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去做吧!这个市场太大了!”
2014年,当王金龙还在美国做投资主管时,就开始有做跨境投资平台的想法。回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咨询业界大佬,这件事能不能做,应该怎么做。大佬们给出的一致答案是:“跨境投资+互联网金融”是个大风口,只是这个行业门槛高,暂时还没有人迎风起舞。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投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投资产品少、渠道窄。然而,中国向海外配置资产的需求却不窄,买房、交学费、看病、移民……在国内赚的人民币,早已不能买足美元的消费需求。特别是中国连续降息后,理财产品收益越来越低,而美国的预期是升息,理财产品的收益会越来越高。日益剧烈的供需矛盾怎么破?
2014年10月,王金龙回国创立海投金融——专做跨境投资互联网的平台。这是一个让中国“高净值人群”坐在家中就能赚美元的科学“试验”。
“试验员”王金龙最初的老本行是液态火箭发动机数值模拟,和金融一点不沾边。1998年,王金龙获得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的本硕连读学位,这是彼时清华大学最“专”的专业之一,导师都是国家级专家。“我的大学同学许多都在航天部、研究所。出国留学后,我如果一直往下走,应该会去NASA工作。”王金龙告诉本刊记者。由于火箭发射的社会应用方向较窄,在美国又属于高精尖技术,有保密级别,其核心技术不对外国人开放,王金龙最终选择放弃本专业。
毕业后,王金龙正好赶上互联网第一轮泡沫,在欧美股票市场中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股价高速上升。“第一次创业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觉得做软件好,还蛮时髦的,就做了。”王金龙说,“当时我们开发的机械模拟软件很成功,福特、波音当时都是我们的客户。”
2002年,王金龙看到国内彩铃、彩信业务的“狂热”,回国后迅速和清华的同学第二次创业,想做电信增值业务,最终因为“监管”门槛失败。
虽然创业失败,却给王金龙留下一扇窗。彼时正赶上全球风险投资纷纷进入中国,红杉资本就是在2005年组建中国团队。在创业融资过程中,王金龙接触到第一批硅谷来中国的风险投资人。人称“冒险大师”的德丰杰(DFJ)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Tim Draper就是其一,他是百度的天使投资人。“当时德丰杰要做一个中国基金,我开始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和汤忠一等德丰杰的合伙人接触,后来发现风险投资很有挑战性,又能实实在在地给整个行业带来价值。”于是,王金龙完成了身份的再次蜕变。2006年,他又从创业者转身成为德丰杰龙脉基金中国投资顾问。
结束了一番“折腾”后,王金龙下决心深耕投资领域,在德丰杰工作后,他渐渐发现了自己的短板:从创业者切入投资领域,对市场、产品的把握没问题,但对整体金融市场、金融工具、投资产品缺乏深刻理解。于是,他又跑回美国进入圣母大学基金做投资主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投资市场,可以系统地学更新的东西,夯实基础。”
身在美国,王金龙更早地看到了中国人向海外配置资产的迫切需求。
不过,想捋顺这一“社会问题”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回国后,中美不同的投资理念就先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事实上,美国整个投资界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即便如此,“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大家更看重的是长期收益,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收益,大家不会看你这个月,这个季度的收益,大家都在跑马拉松。”王金龙说。
中国的市场的投资者、基金经理则更看重短期收益,“短跑”才是强项。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形势好时,大家拿出全部家当压在股市,很少考虑进行海外资产配置,下半年市场下跌,人民币贬值,大家又匆忙寻找新的投资出口。王金龙告诉记者,“其实从长期投资者的角度看,无论市场情况如何,你都应该做一个平衡的全球投资组合,而不是在收益降低时才进行短期应对。”
不过,王金龙并不打算入乡随俗,他相信中国投资行业的大趋势肯定是要融入全球。人民币兑换的自由度增加或许就是信号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可能在今年内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就像中国20年前加入WTO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国门打开时就会吃大亏。我创业的初衷之一,就是回国帮助国内投资者去开阔眼界,为大家进入全球市场提前做准备。”
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早已超出你的想象。瑞士信贷银行最近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显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09亿人,虽然只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却超越美国的9200万人,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
与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中国中产的财富积累主要集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财富积累的过程过快,导致没有长期的理财规划,不知道钱赚到手以后怎么办。此外,中国的投资者大多焦虑而又操心。
“有一次我们去成都和客户交流,介绍一款针对留学生家庭的理财产品‘留学宝’,当时有客户不断提问:这款产品怎么投,收益如何,安全性怎么样。我问他是要给你家小孩准备吗?他说是。我问什么时候用?他说不知道。他小孩现在三岁了,想等以后他读书时用。”王金龙告诉记者,“其实很多高净值人群都在想方设法做家族传承,做财富规划,这些人不光是超级富豪,其实所有人都应该有这个理念,比如提前规划养老金,孩子的教育基金等。”
目前,国内有很多炒美股、港股的产品,其实海外投资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果不想炒股,可以投资美国国债、可以买美元指数,“此外,我们通过互联网降低海外投资门槛,针对移民、留学、医疗等特定场景来定制海外理财产品。”王金龙介绍说。
不过,想让这些“高净值人群”实打实地刷卡,也并非易事。“我以前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投资逻辑很简单,只需要不断地进行长期投资获得长期收益。现在,我要同时面临大量客户,发掘他们个性化需求,提供产品服务,还要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做到收益最大化。”王金龙将目标市场锁定在北京、上海、温州、杭州、成都等海外投资需求比较集中的城市,这里的中小企业主、有海外背景的金领都有很强的海外投资需求,通过不断的路演、见面交流会,取得“金主们”的信任。
跟着监管部门的节奏跑如果钱多,想来点高风险、高收益、高格调的理财产品,还可以玩私募股权投资。
“在VC领域,我们还专门做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未上市股权基金投资。目前,我们拿下的投资名单中有Uber、Airbnb、Palantir、Pinterest等估值达百亿美金的公司。”王金龙告诉记者。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被称为“独角兽”的硅谷公司,其投资者也有退出套现的需求。毕竟公司未上市,股票不能买卖一切都是纸面财富。这时,新的投资者就可以进入。
以帮助CIA干掉本·拉登的大数据公司Palantir 为例,该公司会定期组织“股权转让会”,将公司内部的转让需求统计出来。如某员工要卖掉股份,价格区间是多少;某天使投资人,投了投少钱,翻了几十倍,也想退出一部分。公司会派一个总负责人和律师与新进的买方投资人协商,经过公司审批后通过。Palantir最新的估值已达200亿美元。
“我们的纽约团队会对这些公司要做尽职调查,包括公司所在行业、发展前景、业务运营情况、估值及退出预期,做出研究报告与我们的潜在投资者进行分享,还会组织投资者进行现场尽职调查。”王金龙介绍说,“大家不知道的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会充分披露,让投资者有足够认识。”该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今年7月上线以来,很多家族基金、私募基金、上市公司高管都通过这一渠道成为硅谷创业公司的投资人。
除了让目标客户满意,做海外投资更苦的差事是要紧跟监管部门的步伐,跟着他们的节奏小步慢跑。王金龙告诉记者,“我们想推出一个众筹产品,但今年8月证监会忽然下发通知,互联网公司开展股权众筹要取得牌照。我们没有拿到牌照前,就不能做这个产品。”
此外,全球金融市场合规要求,其实正在整体趋紧,包括中美的“反洗钱法”、反恐,中国的反腐、外汇管制等,各个方面都对个人的跨境投资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压力。“我们目前还在不断摸索,请了八家国际律所做全球的架构,主要是做合规。”王金龙说,不过国内金融投资的总体趋势还是全球化、国际化,这是一个是几万亿美金的高门槛市场,目前只有我们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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