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戴文子
最近在读什么书？
《常识》。
今天文子要谈的这本《常识》，可不是政治活动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潘恩那本铿锵有力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文子自忖还没有这么高的政治修养与思想觉悟，所读的这一本，是梁文道所著的同名著作。
梁先生把著作命名为《常识》，依其自序的说法，用意在于「向前人质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
而这本书收录之文，均为先生近年发表在两岸纸媒上的专栏评论。所谈内容，上至时局国事，下至民生热点，可谓包罗万象，蔚为大观。行文风格上，虽是寥寥数言，却又篇篇精悍，无不切中要害、直指人心。很多文章，哪怕抽离掉当时事件的发生背景，现今读来依旧让人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并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但作为作者的梁文道显然不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在他看来，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强行介入，并且具有速朽性。而且梁先生也希望，自己的评论可以被大众迅速遗忘。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梁文道的自我认知显然并非如此。但这本书的持续畅销，以及国人对其的追捧推崇，却多少反映出一些不言自明的问题，形成了一种既可喜又可悲的尴尬局面。所以先生才会在自序中叹上一句：江山不幸诗家幸。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给别人传授点什么的时代，却偏偏又是一个常识极度稀缺的时代。真正的常识的传播，本应指望着大众媒体，但现实正像《常识》在书腰上对那些对这本书里的精妙言论发出惊叹的人所泼的冷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
即便如此，相比于用我们从来不缺少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信仰去看待问题，往往还是这些毫不起眼的常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梁先生在书中如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借助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学识来把握时代脉搏，为民族谋利，替国家发声，以此来突显当下的力量。
在我短暂的读书岁月里，有这样三位「公共知识分子」对我影响颇深。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本书的作者梁文道。作为一名标准的脑残粉，比之端着架势喊了大半篇文章的「梁先生」，我可能更愿意称其为「道长」。
社会上与学术界对道长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而我却认为，与其随波逐流、盲目跟风，不如抽空去读一读其相关著作自行检验。因为，一个学者、或者一个人的所作所言，都是其学问思想、人品修为最直接的体现。
我喜欢道长的表述方式，可以给我带来阅读的快乐。因为其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以及信息的来源，使道长的视野极为开阔，具有一种全球眼光。光这一点，就比多数大陆时评作者强很多。表现在行文中，就能纵横捭阖、多方比较，既有学院观点，也有生活细节，从而给人信服的观点。
当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浸透在全书中的智慧，这是道长的高明之处。同为谈论常识，谈法却千差万别，一本正经者有之，亦庄亦谐者亦有之。相比而言，道长选择的是一种谈话交流式的语气，摆事实不讲大道理，不艰涩、不生硬，不疏远，很亲切。阅读之时，脑中往往会浮现道长那额头上深刻的皱纹，以及那种独特的语调。于是读着读着，常常哑然失笑。也许道长的文章不算最幽默的，给人的不是大笑，而是会心一笑，这就是一种智慧的力量。
然而可能是碍于篇幅限制，每一篇评论都不能尽其所言。往往行至文末，柳暗花明的时候，蜻蜓点水，戛然而止。少了一些痛快淋漓，给人一种言之不尽、欲说还休的感觉。那些不能说破的弦外有音，已不是道长所能触及的范畴，更多的品味与思考，可能还要留给作为读者的我们。
如此，方启国民之心智，独立思考之精神。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也许就在于此。
不知从何时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本是中性甚至于褒义词，竟逐渐变得含有贬义。但也许就像道长在某次访谈中所说，对「公知」的仇恨其实是对「精英」仇恨的延续。公知并不是坏人，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公知。只是观念的交锋庸俗化地变成了「五毛」对阵「公知」的战斗。
纵然如此，我仍是很钦佩那些不故弄玄虚、在浅滩中戏水为乐，并孜孜不倦地向民众传输普世价值和学术通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就像天堂门口的引路人，将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繁而化简、苦而化乐，引着蒙昧众生入窄门、通大路，从此才有了在不同领域深钻的颗颗璀璨明星。
最后荡开一笔，聒噪几段闲话。
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实验室去的比较晚，所有的座位都已被其他同学抢占完毕。能容我安置的，只剩下门口角落里，一直久未打扫的老旧书桌。其上不但没有配备电脑与实验器材，取而代之的是一堆胡乱摆放的各色书籍。其他同学不屑一顾的闲置破烂，对我而言却是如获至宝。因为那些杂书虽然表面陈旧，内容却含金量颇高，其中大部分都是人文社科类著作。从王小波、余华，到菲兹杰拉德、J.D塞林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理所当然似的，我把其中品相尚可的书都据为己有，这本《常识》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听实验室师兄闲聊，我才得知这张桌子和上面的书，都属于一位已经毕业很久的「师兄」。问了年月时间，心里稍一推算，竟足足比我高了三届。如今弹指一挥，我也升入研二，厚颜无耻地受下届学弟一声「师兄」，心中百感交集，不免也有些唏嘘感慨。
这些被弃置的书让我意识到，在这个空间狭小的实验室里，经常感到压抑的人可能不止我一个。虽然这位「师兄」我无缘得见，却在冥冥之中感到有一种共鸣。原来一切都讲求逻辑严谨的理工环境中，偶尔也会发出一种别样的声音。
虽然这个声音，多少听出来有一些不和谐，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就像这个人言甚微的时代，还是会有人提出质疑与反抗。
感谢这位我不曾谋面、也不知姓名的师兄的「慷慨赠书」。在你离开之后，实验室又来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师弟，整日整夜地看闲书。
是为读书笔记。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来自书评集：孤灯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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