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十年的「医院吐槽大会」，一场中国医生自救实验

作者：果子

凌晨四点，在心内科轮转的值班医生小江刚躺下没多久，就被护士叫醒。她揉揉惺忪的睡眼，快步走到陈大爷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医生，你们医院怎么这么不人性化？明天两个超声检查，我早饭和午饭都不能吃。」

一听是禁食的问题，小江医生哭笑不得。想到昨晚处理一个很重的病人到深夜，早晨六点还要交班，因为这么一点问题被叫起来，心里不免有点儿上火。

小江向陈大爷解释，下午的超声检查可以早点排队，这样午饭就不会落下。但陈大爷依然抱怨不停，说自己浑身难受，晚上睡不着，白天两顿饭不吃怎么行。

陈大爷退休之前在工厂做会计。虽然表达不太清晰，但他十分关注自己的健康。小江回忆，「他是那种很少有的会用两页 A4 纸把自己的病情密密麻麻记录下来的病人。」陈大爷有腔梗和椎动脉狭窄的病史，这次因头晕耳鸣、心前区疼痛来住院，但检查出来不是冠心病。他的儿子白天会来看望他，老伴因病住在另一家医院。

沟通了十几分钟，陈大爷还是不满意。小江只好悻悻地离开。

「吐槽」大会，不吐不快

10 月 31 日中午，小江医生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大讲堂里讲述了这段令她「耿耿于怀」的往事。

倾听她故事的人，是参加这次巴林特小组活动的其他成员。他们来自不同的科室：呼吸、皮肤、影像、外科、急诊……会议室很宽敞，墙壁四周摆着米白色沙发。有 21 位医生作为观察员坐在外圈的沙发上。其他 12 位医生则作为讨论成员坐在圈内，小江正是其中的案例提供者。

她回答了组员关于后续情况的问题：「当时怀疑陈大爷可能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后来请心理科医生会诊，发现他处于抑郁状态，建议用米氮平。」

小江分享完案例后，退出内圈。其他成员会根据她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再演医患关系，体验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作用。

简单来讲，组员们会进行一场头脑风暴，假设自己是案例中的角色，设身处地地理解当事人的感受：

「假如我是患者，我可能酝酿了很久才去找小江医生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本身有抑郁的情况，晚上很难入睡，脑袋里会胡思乱想很多事情。第二天的检查要到下午三点才能做完，两餐禁食，可能会很难受。」

「虽然床位医生已经告诉陈大爷两个检查可以一起，但是他会担心 B 超室的医生不给做。70 多岁的年纪，看病越多，受到拒绝的次数可能也会越多，看错时间看错地点的情况也很常见。所以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申请单上的文字可能已经来来回回读了无数遍，心理设想了很多不好的后果。」

「如果我是小江医生，我会希望医院的预约系统更人性化一点，能把检查约到一块儿，这样就不用凌晨四点被叫起来了。」

「如果当时有两三位很严重的病人等待照顾，那小江医生还能花十几分钟和这位病人交谈吗？这可能会妨碍到她的救治，挤占她的治疗时间。医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如果有其他紧急情况，肯定还是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随着讨论的深入，组员们脑补了更多的情节，试图在医患互动中找出最优解。这也是巴林特小组中的「雕塑」环节，组员可以通过一种系统性的视角，了解一个复杂的系统和其中的人际关系。

小江听后觉得很宽慰。她回到圈内，对大家的建议表示感谢。
医生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

巴林特小组，一场医生自救实验

小江参加的巴林特小组，其实是由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于 1950 年创建的。

他在著作《医生，病人和疾病》里提到了「医生药物」的概念——病人不仅仅对药物本身有所反应，而且对于医生本人和医生带来的氛围也有所反应。

医生本身，也是一剂强有力的药物。而医患交流对彼此都充满了意义。巴林特小组首要的任务就是促进对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全科医生皇家学院将巴林特小组列为职业培训的必修课程。在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培养当中，也要求医学生必须通读巴林特的著作，并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于 2009 年就引进了巴林特小组。据端传媒报道，当时有两位外科医生因工作压力太大，在手术前夜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甚至猝死。时任心理科主治医师（现心理科主任）的陈华医生建议医院引入巴林特小组，为同事们提供心理疏导。

这种「吐槽大会」每两周举办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 300 多期。

陈华多年前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难免会对目前的医疗现状产生很多不满，用《大医精诚》或《希波克拉底宣言》来鼓励自己有时也底气不足，那时的医疗环境，医生是被尊重的一个职业、是神圣、崇高的职业。而现在呢？

面对这些已经踏入医学院的学生或者多少都工作过些年的医学生，我还能建议些什么？和他们一起抱怨吗？如果抱怨有用的话？

陈华的担忧不无道理。 医生们长期超负荷运转，情感过度付出，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偶尔还要面对出言不逊的患者和家属，过高的期望也令人压力山大。

在 2019 年 Medscape 报告中，44% 医生感到职业倦怠；11% 医生有通俗上讲的抑郁；4% 已有临床诊断的抑郁。

一份针对广州六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医生中，83.63% 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情绪衰竭；65.80% 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去人性化；78.68% 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丧失个人成就感。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医生群体整体的精神状态不容乐观，这会直接影响到医患关系的处理。

担任巴林特小组组长的王晓丹医生说，「有些医生确实会遇到很『搞』的患者，无理取闹，非常不尊重人。但是医生如果把愤怒的情绪带给所有病人，就会很麻烦。」

医生在工作中受了委屈，应该有一个倾诉和发泄的渠道。 但是类似巴林特小组的活动依然很稀缺。北京、上海、浙江、湖南等多家医院逐渐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但国内还未完全普及。

「不同于一般的病例讨论或者医患关系讲座，巴林特小组更加感性，大家以抒发自己的感受为主，而不是理性分析」，一位组员说。

陈华主任觉得，这 10 年推广巴林特小组取得了一定效果。医务人员学习沟通技能，尝试去理解患者。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更加宽广，与人交往的方式也会更加包容，这正是巴林特小组的意义所在。
也许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来自「自己人」的关心是最有治愈力量的吧。

你所在的医院是否开设了这样的巴林特小组？你是否遇到特别难处理的医患矛盾？欢迎在评论里留言分享~

编辑：史晨瑾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来源（向下滚动）

1.魏誉民, 林晓峰, 潘健. 三级甲等医院医生职业倦怠行为研究[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9 (2019 年 03): 307-310.

2.巴林特小组—— 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了解医患关系

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2853

3.巴林特小組：中國醫護人員的心理自救實驗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1-mainland-Balint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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