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杂笔

史铁生躺在病床上说“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而我却真的会永远记住这段“倒霉”的经历,不是我不厚道,也不是我这“坏习惯”积重难返只是它曾深深的让我不安难受过。

6月13日,正准备着手商经法的复习,然后当天晚上莫名的发烧了,一开始不以为意认为只是小感冒而已。可渐渐的发现吃退烧药打退烧针的后果就是体温越来越高并且还伴有咳嗽,于是我开始担心起来。6月17日考完最后一门毛概,6月18日去医院检查拍完CT后,医生说是“肺结核”,需要住院半个月,吃药半年。6月19日,收拾行李回家,一下车后,老妈直接带我去医院,然后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住院生活。

被确诊为“肺结核”后整个人基本处于崩溃的状态,就我所了解的肺结核几乎是一种“绝症”,鲁迅、歌德、契诃夫很多人都是死于肺结核,所以那个时候的自己近乎绝望。虽然医生告诉我现在医学发达肺结核已不是什么顽固之症了,只要配合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老妈也说没事的,不管什么病咱好好治,肯定能治好的。但那时候的我沉溺于对自己不幸的悲悯与绝望中完全听不见任何人的劝告。

第一天晚上,病房里就我一个人,老妈陪我睡了一晚上,我咳嗽了一晚上,老妈辗转了一晚上。第二天老妈很早就起床了,然后在我迷迷糊糊中老妈送来了土豆炖排骨(我最喜欢吃土豆,但医生说我需要吃大补的东西),那时候还不到早上七点。第二天老妈又要陪我睡,我死活不同意,毕竟这是传染病,而且传播途径就是呼吸道,当时的我还咳嗽得厉害,所以很怕也传染给了她。也许是身体太虚弱或者是药物作用晚上很早就睡着了,反而一点也不怕。

刚开始住院的日子,我脾气很差,经常对老妈和妹妹发火。每次她们一来医院,我就立马赶他们走,在他们走后又自己默默地流泪,这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是精神上的折磨,肺结核传染病,我怕自己一个不注意一个不留神就传染给了别人。

其实,刚住院的几天里我大多数时候是不清醒的,每天从早上八点开始输液一直输到下午两点,输液期间我几乎都是睡觉,输完液后我还得再睡一会儿才能恢复体力。有时候也会很清醒,我就会数还有几袋水,看着它一滴一滴的往下掉流进我的血管里,经不起半点波澜。

那时候的我是一整天一整天的戴口罩然后一整天一整天的不说话,只是躺在病床上望着点滴发呆,然后开始想为什么会是我得这种病为什么还是在这个时候,我准备了那么久的司法考试,在它还只有90天的时候我竟然就这样倒下了,越想越绝望越想越悲观,消极情绪的恶性循环使我更加难受更加沉默,心里话不想跟老妈讲而这件事也不敢对朋友说,况且这病对我来说也是难以启齿的。

第三天晚上,医生批准我回家睡觉。然后每天早上去医院输液中午回家吃午饭。在家里我戴着口罩,去医院也戴着口罩,甚至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也戴着口罩,除了必要的交流外,我几乎不与任何人说话。老妈后来说我那时候简直就像是发了疯着了魔一样。

这几年来我都习惯了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扛,也没必要让别人来感同身受我的苦难,何况别人根本无法能理解我的处境毕竟没有身在其中,无关痛痒的安慰话语我不需要,所以就算要哭也是自己躲着哭。可是当婵娟给我打电话时,我的情绪瞬间爆发了,我以为我把自己的情绪控制的很好,我以为我已经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了,可我还是像头失控的小狮子一样,对着电话那头的婵娟不断的哭,不断的哭,哭了很长时间。晚上闺蜜给我打电话她像是早就知道我生病了一样,在电话里不断的安慰哭得几乎绝望的我,她说,亲爱的没事,会过去的。

我一直以为这几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变得足够坚强或者我也已经学会隐忍了,可我不知道的是人在生病时的那股脆弱无助感真的能让人卸下所有的伪装,拔光所有的刺。当一个人脆弱到极点的时候,他真的需要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语来聊以自慰,因为这样他会感受到有人在乎他,有人与他同行,他不是一个人,就算是矫情的话,他也会很受用,并且还会倍受鼓舞。

当一个人能直面挫折时,你会发现那所谓的挫折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不过要从这泥潭中抽身却需要一段自己与自己磨合的时间,那段时间无论多么煎熬谁都无法替你,必须得由你自己亲身经历。

几天后,我就渐渐的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每天早上自己坐公交去医院输液,输完液后再自己坐公交回家吃午餐,每天吃三次五种不同的药,然后双手的针眼越扎越多,青筋越来越突兀,皮肤越来越黄,有好几次都打漏了,手肿得像包子,满手都是血。从小到大我都不怕打针也不怕吃药,可扎了半个月的针后,我现在是看到针头就发怵,看到药就反胃。这一来竟将我引以为傲的“小勇敢”全打走了。

生病的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去漫想,平时没时间想的或者从没想过的都可以一起想了不管这些事情能不能想也不管这些事情是否有价值只要能想的大抵都想了。没办法,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你除了空想还能干什么呢?

在清醒的时候,我就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所有的往事就像放电影似的全都浮现在眼前,那时候我就想外公当年走的时候也会像我这样一一回想过往?有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我做了什么错事上帝才让我就此赎罪呢?可恁凭我怎样想破脑袋都得不到答案。当然大部分时候我想的是身边的人和事,也会反省自己。

人病时都特别想家,想回家,想那两个永远不会嫌弃他的人—爸爸和妈妈。那天,被确诊为“肺结核”后,我立马打电话给老妈,电话一接通,我就哭个不停。老妈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不就是肺结核吗,我们回家治疗,不怕,明天我就来接你”这句话,让手无足措的我顿时安心了不少,后来老爸也给我打电话,一个劲的宽慰我。

父母永远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模样。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当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在外受挫遇难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家,那里有爱他的人在等他,那里有愿意为他无条件付出的人在想他。而这就注定了父母与子女永远处于一种不平衡的关系中,父母能为孩子倾尽所有,而子女能为父母做的有多少呢?这是一个解不开的不等式。

后来我出院后,老妈与别人聊天时说,我那时候恨不得替她生病,替她在那里住院吃药,可生病这事我无法替代啊!那时候,我只知道自己的痛苦却忘了子女的痛苦在父母那里总是要加倍的。

有时候也会想到死,想到《活着》里面的福贵,想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该以怎样的方式去活。福贵败光了家产,身边的人都死了,父母、子女、老婆、孙子,全死了,他一个人又是靠什么活下去,是什么给予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生活的信念?余华在结尾处说“活着就是要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苦难、无聊和平庸。”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真懂这话的含义,我若是福贵恐怕早就死了。

可自从住院后,我却想通了很多从前想不通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快乐了,虽然在生病之我们曾并不觉得那是最大的快乐。没痛没病才是人生最大的鸿运。

在我大概住了一周后,病房里来了一女孩儿H,比我大几岁的样子,病情比我严重,是个孤儿,但很乐观,特别爱笑,每次笑起来都是没心没肺的样子。每天上午输液的人太多,护士忙不过来,换药的时候都是病人自己扯着嗓子喊换药,才会有护士来换药,然后整的医院像菜市场,甚至比菜市场还要喧闹,我们俩对于这个话题讨论了很多次,最后得出一疯人院的结论。

每次我喊换药的时候她就在一旁笑得不行,她说我一副公鸭桑,有气无力。然后,她就会扯着嗓子喊“护士,换药”我就会笑她中气十足,哪里像一个病人,比正常人都正常。她也会笑嘻嘻的回道“是吧,我也觉得我没病,可偏偏医生说我病了还得住院”然后我们俩就乐了。

她说,“我们俩这病是传染病,太瘆人了”

“是啊,听着就恐怖,还在一感染科”

“我们俩会不会是误诊啦,或者只是别的病而不是这传染病呢?”

我说,“你真逗,如果真是误诊那也只有可能你是被误诊,你看你这精神劲儿,绝对是误诊。至于我,一看就是活死人,皮肤呈现的完全是一种病态的颜色。”那时候嬉笑的话语不想到几天后竟然一语成谶,不过对象换了。

她的病比我严重多了,每天都要做穿刺,身上到处都是针眼,没有人在医院照顾她,只在饭点时亲戚才会给她送饭过来。每次做穿刺的时候她都闭着眼,我看过一次后就再也不敢看了,那细长的针看得我毛骨悚然。有时候她会自嘲说自己瘦了,真好。有时候她也会说幸好这病没剥夺她的自理能力。

她话很多,给我讲很多很好笑的段子,讲很多好玩的事儿,也讲她自己,但却从不提她的父母。有一次,我们聊天,我忍不住问她“你还记得你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吗?”那次,她没笑看着我很平静的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记不记得他们的样子,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梦到他们了。”然后,我们俩都不再说话了,留我在心里暗自内疚。

过了许久她才缓缓的说,“我很小就跟着我伯妈了,我是她一手带大的,我伯妈家境不太好,过得很艰难,除我之外她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大”。她停了一会儿又说,其实,我没吃过什么苦,真的没吃苦,一直都过得挺好的,说完还对我粲然一笑。

一周后,我出院了,我说“好好养病,等你出院了我们俩就一起去吃遍大应城”她挥着她的手说“好呀好呀,到时候我们把这病都传染给勤劳朴实的应城人民”。后来我出院好几天后,她发短信告诉我她出院了,准备第二天就去北京(北京是她工作的地方),我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嘱咐她路上小心,照顾好自己。她在应城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所谓的家,所以她只能靠自己。

H,你是神的孩子,我一直都相信。

在我即将出院的后几天里,病房里又来了一位爷爷,之前空荡荡的病房突然就满了,爷爷七十岁左右,是肺癌。但他很淡定。爷爷的家不住城里,所以老伴走了后他就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吃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打水。

爷爷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护士每天都要我们测三次体温,有一天早上爷爷夹着体温计去吃早餐,回到病房后爷爷问H,“丫头,你看到我的体温计了没?我温度计找不到了”

“护士早上让您夹着的啊”

爷爷一拍头说“糟糕,我夹着体温计去吃早餐,现在不在了,肯定是掉了”

H说,“爷爷您体温计说不定掉在您衣服里了,您系着皮带,应该不会掉在路上。”然后爷爷在衣服里找到了温度计。我们三就乐得不行。也许是生病了的缘故,所以半点乐趣我们都格外珍惜,只要有一点点搞笑的成分我们都会笑的分外开心。

我们三在病房里有说有笑,都忘了自己是病人了,除了我们都挂着水之外,与正常人无异。在我们聊天笑得正开怀的时候,隔壁病房的一奶奶来我们病房玩,说你们这里真热闹,她也是老伴在这里住院她是来照顾老伴的。她说,病房太冷清了,怪怕人的。

爷爷住院三天,没有一个人来探望。他说“子女都在外地,他们还不知道我生病的事情,现在自己也能照顾自己,没必要让他们回来,一去一来的倒显得麻烦。”

爷爷有一儿一女,俩孩子都已成家了,这几年都在外地过得不是很富足。七十多岁的人一直在自己挣生活费。他说,我自己能动就自己动,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负担,我不能总是拖着他们。

似曾相识的话语,当初外公生病住院时也是这样,总觉得是拖累了舅舅和妈妈他们,固执的要出院,固执的不肯吃药,固执的说自己没病。其实谁都明白外公是怕花钱,他总觉得花子女的钱就是为子女们添负担,他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累赘。

他,他们总是怕自己成为子女的负担,总是怕自己会连累孩子,他们总是为孩子们想得太多,却从来不会想风烛残年时自己孤零零的躺在病床上的凄凉。这一世,下一代。那些“倔强”的父亲母亲们。

我出院那天爷爷说,丫头回家好好的,这么年轻多养养身体,生病住院不值当啊。

出院后我就再也没有去看过爷爷,也不知道他病情有没有好转。孩子们是否知道他生病住院了?他们有去看过爷爷吗?

同H和爷爷相比,我是病情最轻的一个,而且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可对于他们而言能否治好何时才能出院都是未知的,所以相较于他们,我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做出院复查再拍CT,结果出来竟然只是肺炎而不是肺结核。医生立马给我安排出院,在我还未从突然的肺炎中缓过神时医生通知我出院手续都办好了,马上就可以出院。

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就像《警察与赞美诗》里的苏比一样,当他一心一意想要进警局的时候,无论他怎么做坏事警察却总是不抓他,可当他开始习惯了警局外的自由生活后,警察竟然将他抓了进去。那时的我就是如此,一开始我只想逃离死气沉沉的医院,讨厌消毒药水的味道,可当我渐渐的习惯并适应了医院的生活后,竟然被告知马上可以出院了。多么戏剧的生活,老天果真只是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老妈知道我只是肺炎后异常愤怒,说我枉住了半个月的院,枉吃了这么多药,枉打了这么多针,还把一家人都整的闷闷不乐惶惶恐恐。我没有愤怒反而很欣喜,因为我不用再吃药打针了。曾经愤青的我,在得知被“误诊”后也只是坦然接受甚至还觉得很开心。不是觉得自己理亏而是生病后的我觉得人生就应该云淡风轻没必要计较太多,凡事不太较真,不知道要省却多少事。

由于“肺结核”这病是在武汉结核所确诊的,然后医生以我住院后的第二天拒绝拍CT为由确定不是误诊而不了了之。

乌龙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来的措手不及走的也措手不及。说实话,除去莫名花去的五千元治疗费,我倒觉得这病挺值当的。

出院那天,老妈骑电动车载我回家,我坐在后座,经过广场的红绿灯时,老妈说,那天把你送到医院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病,闯了红灯都没发现,司机按喇叭我都没听见,直到车直接停在我面前离我不到五米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

从医院出院后我就一直呆在家里复习,对于自己被误诊为肺结核的事对朋友是绝口不提也基本不与人联系,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导致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在学校备考,这段期间好几个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玩,我都以不在学校为由推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却经历了这么一个小状况。

当我在电话里嘻嘻哈哈的向朋友讲述这个乌龙事件时,他们责怪我没有跟他们说这事儿却都是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老黄说,我特能理解你那时的感受,因为我也有你这样的经历,当时我整个人就突然静下来了。

有些事我不说不是故意对你们隐瞒而是性格使然,这个年纪的我们早已学会了隐忍,遇到再大的事基本都是自己默默地熬着,谁都不是祥林嫂,逢人就诉说自己的不幸。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或者经历什么熬一熬就会过了。熬不过的时候,要相信总有人在等着你去诉说你的痛苦,总有人能理解并感同身受你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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