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矛头被指向刘慈欣--写在《流浪地球》上映之时

尽管通过短时间的恶补，我的确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所谓铁杆科幻迷的样子，毕竟《科幻世界》是自己青少年时期作伴的重要读物，但的确没有啥必要，因为这只是一篇随性而至的摸鱼式的文章。而且我现在也不是那么的钟情于一个科幻迷的帽子了，因为科幻作家们做的事情，科学哲学研究者们也在做——无非就是在各自的范畴内做思想实验——所以我每天在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么个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更严谨，更理论化，更没法商业化而已。

毫无疑问《流浪地球》有机会帮助中国科幻的可视化媒体传播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乐见其成只是一个喜欢这类题材以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的人群的朴素情感，这首先不是什么价值观问题，只是一个朴素的事实而已。可是一旦商业化的道路被打开，那么各种机会也会随之出现。例如当下关于《流浪地球》的各种评论与流量帖，例如各种文化与意识形态在这个题材中找到的植入途径，例如各类资本在这里看到的开拓之路。这都是一些机会，而非仅仅是对科幻本身的机会。所以无论谁站出来说了些什么，我们都不需要感到奇怪——当然反感是可以的，因为对方可能恰恰是你的文化对手。

自从刘慈欣得到雨果奖之后，在国内还鲜有质疑的声音，一来是因为科幻仍然是一个小众的IP来源地，二来是因为这种题材本身的冲击力会冲淡人们对于刘慈欣的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核的关注。但随着流量爆点的来临，尤其是诸多中国官方加持的来临，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全方位地关注刘慈欣的作品。围绕着刘慈欣的饭圈文化会逐渐的建立并变异，类似于主义与主义之间的争斗或许会跃然于网络之上。事实上，豆瓣点赞率最高的一个评论就是一篇《流浪地球》檄文，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终于把矛头朝向了刘本人。

尽管刘本人一直想要避免这一点，但他的作品终归还是会被当做一般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幻作品来对待。一旦被当做文学作品，其中的价值观必然会被挑出来玩味，解读——正如我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做的一样。这是科幻的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被通俗化，否则它就永远只能成为一个小众群体的精神家园。

在我的理解中，科幻素材最大的特点在于未来主义，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我将它分为三种不同的诉求，第一种是讨论一些终极性的哲学问题，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等等，或者是一些伦理性的问题，例如人类应该如何面对人工智能的崛起等等。科幻的讨论不会像哲学那么枯燥和精密，因为科幻作者具备极强的构造意象的能力，他们会从几个有趣的意象出发延展出与文学世界接壤的人文景观，帮助我们构造出一个思想实验去除大量的限制条件之后的可能结果，并让读者产生实感。而哲学家们往往不会去做这种工作，因为哲学家只负责逻辑和形而上学的部分，往往无力应对极端复杂逻辑后承与经验输入；也由于长期从先验的视角出发来考虑问题而对经验填充与世界构建没有足够的热情，这让哲学家在这个层面上看上去更超然与中立，科幻作者往往出于各种考虑不会做到这一点，但很多伟大的科幻作家却可以接近这种状态，例如阿基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就很好地讨论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先验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对科学乃至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则认真地考察了不可通约性的问题。

此外，科幻作者们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如果他的作品被当做是来辅助表达观点的途径而非中立探讨的途径，他就会成为第二种诉求的未来主义者，他希望表达某种未来的深刻预计，并将其同他对人类与宇宙的某些本质性的理解联系起来。但作家往往未必诉诸于说服人类去相信某种具体的观点，而更多是希望人类更多的从某些他设定的出发点来思考问题，之于结论是什么，他并不想控制，也无法控制。

而第三类人则更像是音乐界的炫技大师们一样（例如指弹吉他音乐），他们无意于通过音乐表现某种独树一帜的精神或价值，而只是通过自己神乎其技的演奏水平来创作美好的音乐。这类人的科幻作品或许就是很多人眼中的硬科幻吧，因为这类科幻更多地是在建立在作者对真正的科学知识的理解之上，甚至是长期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经历之上。例如杰弗里·兰德斯本人就是NASA的科学家，所以他写的《追赶太阳》就显得那么的真实可靠，而有代入感。

一个好的科幻作家往往三者兼备，但也不可避免地有所偏重，刘慈欣也不例外。以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他应该更倾向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而且根本没有严重到可以为某些饭圈文化背书的程度。仅仅从我看过的《诗云》、《球状闪电》，《三体——黑暗森林》，以及通过各种渠道的简介获得的了解（包括《流浪地球》）出发，我们来谈一谈他在这些作品中的思想。在这些小说中，弱者或者弱势一方对自己的生存状况的不安和恐惧都被着重进行了描写，由于弱者一方往往是人类或者中国人，所以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文中还毫无掩饰地描写了在自然法则面前残酷的种内和中间斗争过程，以及弱势一方的主角缜密的工具理性与顽强的生存斗志。很多人会将达尔文主义与以小博大的核威慑情怀与刘慈欣联系起来，这并不奇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希望就此歌颂某些价值，换句话说，他给出了达尔文主义式的解答，不代表他本人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原因有两个，首先，作为一个对科学熟悉的科幻作家，他应该很清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的关系是什么，他当然不会去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其次，任何一个善于去操控自己的读者的作者（不得不说刘慈欣在这一点上登峰造极，正如诺兰一样），都不会被他用来操纵自己的读者的核心要素（例如恐惧）所控制。如果没有了恐惧，他自然也犯不上去被某种罗辑或者林云式的英雄主义所感动，事实上在一次美国的读书见面会上他明确地表示自己在现实中并不会和林云这种具有侵略性的性格特质的人共事。

在我看来所谓的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对刘而言只是一个屡试不爽，而且驾轻就熟的套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和哲学家不同，科幻作家更加注意思想实验的经验延伸，以及该延伸与科技的关系，他们往往只能从其中某几条出发来谋划意象与人文景观，无意也没有能力进行全方位的理论试探，所以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世界观与框架自然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况且这还更有本土的色彩——更容易接地气。但这不代表科幻作家就不具备哲学性的视野或面对多种先验可能性的直觉，顶尖的科幻作家当然具备这种能力。正如刘慈欣在高晓松的《晓说》中说的，他写程心只是在设想一个现实中的完美人格被放到一个非正常的环境中之后会出现的后果——这让高晓松曾经用了一整集给刘慈欣塑造的反baizuo的作者形象不攻自破。我相信，随着中国科幻的国际化，刘和其他中国的科幻作者必然会从更广泛的可能性与其他世界观套路出发来写作，甚至有可能呈现更加高层次的作品。

然而这一切或许都并不能阻止“刘慈欣主义”式的文化出现，因为它有着太多的与现实中其他中国的主流文化气象（当然很多人也不会喜欢这些东西）不排斥甚至兼容的接口，而且刘一旦被卷入资本逻辑，也必然不会去刻意抗拒这些东西——因为代价太大。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在试图保持距离，我想这可能也是科幻作家与一般的作家的最大的不同所在吧。

最后，祝刘慈欣和中国科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