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蛋糕难了。
现有的资源，精英们要维持特权和财富，普通人想跨越阶层，都不是件容易事。
美国学者研究了社会出身与精英地位之间关系的历史数据（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美国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和底层黏性很强：收入位于全国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辈处于同一阶层。”在这极低的流动概率中，通常也是邻近的20%阶层间的流动（See Pew Charitable Trusts 2012,2013）。
邻近的20%阶层，也就是说，从收入微薄到变身大亨，或者从富裕阶层跌落至穷困潦倒的概率都很低。
更多是，一代人的奋斗再加上点运气，使生活条件改善。
从事体力劳动的流动打工者到有较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从工薪阶层努力到高级白领、金领，直至无产出卖劳动力获得的收益远不及资产性收益时，算出了头。
出身
这是最近读《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时看到的一些数据和观点。
此书的作者——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专门研究公司的招聘与晋升问题，他通过访谈美国起薪最高的行业——投行、咨询和律所中上百位招聘官和求职者，来观察看似能力取向的选拔标准如何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
劳伦认为：“位于经济等级顶层的家庭，其子女基本垄断了通往好中学、名牌大学、高收入工作的途径。”
因此，在研究不同阶层人群的工作岗位之前，先了解精英阶层如何通过学校和教育将优势传递给子女，实现特权的传递。
经济优势
富裕家庭会在孩子教育上投入更多钱。
择校、学区房、高考户籍和高质量的私立学校；音乐、艺术、戏剧等课外活动项目，这些花销不菲。竞赛、社团和社交；无薪实习、出国交流和公益活动，兴趣也需要金钱保驾护航。
不因钱放弃选择，而是利用其筛出最优选项。
这是中学时的我难拥有的。
因中考成绩不错，我免试进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进入高中后，发现有同学去省级名牌高中参加过考试，后因成绩尚差一筹回到市里读书。
可我初三时不知道这个关键信息——我可以去参加省级名牌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失去了考试机会。即便父母很重视我的教育，但因为视野、条件的缘故，他们被排除在信息圈层外。
当时我并不在意，觉得去也难考上，高中虽然教学质量比不上省里顶尖的名校，但好歹也是所老牌省重点，更何况家人满意，没必要再花钱花力去省城读书。
出高考成绩那会儿，报纸每天刊登大量高考相关的新闻，记得某篇的报道是那所名校的毕业生去向，称该校有近半学生没有参加高考，部分去海外读书，部分走保送，剩下参加高考的学生清北数还远高于母校。
初入高中和同学聊天的情形一下闯入脑中，我当时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对，后悔。
社会关系
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地位和范围——也十分重要。父母的社会关系能为孩子提供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途径。中国常被称为关系社会，“关系”是如何“润滑”社会机器的运作的，每人都各有体会。
处于不同层次与阶段的人们，有着迥异的获得社会关系和物质回报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塑造着他们。
“谷雨实验室”的（链接）北大清华毕业的家长狂报N个补习班，只为不让孩子比自己差，讲述了晋升新中产的清北家长们是如何利用掌握的资源来扩大孩子在教育阶段的优势的。
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即我们用来闯荡社会的各种知识框架、观念框架、行为框架，也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文化资源与个人能力常常被混为一谈，如，所谓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是文化资源的不同，不是穷人的个人能力不如富人，是双方因各自所处的生存环境差异，学习了不同的生存技能。
文化塑造着不同人群的抱负和世界观，影响人们在日常互动中的评判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也影响着人们能否成功应对社会的各个守门机构（gatekeeping institutions），如：中学、大学、公司等。由此使得优势（和劣势）不断延续。
布尔迪厄称：“抱负和世界观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品味、价值观、互动方式（如礼仪和谈话风格）、自我呈现的模式（如穿衣、说话和肢体语言）和行为方式来显现。”
人们常常因物质条件有限，更倾向追求简单、实用、时间成本低和反馈周期短的物品及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模式和预设也影响着人们在学业爱好、职业规划、人际交往中的选择。
也因此，人们对可能拥有什么机会有不同看法，这些看待世界的差别和处世立身的差异，引导个人走向与父辈几近相同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轨迹。
身边选择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朋友，在我问他们为何选择体制时，虽然回答各异，但都提到了父母、家庭。
人际评价也属于文化资源的一部分。米歇尔·拉蒙特称其为不同群体间的相对价值为符号边界，它影响着现实中区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成员的社会边界和不平等（Lamont and Molnar 2002）。
整齐洁白的牙齿、强健的身形到穿衣风格、房屋汽车，从人的身体到商品，都是影响人们价值判断的要素。这些价值判断与人们的朋友圈、社交圈也联系紧密，因此，它们决定着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伴侣，以及同事、老师。
对优点的定义也属于价值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守门机构（gatekeeping institutions）控制着入学、入职和晋升的机会渠道，它们对什么是优点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
这些评判标准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人所固有的某种内在属性，用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看来，优点的评判标准是被构建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文化中都是不同的。
例如，中国高考改革的重点——自主招生制度，是2003年施行的，包括“自主组织测试”“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联考”等，其中有“校长实名推荐制”资格的大多是城市的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寥寥无几。
校长们推荐的同学当然优秀，优势不外乎成绩好、有特长。若只是成绩好，那么这个推荐名额只是帮大学提前锁定优质生源；若是因为特长，那么学生特长的前期培养花费也将这个机会和下层家庭的孩子隔绝开来。
有成绩、有特长是优点，有保送资格的奥数、各类竞赛也是优点。但是，优点是有门槛的。
变化的优点
来看985、211高校——教育守门机构——定义的优点，以北大2019年和2007年自主招生简章上的培养目标为例，“实践能力与全球视野”是2019年简章中新增的培养目标。
应时代变化，如今的北大更青睐有海外经历和国际视野的学生，这促使有条件的家长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多此类优势。学校、家长再到招聘机构都会因此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全球视野”，这将逐步影响到全社会的评价标准。
当社会的评价标准更新后，没有海外背景的人群被区隔开来，“海龟”成为新社会体系下的身份标识。
不变的利益
评判优点的标准虽然在不断变化，但任何时期和地方对优点的定义都反映了精英们的价值观和品质，因为他们常常掌握着这些社会守门机构的控制权，有权塑造优点的内涵。
举一个美国高校的例子。
根据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的研究，1920年代以前，一个人能否进入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主要取决于学科测试以及所展现出的智商。然而，随着犹太人入学数量的增加，以及反犹情绪的高涨，优点的定义发生了改变。
为了排除犹太学生并保障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优势，选拔时对智力才能的重视变成了关注一个人的“个性”（character），这体现为申请人参加的体育运动、课外活动，以及可感知到的男性气概。对个性和全面发展的重视延续至今天的大学录取。
今天的哈佛呢？
“一场官司持续了五年。据报道，维权人士布鲁姆经营的非营利组织“学生公平入学”2014年指控哈佛大学从事“种族平衡”，并对录取的亚裔美籍学生数量设限。
据统计，2010至2017年，哈佛大学亚裔美籍学生约占20%，西裔与非裔美籍学生各占10%，白人等其他族裔占60%左右。校方说这反映申请者种族比例稳定，原告则指控这是非法种族配额的证据。
原告声称，哈佛大学内部数据显示，亚裔美籍学生学业和课外活动评分在所有种族中居首，呈现幽默、勇气和善良等个性分析的“个人评分”却处于最末。在法院文件中，哈佛将亚裔美籍学生个人评分偏低，归咎于师长推荐函、申请者论文与面试产生的‘不可观察因素’。”
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原答案，链接：https://www.zhihu.com/search?type=content&q=哈佛歧视亚裔
优点的内涵在不断演变，既塑造着某一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又为这种关系所塑造。
哈佛歧视亚裔的本质是维护美国传统精英阶层——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的利益，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无论守门机构怎样定义或衡量规则，他们总是看起来优势更多的一方。
美国大学现阶段出现的矛盾，是新兴的少数族裔精英阶层对传统白人精英阶层的挑战，无论此次巡回法庭宣判的结果怎样，未来只会有一种可能：双方在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重新生产出一个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尽可能满足的是精英阶层的共同利益。
END
教育篇的分析告一段落。
关于工作阶段精英阶层的再生产，下次再聊。
最后，本文部分资料和内容整理自《出身》，建议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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