日本犯下的骇人罪行。
东京审判论定：日军蓄意制造南京大屠杀。最终，25名被告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
这是中国人八年血与泪不屈抗争以无数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
所以，你肯定看过日本受降的画面，也看过中国人欢庆的画面。这大概是你在历史课本里背过的一段熟悉文字和仅存的记忆吧？
在情感迸发的同时，另一条平静理性的战线正在静静展开——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要参与对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理。
这条战线，没有那么多血与火，却同样关联着民族的正义与尊严。
所以，波叔今天要跟你们讲讲一个名字值得所有中国人记住的名字。
他叫梅汝璈，最有风骨的中国法官。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肩负重托，登机飞往日本，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出生于江西南昌，家教极严，学霸一枚，12岁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
1924年，他赴美留学，拿了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1929年，他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返回祖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任教，同时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
总之，梅汝璈就是一个学界、法界双栖的跨界型人才。
到了东京审判的时候，他成为大家一致推举的为中国在国际法庭上伸张正义的法官人选。
在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为给梅汝璈接风洗尘举办了宴会，宴会之上有一个“献剑典礼”。当时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特意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
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拔剑曰：
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中、美、英、苏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设立的。审判庭就设在以前的日本陆军省，而庭长室恰恰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
在国际上和别国打交道，国力强弱就是别人对待你的标准。中国当时积贫积弱，又经受战争重创，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经常只有被排挤的份儿。
比如在东京审判各国法官排座次，就是暗藏机锋，非争不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长，已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指定澳大利亚的韦伯法官担任，他右手的第一把交椅则属于美国法官，按地位、按国力，也应如此。
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就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梅汝璈力争此位。他说：
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其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哪来今日的审判，因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也是顺理成章。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但说好的事，到开庭前一天预演时，突然被改成“美、英、中、苏……”的顺序。梅汝璈勃然大怒，当场脱去法袍，拒绝预演。
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大法官们投票表决，梅汝璈的诉求得到了支持。来自中国的法官终于坐在了应有的座位上。
漫长的审判整整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人次出庭作证，法庭记录48000页，判决书长达1200页，宣读判决书用时8天。
在对战犯量刑时，国际法庭的11名法官产生了分歧。有些国家并未直接收到日军冲击，有些国家已经废除死刑，所以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
梅汝璈和助手做好决定：如果不能让主要战犯受到严惩，决不回国见江东父老，只有跳海自杀以谢国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图
梅汝璈根据两年多审判过程中收集到的日军暴行证据，与德军在集中营的迫害方式进行类比，做各国法官的说服工作。最终，在投票日，以六票对五票的微弱多数，远东国际法庭通过了对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七人处以绞刑的判决。
梅汝璈不负众望。
1949年12月，梅汝璈回到北京，并于1950年，出任外交部顾问。后来又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后来，层出不穷的各种运动冲击到梅汝璈。在动荡年代，即使像他那样为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法官，仍然不能幸免。
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
也许是考虑到他的国际影响，他没有像其他右派那样被公开批斗，而是一直保密，仅仅受到降级处分。
当然，他也不再代表人民，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只担任到1959年。
到1961年，境遇又变好了一点，因为梅汝璈被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邀请参加一个宴会。身为右派而得此待遇，算是破例。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又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人说，梅汝璈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旦中日关系变得紧张，他就会被搬出台前撰写文章；两国关系一转好，他就又在公众前消失了。
而在专业领域，他也不合时宜。新中国只有寥寥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而且讲的都是源自苏联的法学。这让一生浸淫于英美法系之中的梅汝璈无所适从。
这已经不是他的时代。
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说，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坐在家里。黑暗中，他轻轻哼起清华学堂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
当文革来临，一切变得更糟糕。文革期间，梅汝璈究竟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没有太多的材料。人们只知道这样一件事。
当红卫兵从他家里抄出那件他曾经在东京大审判中穿着的法袍，意图烧掉时，梅汝璈严厉地质问他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法袍，是民族尊严的见证。
在东京审判期间，身着法官袍服的梅汝璈
幸运的是，这件法袍没有被烧掉，现在，它已作为国家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成为中国人在国际社会用法律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声张正义的重要见证。
1973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的最下一角刊登了一条不起眼的新华社消息：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专门委员梅汝璈先生，因病于1973年4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他经历过战争，审判，动乱。
但他从来没有失去爱祖国的心，理性的头脑，和对公正与法治的坚持。
告诉波叔，你会忘记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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