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 | 解决痛点，孕育未来——数字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

文| 数联铭品首席经济学家 陈沁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关键期，数字化经济形态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已陆续进入到瓶颈期，需要推动供给侧改革，才能取得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供给侧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到底什么才是供给侧的数字经济？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结合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以下简称“新华三报告”），试着来看一看存在于供给侧的数字经济。

一、需求侧拉动的数字经济辐射效用弱

从目前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看，当前的数字经济增长，主要的发展动力不在供给，而在需求。比如说，一款手机app，首先要被大家使用，然后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将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进而占据市场。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这种由需求推动的数字经济扩张本身就已经会带来足够大的回报。在这种扩张的过程中，产品的提供者需要不断地去优化手机前端的体验。而对于后端的算法，对于更上游的芯片等产品来说，则没有出现相似的大量需求。这是因为，在数字经济的特征下，供给是容易被复制的，只要在需求端满足差异化的人口需求，就足够获益了。

如果我们把市场上招聘前端工程师的数量，定义为需求驱动数字经济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将产业链向上回溯，在前端工程师完成手机app之前，是算法工程师提供了工作，再往前，是芯片工程师完成半导体，IC设计。我们将算法工程师、芯片工程师这些岗位作为供给侧的代表。如下图显示，在2016年，这三类岗位的招聘比例，差不多是1：4：30，到了2017年，比例倒挂有所改善，但仍然达到了1：2.5：20左右。

根据差异化的需求，来提供本质上相类似的供给，是我国在过去几年中数字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但在目前国际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以需求侧拉动的数字经济增长立刻软肋凸显——我们可以在进口的芯片上生产手机，在开源的系统下创造成千上万种应用来满足细分市场，但当命脉一旦被卡住，我们的生产立刻陷入困境，电子化社会的千万种应用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 数字经济供给侧：基础和生产能力的带动作用强

这个判断不仅仅存在于感性认识上，我们在对数字经济进行实证时，供给侧的效应也非常显著地呈现在数据之中。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将数字经济分为这样几个组成部分：第一，提供数据？的存储、使用和管理体系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第二，提供数字经济上游产品生产的企业，即数字经济生产能力；第三，数字经济上游产品带来的对不同行业的渗透与融合能力。

我们将每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生产都分成这样三部分之后，用相应的数字经济企业生产能力来数字化反映数字经济的生产指数，而后再使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看哪一部分的数字经济能够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生产对于其他三个部分，都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分别达到了0.017,0.535和0.538。而最能够影响数字经济生产的指数，则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达到了2.039的系数。从另一方面看，数字经济对其他产业的渗透、溢出和融合，则没有这样强的解释力度。他们处于被解释的地位，不能够反过来哺育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生产。

该表告诉我们一个实证上的事实——一个着力发展数字经济供给，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产出的建设的地区，比起一个着力于寻找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地区，有着更快、更稳定的后续发展。

三、城市“3中心5热点”格局的大数据支持

根据我们的大数据计算，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的前五名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广东。天津在数字经济基础指数中发展一枝独秀，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潜力。而生产能力指数前五名则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这几个地区的重合度相当高，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在两个排名中都占据前五名，天津和江苏分别在其中一个榜单中列前五。在新华三报告中，我们能更直观感性地看到这些城市在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能力扩张上都做了哪些工作。

以上海为例，在新华三的2018年度报告中，上海市的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总分为90.0分，其中信息基础设施82.3分，数据基础100.0分，运营基础70.0分。具体来看，近年来，上海率先在全国打造大数据交易模式，成立了上海数据交易中心，致力推动泛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数据交易机构的互联互通和深度合作，形成健全规范的商业数据流通、交换机制，共同促进商业数据资产流通。

另一个双料排名靠前的浙江省会杭州，在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方面也有着较高排名，在新华三的2018年度报告中，杭州市的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总分为85.5分，其中信息基础设施88.8分，数据基础86分，运营基础70.0分。具体来看，截至2017年底，杭州市区光覆盖能力达到585万纤芯，光网覆盖率达99.5%。杭州也是第四座云计算试点示范城市，在城市级数据安全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2017年年末，杭州市出台全国首个数据安全规划《杭州市数据安全保障体系规划（2018-2020）》，在360大数据城市网络安全指数报告中综合排名第二。

如果我们将数字经济发展增速和城市的GDP放在一起，会得到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在数字经济基础最好的城市，其发展速度总是偏慢，而在数字经济缺乏基础的城市，发展速度总是要快一些。总体来说，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呈现一种趋近乃至赶超的状态。也就是说，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一种「反马太效应」，即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呈现缩小趋势。数字经济行业，就是这样一种能够使得地区差距缩小的行业，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也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把解决钥匙。

但与此同时，不平衡的解决，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想一想，什么时候不平衡才会解决？当发展存在天花板的时候，不平衡最容易解决。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解决了不平衡，但我们没有看到效率的增加，没有把蛋糕做大，这一定不是我们要的方案。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的数字经济发展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发展：一个消费场景在创始城市，覆盖度深度增加，资本看到机遇涌入，这个地区从蓝海随之变成红海赶紧再将这个消费场景复制到另一个地区去。而从供给侧入手的数字经济相比从需求侧扩张的数字经济，其优势不仅仅在于更快的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前者会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从需求侧拉动转变为供给侧推动是关键

从需求侧拉动，到供给侧推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出现？用一个概念来解释——边际报酬递减。一般来说，边际报酬递减是确定的，但我们的目标是，如何让这个递减的速度变慢。我们发现，数字经济的产能和基础设施扩张，可以降低这个递减的速度，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收益，同时也保持自己的增长速度不降低。

因此，数字经济在「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对矛盾中其实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说，不平衡的解决，仰赖于天花板的存在，而不充分的解决，则意味着我们让自己离天花板远一点，再远一点。

最后，让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两种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第一种，消费拉动的数字经济：先找到庞大市场，然后快速扩张，达到市场饱和，然后再寻找别的蓝海。这是需求拉动的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数字经济的投入要素流动很快，在效率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其更多以薅羊毛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第二种，供给侧拉动的数字经济，可以更多地利用能够承担更大风险的资金来扩张产能。其次，这种产能的扩张，需要是制造业的产能扩张。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制造业存在着很强的学习效应，一旦技术成熟，就产生规模效应，使得边际成本降低，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平滑了边际收益递减曲线。

这种从供给侧进行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动态的优势。其带来的不一定是当前的回报，但一定能在未来补足静态无效率，达到动态的有效率的回报。从而也一样能带来消费的扩张。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供给侧推动的数字经济增长，最终也能够达到与消费拉动的数字经济增长一样的效果。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得到了更有效的发展，我们的效率提升了，我们的生产边界扩张了，我们的天花板提高了，我们的蛋糕做大了，在解决不平衡的同时，距离不充分的解决也更近了一步。

从供给侧拉动数字经济，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资本承担更多风险，需要我们的时间贴现因子更加接近于1，也就是需要人们更加关注未来。之前的中国，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现在，历史的新阶段已经赋予了中国新的使命，从供给侧发展数字经济，将必然是中国要走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