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讲座有感；川大周鼎老师于2019-5-11，成都宽窄巷子三联书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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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看法：

如果把人类社会发展类比生物进化，那么工业革命就是一次基因突变，产生了新的物种

1-如果没有西方影响，中国由于缺乏内生性的变革的力量（或者说动力、需求），在传统的超稳态社会结构中很难短时间内进行西方式的工业革命。（中国从不缺乏繁荣的商业，但是却没有产生现代的工业革命）

2-关于日本的看法。

日本体量小，容易转弯；且有崇拜强者情结，数千年来一直属于学习姿态，只不过之前学习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甚至提出脱亚入欧，历史上曾有过不自量力的觊觎中国之心（比如明朝，日本的战国时期：丰臣秀吉的思路也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但大多数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

近代日本急转弯，追赶欧美脚步进行明治维新，即较快完成突变基因的拼接，产生新物种，有了一战之力，又趁中国疲弱之计，发动侵华战争，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

而中国体量比较大，惯性大，数千年来牛逼惯了，天朝上邦谁也不服，等西方一群在互相搏杀中成长起来的变异物种杀到时，在一开始是没反应过来的（根深蒂固的天下中心思想，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被打疼了反应过来了，内部各派又各执一词，遂屡次尝试，从改革到革命，最终资本主义基因拼接水土不服，有一定排斥反应（只发动部分上层社会精英人群，大多底层人群是没有得到实惠的，而数千年来的王朝更迭告诉我们，中国人是不能接受压迫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最能体现中国人的反压破精神，这种骨子里的“不服”是沉淀了千年的，但有星火，必能燎原）；社会主义拼接更为顺利，符合中国大同思想，符合更大人群的利益。可以说是中国根据自身需要，最终选择了更合适的社会主义，并进行了本土化的消化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毛以降），至于这种转化是否成功，现在只能说前面还可以（中间犯过错，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之后事在人为，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体量当然是且只是一方面，占比大小没有定量分析过不敢瞎说。这里说到的体量就是旧势力的体量，一小股新兴力量要改，但旧势力挡路不走，二者博弈

历朝历代改革成功，都是圣主＆能臣搭配。当权执政者（不一定是君主，比如张居正）是有识之士，睿智圣明者，发现问题并锐意改革，先聚一批与自己思想相符的人，再逐渐争取，“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对方的人搞得少少的”，循序渐进，即使铁血也是在适当时机才可以，所谓一张一弛，看的是时机是否成熟，等自己一方势力可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才能大刀阔斧。

秦孝公＆商鞅变法算一个；汉武帝算一个，张居正也可以算（才疏学浅只想起这几个）

康、梁变法，是君有意而无才，臣见识短且能力不足，沉疴猛药，太急，让旧势力感到太大威胁，于是立即被扑灭，若温水煮蛙或未可知。（慈禧一开始是默许变法的，只是一下子感到太大威胁，又有守旧势力来扇风，若能想想汉武帝时候的窦太后，也能留下点好名声了）。

3-文化、价值方面

矫枉过正，之后会有一定回归。

近现代中国，在普遍心态上，从自大自负到自卑已至自我否定，文ge达到最高峰，之后一度迷茫，近来稍有回归。

从只学技术，到也要学制度，一步一步，从改革到革命，改文风（文言变白话文），改服饰，改礼仪，已至房屋建筑，教育体系，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为之大变，可以说该改的改了，不该改的也改了，

就像一个屡次失败，处处碰壁的人，看见一个成功者，于是处处向其学习，技术、管理、赚钱方法学会了，但骄奢淫逸也沾染了一些，等静下心来一想，勤俭节约是好习惯不能丢，于是还是要戒骄戒躁，回归本心的。

当下中国就是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哪些是好东西该留该回归，哪些不好该改，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当然前提是站在自家历史国情的角度去取舍。

中国的复兴已经是可见的趋势，而这个复兴也一定是集西方演绎逻辑与东方归纳逻辑于一身的，我们需要整理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站在自己角度，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历史，逐渐在世界上形成更大的自己的话语权。

这只是自己的一点点感想，具体的讲座内容还没有整理好，之后再进行！超棒的老师，有自己的个性和学术见解，之后整理文章介绍一下周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