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记

吕文新:我现在每天洗两遍澡。早晨在gym里一次,晚上在家里一次。

1.

要说洗澡的故事,得从我那有洁癖的爸妈说起。

以前烧炉子做饭,要不停地添煤、捅火、掏灰。爸爸每抓一次火钩火铲,就要去洗一次手,然后才去拿炒菜勺。他洗手的时间比实际用在炒菜上的时间还长。

妈妈的洁癖比爸爸更甚,甚至扩展到别人家的孩子身上。她当小学班主任时,每天早晨都堵在教室门口,手里拿个扫帚疙瘩,把进去的学生全身划拉(东北话:清扫)一遍。若发现哪个孩子手上有皴(cūn),就端过一盆水,帮他们搓干净。

据我高中的住宿生同学讲,妈妈担任高中宿舍管理员时,曾威胁他们说,要是谁的脖子黑得像车轴,她就用砖头帮他搓。

我刚出生时,头上长了很厚的乳痂,妈妈不听姥姥的劝,执意为我洗头发,说她看不得那些又黄又粘的东西。没出满月,我头皮上的东西都被她抠掉了。长大后,落了两个毛病:一是脑袋怕着凉,见风就打喷嚏;二是毛发稀疏,好多地方没有发根。

我刚长大一点儿,妈妈就要爸爸带我去澡堂子。

2.

好像有专家说过,小孩五岁之前没有记忆,我认为不正确。因为我还能记得第一次进澡堂子的情景。

澡堂子里面空间很大,墙壁光滑。大人们的对话声和嗨呦声带着回音,震得耳朵很不舒服。水池子上冒着的蒸汽,看不清一个挨着一个、半坐在池边的光溜溜的躯体;更看不清池面上露出的一个又一个、一动也不动的脑袋。蒸汽飘到天窗上面,形成硕大的水珠,沿着向四面倾斜的穹顶,肆意地掉下来,砸在人们身上。

当一个人泡在热水里时,不会在意天棚上掉下来的水滴。由于我的哭闹,爸爸已经抱着我在池边站了好久。澡堂子里面通风非常好, 每当有人推们进来时,我都能感受到一股邪风。当冷水滴砸在我的身上时,我就会打一个小喷嚏。当冷水滴砸在爸爸的身上时,我能感觉到他身上冒出的鸡皮疙瘩。

看我干嚎不止,爸爸就悠着我在池边来回走动,同时抬头看着天棚,试图避开冷水滴聚集的位置。由于担心传上脚气,爸爸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夹脚拖鞋。那是泡沫塑料底的,远不如澡堂子里免费使用的,轮胎底的趿(tā)拉板耐滑。他突然一下没站稳,横着飞了起来。

一个人摔倒时,会本能地伸出手臂来撑地,那时爸爸的本能是抱紧我。他摔在地上时,我被他的双臂圈在胸脯上面,而他的后背则被狠狠地撞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后脑勺也顺势磕出“咚”的一声响。

那响声很特别,伴着我迸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惹来了泡在池边上的人的侧目;惹得泡在水里的脑袋们站起身来。可以想像,那时的爸爸有多么狼狈。

看到爸爸痛苦地爬起来,粘了一身粘糊糊,我懂事地收了眼泪,不再挣扎。任爸爸抱着我到池子边上,一点点地坐到热乎乎的水里。

小孩只要一接触水,就会爱上玩水。从那天起,我就随着爸爸,成了澡堂子的常客。

3.

五岁以后的记忆,当然就很清楚了。

爸爸带我洗一次澡,得花小半天时间,因为他要泡三遍。

第一遍泡汗,把身体都沉入水里,四肢静止不动,要泡到浑身发红发热。

第二遍泡皮,两只手在身上各处抓挠,觉得皮够软了,才开始在池边搓泥。

我小的时候,爸爸和别人互相搓泥,然后再给我搓。爸爸的手好大呀,他只需要上下两遍就把我的背搓得火辣辣地。等我长大了一点儿,爸爸就要我给他搓。那时候感觉爸爸的背好大呀,我把毛巾包在手上、手掌用力撑开、在他的背上蹭很多圈,还是搓得不够红。

第三遍泡是为了打肥皂。肥皂或是自己带,或从柜台买,五分钱可以买水果糖那么小的一块。那时没有淋浴,只在墙边有几个小小的洗手池,可以涮手巾,把肥皂沫子洗掉。

在这三泡之间,爸爸都会带我到休息室去透气。休息室高大宽敞,有一排排的大躺箱。

大躺箱里面可以装衣物和行李包裹,上面有床头板和全长的侧靠板,还有床单和枕头。到了晚上,澡堂子就变成了廉价旅店。

每两个躺箱之间还有一个茶桌,澡堂子免费提供茶壶茶碗和开水,客人自己带茶或交一毛钱钱买一小包茶。茶喝透了进去泡澡,澡泡透了再出来喝茶。

小孩子也有事情做,比如钻进躺箱里面藏猫猫,看赵师傅(我小学同班同学的父亲)晾床单。 只见他一甩手,就能把一张拧成卷的床单,准确地抛到躺箱上方的晾衣绳上。床单飞到上面时已全部张开,搭在绳上落下后,两个边是一样齐的。

小孩子还喜欢看大人剃头。那时没有电动工具,全靠嘎噔嘎噔响的推子和咔嚓咔嚓响的剪子。更神奇的是那张磨得锃亮的铜转椅,上面有很多把手和转盘,会旋转还会变形。

刮脸也很好看。只见赵师傅在转椅上拧一拧这儿、调一调那儿、就把客人给放平了,还在客人的脸上抹上肥皂沫。然后打开一把寒光闪闪的刮脸刀,先在门边挂着的黑皮带上,把刀翻来覆去地“杠”,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再回头给客人滋啦滋啦地刮脸。一边刮,一边把刀上的肥皂沫,抹在一块抹布上。

赵师傅还会修脚。他不用家常的指甲钳,而是用好多把形状怪异的小刀。他不仅把客人的脚指甲削短,就连脚底的肉也给削下一层!

4.

澡堂子里还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总能见到李英雄。

北票人都认识李英雄。他到过各个厂矿机关学校做宣讲。

李英雄和他的战友孙玉国,打响了珍宝岛反击战,全歼了入侵的苏修,自己光荣负伤,失去了双手双脚。(我有个小学同学,也叫孙玉国,我本以为是他父母故意为他取个英雄的名字,其实珍宝岛战役是在我们五六岁时才爆发的。)

国家为他装了假肢,配了轮椅,安排了革命婚姻,解决了家庭生活和住房问题,还委任他为某厂的党委副书记,从来不用坐班。

李英雄是坐在轮椅上,由他的爱人推到澡堂子来的。他不用花五分钱买门票,不论柜台前有多少人排队等着,赵师傅都先把李英雄接进来。李英雄自己能洗澡。他可以灵活地使用小臂和小腿的前端。

总有人过来和他打招呼,问这问那。他也很愿意对别人提的各种关于战场的问题,不厌其烦地回答。有人(主要是我)对他的轮椅,以及放在轮椅上的假肢和高腰大军靴,都充满好奇,他也大方地让人们随便摸、随便动。

听多了李英雄在澡堂子里讲的故事,发现那场战斗和他在报告会上讲的不大一样。

李英雄仅是在战斗前,才被从部队里挑选出来,和来自全国各军区的尖子兵一起,共三百人,在一场大雪的前一天晚上,埋伏在了苏修巡逻兵的必经之路上。

当孙玉国带领的十几个边防战士,与二三十个苏修面对面交火时,敌我双方都没料到,脚下白茫茫的雪地里,突然钻出一百来个手持冲锋枪的雪人。

还有一大半的勇士已经被冻得失去知觉了,没能参见战斗。李英雄当时还能坐起来,但是干瞪眼、白着急,手脚都不听使唤了,没法开枪射击。

每讲到最后,李英雄都会提到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寒冷。当听说孙玉国已从一个普通的边防站长升至军区副司令,而自己的精兵战友们,冻死的成了烈士、冻伤的回了老家,心里就感觉哇凉哇凉的。

澡堂子里有两大两小共四个池子,温度有高有低。爸爸带我进的是温水池,而李英雄进的总是那个最热的池子。除了赵师傅,没人敢进去。也许李英雄觉得,只有烫皮的水才能驱走他的透心凉。

5.

刚上大学时,校内浴池里仅有一个很小的池子。水总是不很热, 人又很多。别说三泡,一泡出来都没处歇。没有休息室、没有床、只有几条长凳。

衣物要塞到一个很小的柜格里,每个小柜门上都标个号、有个锁眼。买票时(一毛钱一张),押学生证换一把钥匙。钥匙上套着一个橡皮筋,可以戴到手腕上。

泡得不舒服,就得靠淋浴。墙上的淋喷头虽有七八个,可是总有一半不出水,所以常常见到一人在淋喷头下狂洗,几个人围观的场面。

大学里的讲师教授和大学生们,个个都是彬彬有礼的,等候时都很有耐心。

有一次,我和薛同学挤在一个小隔间(淋喷头两侧各有一块水泥挡板,构成的一个小空间)里,正洗得酣畅淋漓,一个皮肤黑黑的中年人大声指责我俩,说他已经排了很长时间了,别的淋喷头下,都换好几茬人了,可我们俩在这儿,互相轮换着洗,没完没了。

听口音就知道,他是从林区来的进修生。这是我们的大学。他排错了队,该他倒霉。我俩依旧不慌不忙。不料那汉子突然挤了进来,我俩毫不犹豫,立刻把他往外推。我们这一闹,引得水池里站起了好几个黑汉子,吼着大嗓门围了过来。认识不认识的同学们也围了过来。只见几只又白又细的手臂,和几只又粗又黑的胳膊,扭在一起。

浴池的地面又腻又滑,大家穿的都是自己的普通拖鞋,走路都要小心得像企鹅一样,别说发力了。一使劲、自己先倒了。双方身上都湿溜溜的没法抓,还担心闹大了会受处分,最后不了了之。

自此,薛同学和我,及所有为我俩拉偏架的同学,成了“抹泥”(莫逆)之交。

6.

在我支边的十八站林场里,生活设施都不齐全,更别提洗澡的事了。我们几个新来的大学生若想要讲卫生,必须借汇报工作之机,换了汽车再换火车,用一整天时间,赶到大兴安岭地区总署所在地——加格达奇 。

总署招待所的一楼,有一排对外售票的洗澡间,每个洗澡间里面只有两个浴缸,和两张人造革面的大凳子。

一般的浴池,都有非常醒目的男女标牌。若同时摆出来,表示男女浴池都开门。若只摆一个,表示今天不年不节、又不是星期日,为省水省电,只开一个池子。男的一三五,女的二四六。

而在这一排洗澡间的门上,却没有任何男女标识。只有售票员知道,哪个里面已经进去了一个男的、哪个里面已经进去了一个女的。

我常在上午去,人少,有时能独自享受一间。

其实一点儿都不享受,因为那浴缸⋯⋯

浴缸是白搪瓷的,清楚地显示出一圈油泥,洗之前得撅着屁股使劲地刷,刷一遍不放心,要刷很多遍。觉得够干净了,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放满水。终于能坐在浴缸里了,心里还是胆儿突地。

因为没有淋喷头可以冲最后一遍水,洗过澡后的几天里,依然惴惴不安。时常偷偷检查皮肤这儿那儿的,担心染上什么病。

7.

留校任教时,林大已经在院外新建了个大浴池,没有泡澡的池子,全都是淋喷头。不仅四面墙上有一圈,连中间的隔墙上也有一圈。

那么多淋喷头一起喷出热水,使得室内雾气缭绕,温湿度极高,颇有在澡堂子里泡汗的感觉。

九十年代初,人们越来越讲究了,每次洗澡都要提一个大包,里面有香波、润丝、护发素、洗面奶、沐浴露等等。前三样我都有,是为了保护我那几根物以稀为贵的头发。女性们要带的瓶瓶罐罐就更多了。

包里更多的是内衣、衬衣和衬裤。在浴室里热透了,穿完了衣服,汗还是不停地流。感觉刚穿上的干净衣服也被汗溻(tā)了,又该洗了。

要是能不出门, 在自己家里洗澡,那该有多方便呀。这种需求,对年轻夫妻来讲,更为迫切。

我刚结婚后,就在合厨(一间两居室,分给两个家庭住,共用厨房和厕所——两个家庭可能都有孩子)的厕所里(那时的建筑都没有洗澡间),挂了一个12升的电热水器。

上水是从厕所水箱的进水管处,加了个三通。电比较容易,就是把厕所的灯头换成两侧带插头的,一头插热水器、一头插个小电暖器。最后用一个巨大的塑料套(农贸市场里有,按延长米卖),把淋喷头、电暖器都套进来。一是为了保温;二是为了防止水溅到墙上。

洗的时候,一定要拿掐好时间,若12升水都流光了,还得再烧一箱水。湿着身子,鼓捣水龙头和热水器,容易得感冒。

感冒不算什么,那年代,经常听说有人在洗澡时,为了保暖,没开窗户,洗着洗着,倒在地上没声了。那可真是“干净”死了。

我自制的淋浴间,没用煤气,不会中毒。只是洗完后从罩子下面钻出来时,塑料布会沾在皮肤上,感觉很不舒服。

8.

我的体会是,洗澡要舒服,要素有三条:人气、时间和热度。

先说人气:即使家里有简易浴室,还是有必要到大浴池里去,因为大浴池里充满了人气。

在大浴池里,你可以和朋友,同事和领导,坦诚相见。互相搓背时,以及边穿衣服边唠嗑时,该说的也都说了、该问的都问了 。我能走出来,就是在林大浴池里和葛兄闲聊时,听说了在地球的另一侧,还有最后一块净土。

再说时间:洗的时间不够长,泥儿不会软,搓不下来,即使打完香皂后,也觉得不干净。

爸爸仙逝前,和哥哥一起在深圳住了十几年,按照南方人的说法,把洗澡说成“冲凉”。“冲”字听上去很麻利。但他要“冲”很长时间,出来时满脸大汗,一点儿都不“凉”快。

女儿在上小学时,从学校领回一个玻璃管做的沙漏,可以粘在淋浴间的玻璃门上,颠倒过来一次,沙子可以流四分钟。女儿宣布说,每个人都要遵守四分钟原则,节约用水用电、保护绿色家园。对我来说,四分钟还不够把我的那几根头发弄干净呢。

最近,我参加了健身俱乐部。俱乐部的淋浴间里有个牌子:“请在5分钟之内完事” (Please can all members limit the use of the shower or changing facilities to 5 minutes, thank you.)。那可是包括了脱衣服、冲水、搓泥、冲水、涂洗头膏、冲水、涂沐浴露、冲水,涂护发素,冲水、擦干,穿衣服呀。这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肌肉没见长,但洗澡速度大有提高。

最后说热度:洗澡时如果水不够热,不可能洗得舒服。这是深受中医理论影响的中国人,都知道的道理。

9.

可是在大约一百年前,一位曾在英国生活过的海龟教授,提出若想提升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应当推行冷水浴。他还和他的海龟儿女,在长沙的寓所里身体力行。只是看热闹的人多,敢脱衣服试水的人少。其中有一个师范生意识到,只要有勇气把凉水浇在身上,就可以和教授接近,并能引起教授千斤的注意。如愿以偿,他得到了教授的提携,也得到了女孩的芳心。

五十后,一个写作班子出了一本书,名叫《冷水浴》。第一页上印着他的语录: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并介绍说中国的冷水浴,是由他自起湖南第一师范发起,还附有一口红井的照片为证。书中说:“试想,在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清晨,把冰冷冰冷的水、一桶桶地向自己身上浇,没有一点勇气的人,能做得到吗?”

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做到了。

这本薄薄的32开的小册子,在错误的地点——大东北哈尔滨,在错误的时间——大冬天,被X同学从图书馆的体育类书架上拿下来,借回去,读了,信了,并且实践了。

他在往身上浇水时,没用水桶也没用脸盆,而是先把一排水龙头开到最大,再爬上水池,躺了下来,任冰冷冷的水,从头到脚一起浇。

我们下了晚自习回来时,他刚刚从水房里出来,与我们捂着棉大衣的臃态相比,他那只穿了三角裤的身体,显得那样单薄,干净得近乎惨白。

半夜,我们被他说胡话的声音吵醒。才发现,他身上已经烧得烫人,并且还上吐下泻,白洗得那么干净了。老大和另外三个同学(没有我),一人抓着床单的一只角,把他抬到了医院急症室。

第二天一早,班干部把全班同学分成两人一组,轮流到医院陪床。因为医院的护士不负责为患者清理个人卫生。那可不是件容易做的事。好在还没轮到我时,他已经能自理了,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找什么借口逃避。

期末考试他没法参加了,只能休学。一年后,他只在八三级呆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又休学了,并且再没回来。在那个靠文凭分配工作的年代,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

如果能再见到他,我要告诉他,是我主动要求班长把我排在最后一组的,我那时洁癖很严重。

恳请有知道X同学消息的,发私信给我。

先谢谢了。


吕文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写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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