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言里我们先了解一下中日的历代关系，你会发现中国历朝历代都和日本有些关联。
中日的渊源很深，最早记载的中日交流应该是史记记载的徐福东渡。这是秦朝时候的事情，秦始皇派徐福去寻长生不老的方法。
清人丘琼山《纲鉴合编》：“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唯不可必得志者，寿耳。”
徐福第一次去没有成功带回长生不老的方法，担心自己受到惩罚就一口咬定那边有神仙。
但是拜见神仙你不能空手去，是不是？你逗个喵星人，手里没有小鱼干它也不鸟你啊，何况是神仙。
秦始皇也是鬼迷心窍了，觉得有理，就同意了徐福的要求。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徐福就带着这么多人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个比较早的诈骗案，受害者是中国第一个皇帝。
根据这点网上很多人说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但是看过《水浒传》又不同意了，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武大郎的后代。
不管怎么样，徐福确实给日本带来了知识和技术，在日本出土了很多跟徐福有关的文物，也有很多有关的遗迹。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倭奴国”使者来洛阳进贡，使者自称是大夫，说自己的国家位于倭国最南边，刘秀把印章赏给了使者。
网上有说当时的“倭奴国”不是日本，但大多数资料认为就是日本。
天明四年 ( 1784 ) 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这颗金印，目前陈列在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
隋朝时，日本就从百济得到由中国传入的佛经，他们相信佛教，使用汉文。这时候日本开始与百济交好，百济是位于今天的韩国南部的一个小国。
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小野妹子访隋，隋炀帝即派文林郎、鸿胪卿掌客裴世清率领代表团十三人回访，小野妹子伴同归国。八月三日，在日本政府的隆重欢迎下进京。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效劳。
叫小野妹子，我一开始还以为真的是个妹子，结果···
根据《日本书纪》中记载，小野妹子以遣隋使的身份来到隋朝，于607年与609年两度出使。
《隋唐书·东夷传》说:"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效劳。"
唐朝时，中国与日本的交流达到空前的频繁，关系也更密切。日本民族承认落后，对大唐昌盛的文化和物质文明极为赞赏、向往，于是不断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
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的有13次之多。日本留学生里，最有名的是阿倍仲麻吕。唐朝赴日本的使者和僧人也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和尚。
至于日本有多少文化是学习唐朝的呢？太多太多了，真写下来够半套日本历史了。
为什么日本对唐朝文化如此青睐？这缘起一场战争，也是中日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也叫白村江之战。
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鼎足而立，纷争不断。
这回挑事儿的是高句丽，它实力最强，隋朝时期曾多次征伐高句丽，都没有攻下来，可见其悍。
642年，高句丽大将渊盖苏文杀国王高建武，立新王，大权独揽。643年（也有说是655年），与百济联兵侵攻南方的新罗王国。
同年，新罗向唐朝求救，唐高宗决定联合新罗进攻百济，然后再南北夹击高句丽，大将苏定方率军。百济被灭国，残余势力向日本求救，于是日本就被坑来了。
前文说过，日本佛教就是从百济渡海传来的，另外还有许多百济工匠移民到日本，将大陆的很多技术传播到了偏远落后的日本。日本与百济交好，万万没想到这次被当猴子耍了。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
此时在朝鲜南部战场上（北部战场上唐军与高句丽军已进入僵持阶段）日军已经达到了三万两千余人，唐军仅原百济驻军不足万人加上高宗派遣的援军七千余人，总计约一万三千多人。
663年8月，唐军将领刘仁轨的水军到达白江口，遭遇了日军大部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实际上日军有四百余艘战船，唐军一百七十艘战船。最终战斗结果，唐军完胜，我猜当时场面一度很尴尬。
《通鉴纪事本末》写到：“（唐军）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率众降”。
《日本书纪》则写到：“日本水师舍身突入唐阵，唐军从容左右迎击，纵火焚日船······须臾，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甚众，舮舳不得回旋”。
白江口之战，日本大败。自此之后日本见识到了自己和唐朝的差距，于是大量派遣遣唐使到大唐学习，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唐风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迎来了“唐风文化时代”。
唐昭宗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即公元894 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陆多阻”为由，建议停 止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了这一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然而随着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终止中日一切贸易往来之后。两国民间的关系并未随之中断，不断有日本僧人学者， 他承中国或朝鲜的商船继续来大唐学习，且民间和贵族都十分喜爱“唐物”，可以说是崇拜，这一点有些像今天中国热喜欢“日货”。
宋朝的航海技术很发达，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使得宋朝的东西能流入到日本。
日本在宋朝的时候经常派使节送东西给皇帝的。日本因为宋朝的海市，得到很多利益，两者是合作关系的。
元朝的前身为蒙古国，这个相信大家不陌生。
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建国时领有大漠南北与林木中地区即尼布楚地区，经由历代蒙古诸汗的经营及三次西征后，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国。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即将出兵。
18岁的日本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
公元1274年，忽必烈不顾元与南宋激战正酣，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元朝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元朝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元朝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
元朝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必烈别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兵分两路远征日本。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
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
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
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
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
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忽必烈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
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
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元末明初,日本倭寇经常袭扰东南沿海地区。朱元璋称帝后,派遣使者到日本声讨其罪。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明太祖派杨载等七人为出使日本,但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竟直接杀死五名使者，并把另外两人扣押了三个月之久。
此时明朝军力强盛,所以朱元璋的口气非常强硬,“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但是使者抵达日本后,见到的却不是日本的君王。当时，日本正处在混乱的“南北朝时期”，诏书便送到了南朝怀良亲王手里。
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
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遣使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然而倭寇势力依然很大，并不断骚扰明朝沿海一带。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责备“日本国王良怀”，威胁将要出征日本。
“日本国王良怀”（怀良亲王于1372年即以退隐，而当时的日本九州大名在对明朝的交往中，多假借“日本国王良怀”的名义，因此后来的“日本国王良怀”不是怀良亲王本人）则复书表示若明朝征讨日本，自己将积极备战。
这个表文令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生气，但鉴于元朝征讨日本的覆辙，决定暂不出兵日本。
1387年，朱元璋得知了日本使者如瑶曾支持胡惟庸造反，暗藏火药、刀剑等兵器，试图刺杀自己时，大为光火，立即断绝了明朝与日本的关系。
1401年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将军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获得明朝的积极响应，可谓是两国修好的破冰之旅。
据日本室町时代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准三后某（义满），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
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百姓若干人。
1402年，明朝的第二个皇帝建文帝朱允炆，颁赐大统历并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与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亲自到兵库（神户）港口迎接，并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隆重的接诏仪式，承认日本是明朝的属国。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在国书中，足利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
明朝赞赏日本的诚意，“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
在日本称臣纳贡的前提下，明朝对其开放贸易大门，规定十年一贡，限船两艘，每船人数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从1401年室町幕府第一次向明朝派遣使节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内义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为止，日本官方总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团。
文禄元年（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率兵20万（有说是30万）征伐朝鲜，文禄元年（1592年）4月跨过朝鲜海峡，在釜山、庆州一线登陆，正式拉开侵略朝鲜的序幕。
丰臣秀吉于5月攻占汉城后便研议要迁都北京，7月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国，朝鲜国王马上向明朝求救。
在极度缺乏情报的情况下，明朝辽东副总兵祖承训仅率军三千余去朝鲜作战，结果明军全军覆没，祖承训只身逃回。
文禄元年（1592年），明神宗派遣辽东总兵李如松为提督，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率兵四万余人于当年12月26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配合朝鲜将领李舜臣抗击日军。
1593年，日本因海战失利补给无法送至，加上朝鲜破坏过度，造成瘟疫流行，当地征发粮食不易，以及急于保全占据朝鲜南部四道的战果，遂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城议和。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5月8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到达日本的明朝使团。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
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
一，迎大明公主为日本天皇后；
二，发展勘合贸易；（勘合贸易是明代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贡舶贸易”。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
三，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
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
五，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
六，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
七，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
沈惟敬答应了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万历帝最后批准。
1594年10月，日本议和使者小西如安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小西如安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一口答应了石星提出的三项条款：
一，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
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
三，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
当时兵部和日使小西如安进行了详细的对谈，这时沈惟敬也递交了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万历帝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
1595年1月，明朝遣使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令沈惟敬前往日本下诏书。
这封诏书现存于大阪博物馆，为惯用的御笔文体写就，俨然一副中央大国皇帝对蕞尔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
据部分史书记载，丰臣秀吉对此勃然大怒道：“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摔诏书于地，并怒逐明使臣，不久后再次遣兵入侵朝鲜。
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把中朝使团驱逐出境。
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彻底破裂。
沈惟敬滞留朝鲜，不敢回京。
在朝期间，他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这道假冒的谢恩表被明廷识破，再加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的消息，万历帝知道使臣和兵部没有把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动向报告朝廷，一心求和，竭力欺瞒。
当即大怒，马上下令革去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职务，令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再次出兵援朝。同时下谕旨声明石星罪状“倭奴狂逞，掠占属国，窥犯内地，皆前兵部尚书石星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着锦衣卫拿去法司。而沈惟敬见事情败露，为了报复便将明军的作战部署泄露给日军。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即1597年1月，丰臣秀吉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朝鲜遣使再至明朝求援。
这次再侵朝鲜，丰臣秀吉吸收了上次海战失利使得不能大量运兵和运输补给的教训，使用反间计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使得李昖将李舜臣下狱，其后将其贬为士兵，只能白衣从军。
日本出动陆军141490人，水军7200人，水陆并进再度入侵朝鲜。
2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征日。5月，开赴至朝鲜的第一批明军共约3万余人。
在第二次战争前，总兵麻贵率1万7千人驻守汉城；杨元率辽东骑兵3千人，驻守南原；陈愚衷率兵2千人，驻守全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吴惟忠率南兵4千人进至忠州；茅国器率兵3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
明军的战略部署是，上述各军据守本部要塞，待总督邢玠率领的4万大军一到，明军和朝鲜军即转入战略反攻，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彻底围歼釜山日军。
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人数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十四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七万，实际上是四万。”
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十一万人。不过这些数字是万历二十六年以后的事了，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这期间双方互有胜负，直到庆长三年（1598年）9月18日，丰臣秀吉病逝于京都伏见城。消息传至朝鲜，日军士气因而受挫，开始准备撤退。
万历朝鲜之役持续了七年之久，最后终以中朝两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结束。
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德川家康趁机夺取政权。
明朝方面虽胜，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削弱了辽镇的军事实力。
此战后辽镇的战斗力开始下降精锐损失殆尽，短时间无法恢复。
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000，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只有40000，也就是说减少了60%；壬辰战争后，辽东兵力之不足、防御之单薄可见一斑。这恰恰成为一些有野心的少数民族首领提供了扩展势力的良机，蛰伏已久的插汉部蒙古开始猖獗骚扰和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便是明证。
借鉴资料：百度百科、百度知道、360百科、互动百科、中国在线网、搜狐网、搜狐历史、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