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抓赌往事｜大象公会

同样是赌，为什么街头棋牌室安然无事，有些则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什么样的赌博是被容忍的，哪些又是要严禁的？「抓赌」和「放赌」的难题，自古皆然。

文｜闻韶

2019年7月30日，越南警方突袭地下网赌窝点，逮捕超过380名中国人。

这是越南历史上最大的非法网络赌博案，但却不是唯一的大案。近年来，国内警方频频同越南合作打击网赌窝点。

然而，这些新闻往往与头条无缘。舆论中引起关注的案件，大多是亲朋好友小搓两把却引得警察上门。

2019年7月11日，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警方就查处了一起4人在家打麻将的案件，查获赌资270元。处理结果是每人罚款100元附带批评教育，如此偏离常理的操作引发网民质疑。

为逃避抓赌，厦门、合肥、金华、六安等地，甚至出现过「坟地赌场」。赌徒们将赌窝安在了人迹罕至的墓地，但仍然没能逃脱铁拳。今年四月，甚至还有过赌客扮鬼试图吓退警方的新闻。

· 2019年4月，安徽合肥的赌徒试图通过扮鬼吓退前来抓赌的警察。最终一人被刑事拘留、十人被行政拘留

不过，事情的另外一面，又是全国各地遍布街头巷尾的「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常年烟雾缭绕，伴随搓麻声和麻将机的轰鸣。

· 杭州名为「中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麻将馆

· 小区棋牌室的白发老人

逢年过节，麻将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标准配置。连家长们也毫不忌讳，招呼自家娃代打两盘。涉及的赌资，往往也不会低于前面的案例。

· 带着孩子上赌桌的年轻妈妈

为什么同样是赌，被叫做「中老年活动中心」的棋牌室、麻将馆开遍大街小巷而安然无事；有些则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

什么样的赌博是被容忍的，哪些赌博行为又是要严禁的，这并非本届政府独有的抉择，事实上，「抓赌」和「放赌」的难题，自古皆然。

屡禁不止的赌博

赌博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田忌赛马」便是以千金为赌注。公元前407年的《法经》，已经在惩治「博戏」，就是赌博。

单看司法，历朝历代对赌博的处罚相当严厉。如西汉西汉安丘侯张拾、邔侯黄遂、樊侯蔡方都因赌博被判四年徒刑苦工。

然而，故事的另外一面是赌博屡禁不止，就连当权的王侯将相们也不例外。如唐人热爱「双陆」，武则天常同大臣相聚打牌。唐玄宗李隆基则是「斗鸡」的骨灰级发烧友。

· 双陆游戏

随着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赌博在平民阶层中如火如荼。明中后期，赌博风气席卷整个社会，上至天子——如好斗蟋蟀的宣德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如市井中热衷于叶子戏、马吊牌的「博徒浪子」等，概莫能外。

清代各地更是赌业繁荣。江浙一带有所谓「吴俗三好」，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广东人好赌更是出了名的，《清稗类钞》直接说广东人好赌乃是天性。

· 明清时流行的马吊牌

清中叶后，有「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的民谚，整个下层官僚群体给人的观感便是全无文采、靠赌博度日。

尽管如此，官方层面对赌博的禁令却从来没有松懈过。从春秋战国到清中后期，政府禁止赌博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即赌博影响个人品德，带坏社会风气。

雍正曾发布上谕：

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 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

乾隆也将赌博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恶习，认为其「干犯功令，贻害父兄」。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再强大的专制皇权也难以对抗人性。

清代晚期，清廷一面禁止民间赌博，一面又在宫墙之内设局赌博。甚至有记载说：「孝钦后（慈禧）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也。」

· 清代贵族妇女打牌

据《梅庐丛话》记载，青岛失守陷于德国的主要原因，乃是总兵章高元痴迷麻将，德军军舰攻来之时不理急报、只顾打牌。这则野史的可信程度不得而知，然而却能表明时人对清代官场赌风盛行的共识。

当赌博遇到革命

1912年，大清垮台，民国成立。新政权充满了移风易俗、严禁赌博的信心。

1912年6月，袁世凯发布《暂行新刑律》，对参与赌博者、常业赌客、开设赌场者、发行或贩卖彩票者，都在法律打击之例，还相继发布一系列禁赌令。

然而事实证明，禁赌比剪辫子、放足要难执行得多。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

· 电影《色戒》中，身为政府高官的易先生家中终日麻将不停

政界之外，学界也好不哪去。据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朱偰回忆，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上也者在报章写写文章，捧捧女伶，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异常缺乏。」

出了北京，地方遍地军阀。中央政府软弱，社会整合极弱，如何能禁得了赌？
民国八年四月，湖北地方军阀为了扩充军饷，设「彩赌」骗局，发行「善后券」；民国十二年二月，滇桂粤联军为了扩充饷源，设立「筹饷局」，招商人「承包」赌博。至于各军阀手下军队中赌博吸鸦片之类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

· 1913年9月，张勋旗下聚众赌博的「辫子军」

1928年，国民党北伐获胜，很快又产生了禁赌的野心。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许多地方政府趁机展开禁赌活动，如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大造舆论禁赌，一方面采取采取责任制查禁赌博。

对于全国遍地麻将声，爱国进步人士纷纷痛心疾首。五四之后，禁赌更是同救亡、启蒙等议题连在一起。

新派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赌博阻碍文明的进化，妨碍社会事业的进步」，因为「近代立国之大本，第一为『经济力』，第二位『劳动力』。」而「赌博是纯消耗的，浪费了无数的宝贵的劳力和资本。」（《禁赌概览》，1936）

· 1936年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制的《禁赌概览》

然而，从民国到抗战，期间虽不乏枪毙参赌官员等耸人听闻的事例，但由于国民政府有限的社会控制能力，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

自然，进步的中共政权也严惩赌博，而且由于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执行效果远强于国民政府。

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就在演讲中描述了理想中的延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革命叙事中，赌博同生产娱乐势不两立，为害百姓。历代所强调的对个人品行的影响，此时已经不再重要。

1980年代，这种叙事模式再次出现。许多忧心忡忡的反对者向报社写信，称近几年赌博活动死灰复燃。此时，推动禁赌之人最为关心的，乃是赌博「影响生产，妨碍工作」。工厂聚赌、大队聚赌和国家公职人员参赌成为了主要打击对象。

· 1982年关于上海市赌博情况的调查

倒是从建国到八十年代，各类官方文献中极少关于赌博的记载。这是因为赌博已经被全面取缔，一扫而空，禁无可禁了么？
并非如此。

即便是在最为严酷的特殊时期，赌博也没有消失过。在文革初期，扑克牌因为上面的国王、王后和字母，被认定为属于西方的「封资修」，因为被要求停产停售。

然而，革命群众也是要打牌的。于是，扑克牌被改名叫做文娱片，换上了红色的革命内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革命娱乐活动。

· 改名为「文娱片」的扑克牌

在回忆文章中，一些无所事事的红卫兵们天天打牌度日：

有一个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天天晚上打到三四点钟，然后睡到十点才起，下午睡起来继续打，除了吃饭、游泳和睡觉时间，整天唯一的事情就是打扑克，一下子对打扑克倒了胃口，后来一辈子不想打扑克，见别人打扑克、玩麻将也心烦，对这种无聊的生活都厌烦了，毕业班强烈要求走上工作岗位。

宝鸡文理学院王磊教授回忆录《风雨人生路》

当时，痴迷赌博虽然是可用于批斗的罪名，但只有当国家机器恢复运转之后，对于赌博的全面打击才再一次成为可能。

1979年推行的《刑法》第168条即为「赌博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

《刑法》将赌博罪放在了「妨碍社会秩序管理罪」一章之下。赌博罪的客体是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者社会主义风尚，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关注个人德行。

· 1997年，《刑法》修订，在赌博罪的条文中加上了开设赌场这一行为。新近出狱的郭美美，就是因为在世界杯期间开设赌场情节严重，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不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日常抓赌倒并不是按照刑法来的。1986年的颁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要求严厉禁止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行为。2005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求对「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进行处罚。这才是各地警方日常抓赌的法律依据。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赌博赌资数额巨大」？

司法解释只规定了刑法赌博罪的入罪数额。各地警方在行政执法时，都需要对「赌资数额巨大」作出自己的界定。各地在实施细则中都制定了各自的处分标准，相差可谓悬殊。

· 部分地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最低赌资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对待赌博的态度只有两种，「打」和「严打」。

那么，随处可见的麻将馆、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又是怎么回事？

抓与放之间

2011年8月，成都三人在茶楼内打5元一局的「血战到底」，警察忽然入内，查获三人「赌资」575元，一人被拘留十五日，两人被拘留十二日，分别罚款1000元与500元。

· 茶馆中打麻将的成都人，边泡茶馆边打麻将是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被罚女子认为三人打麻将仅为娱乐，警方行政处罚过当。持续申诉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再审，认定处罚不当，撤销原行政处罚。

这则新闻提醒我们，权力机构和社会大众，对于什么该抓，什么不该抓，时常并无共识。民众认为，搓个麻将纯属娱乐，且不打钱毫无乐趣，满街人人都这么打，类似的抓赌案件往往引起怨声四起。

其实，这种对赌博界定的矛盾和民间小赌的普遍性，司法机关也早有认识。

2005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

因此，街头巷尾的中老年人活动中心才能普遍安全的存在着，四川人民才能漫山遍野打着麻将。但是，什么又是「少量财物」呢？法律仍然没有说明。

于是，正如前述案例，这些法规并未阻止各地抓赌行动中，依旧存在着不计数额、不看对象的运动式执法，一再引起非议。

· 如陕西省规定，人均参赌金额在100元以上或者当场赌资在400元以上才可算作赌博予以处罚。然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陕西商洛四人在家打麻将，涉赌金额总共只有270元，依旧遭到罚款

即便是中央，在抓和放之间，也不免游移。

1949年以来，中国严格禁赌。然而到1986年，民政部部长崔乃夫鉴于资金缺口困难，提出了通过发展彩票募集社会福利公益金。近来引发重重争议的福利彩票由此诞生。

最近的消息则是在2018年，中央下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海南「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这远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放松禁令。近代史上，最先正式开赌的就是海南原属的广东。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接二连三，清廷连年用兵，军饷大增。战争导致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地丁钱粮实收数额惨淡，海关也收不到税。

同时，广东省则拥有全国范围内最好赌的人群。既然屡禁不止，干脆赚他一笔。

· 清末广东赌馆

咸丰十年（1860年），广东贡院毁于在太平天国之役。贡院是一省乡试的场所，对于地方社会意义非凡。政府无钱修复，于是接受士绅建议，特开赌二年，征收赌饷，以重建贡院。

赌禁一开，再难收拾。

同治三年（1864年），广东巡抚郭嵩焘严禁赌博，但有广东人在香港私开赌场，引诱粤人入局。经历屡禁不止的绝望后，郭嵩涛醒悟到与其「弃巨款于外人，不如收回以济饷」，于是决定立案招商，投标建赌场。

· 晚清名臣郭嵩焘

此后，洋务派任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之时，便开放赌禁以筹资金，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曾公开招商办赌。而换了清流党上台，则势必要禁赌以正风俗，抓一波，杀一波，禁一波。

在政策反复之下，巨赌之家纷纷逃离广东，携款前往香港、澳门重开赌场，再不回头。1872年后，港英政府严厉禁赌，恰逢澳门大力发展博彩业，于是，澳门就这样成为了两岸三地的赌业中心。

· 民国时期的澳门赌场

2001年，回归后的澳门再次开放赌业牌照。自此，澳门赌场连续十五年业绩上涨，2007年后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赌城。中国人民对此居功甚伟。

2015年，澳门赌场业绩首次下跌。这一年，恰逢大陆反腐。

澳门之外，菲律宾马尼拉、韩国济州岛、朝鲜罗先特区、缅甸果敢、新加坡等地，也逐一被开辟为博彩新地。

· 前世界冠军，乒乓运动员孔令辉据传在新加坡赌场欠下巨额赌资

中国法律无法惩治国人在境外赌博，最多只能惩治组织十人以上出境赌博的组织者。偶有涉及名人的新闻曝出，除了以舆论谴责别无他法，更挡不住更多赌客出海逍遥。

「与其弃巨款于外人，不如收回以济GDP？」十多年来，在海南试水博彩业的传闻时断时续。
不过，官方的表态再次表露出了禁赌底色。2018年10月17日，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南日报》发文称，「网上有的议论要开赌场、搞博彩、放开跑马，或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搞全盘私有制，这些都是脱离国情和实际的，是决不允许的。」

参考文献： 1. 王卫平：《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三期 2. 周国平：《晚清广东赌饷探析》，《广东史志》2001年第03期 3. 王美英：《清代的赌博述论》，《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 涂文学：《近代中国社会控制系统与赌博之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