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环球企业家》网站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博士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欧行活动的演讲上表示，中国软件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机会巨大。
以下为演讲录音整理：
今天，我十分荣幸能参加中欧商学院北京分院落成典礼，同时能有机会与大家交流一下中国软件企业在创新和国际化进程中的一点体会。
一、国际化是中国软件企业的必然选择
就软件与服务业本身来说，我认为其国际化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主要是因为中国本土软件与服务市场目前的规模还十分的小，我们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尽管中国政府或者每个人都很重视这个产业的发展，也都看好它的未来，但是从全球市场来看，中国大概占全球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四、五，大概跟韩国差不多。目前，全球软件与服务最大的市场来自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占了全球近50%的市场份额。
所以，对一个软件企业而言，特别是对于中国软件企业来说，国际化是我们必须要做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关乎我们未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将面对很大的挑战，包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发展方式，如何让发达国家接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做的软件，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基本挑战。
我认为，中国软件产业过去没有很快形成规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中国本土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过去30年，我们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方式对软件的需求并不是很大，我们大量制造的产品里面的芯片，包括嵌入式软件，一般进口比较多。第二是在全球市场我们获得市场的能力还有限。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品牌问题，还有IPR、创新等问题，这些都导致了中国在国际化方面相对于印度来说要艰难得很多。
但是，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全球的物流、资金流和人才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得全球的创新资源都在不断地重整，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改变了全世界从事软件与服务以及创新工作的格局，而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也导致了跨国公司正一步一步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
二、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产业转移的第二次浪潮
有一本国外的书叫《30亿新资本主义者》，这本书说的是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来自于参加全球市场经济的人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认为，包括中国、东欧等30亿“新资本主义者”加入了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得全球的财富正在从西方向东方移动，而这样一种竞争的改变不仅改变了速度，改变了成本，也改变了传统的格局，这种格局就是西方搞创新，东方搞制造，而现在完全混合了；过去跨国公司的模式是总部在西方，分支在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总部或者研发机构都分散在世界的新兴市场。
今天，我们看到软件已经成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软件消费的规模也是空前的。比如说一台高级的、智慧的汽车，它里面的软件大概是15年前一个银行的全部系统；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智慧的手机，一部手机里面的软件大概是过去一个企业管理软件的规模。我们今天讲到云计算，网络计算，事实上我们每一家都有很多台计算机，每个人都有很多台计算机，这些计算机越来越在互联互通，形成了一个软件和服务的市场。此外，服务也无所不在，这个服务不仅是传统的IT服务，这个服务还包括由互联网所产生的各种服务，很多的工作都是我们原来没有的，今天在网上直接和间接就业的人员超过几百万。无处不在的软件，无所不在的服务使得产品的成本和周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高质量，低成本，短周期，也迫使这个产业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
另外，全球创新的网络正在重构之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成员。我们过去看创新这个词，好像是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拥有。而今天，创新的网络分布的更广泛。我们看到很多的跨国公司都已经把基础性的研究和大量的创新工作放在了中国，有一些研究是多少年以后要用的技术，现在也拿到中国来开发。中国的人力资源正在加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中，中国的新兴跨国公司也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一员。最近，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老年化，工程师的缺乏，科学家的缺乏，越来越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研发和服务人力资源的供应者。再有，软件与服务市场越来越具有区域性质，这个区域性质导致了很多的研发和创新越来越本地化。比如说互联网产业就是一个十分需要区域创新的产业。在中国，做电子商务最好的企业是阿里巴巴，做搜索引擎，最优秀的企业是百度、搜狐，卖书最好的网站是当当网，门户最好的也是中国的网站，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也是这样。
大家看过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这“平的”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但是从结果来看，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平的。如果说传统行业在转移的时候，沿海和内陆城市都可能成为转移目标的话，那么对于软件与服务这样一个新兴产业的转移，只有少数的城市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因为在这种产业的背后需要有很好的人居环境，很好的文化环境，能够把他们留下来，包括他们的生活成本。所以，这几年像大连，北京，上海，深圳，还有成都，这几个城市的软件与服务产业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三、软件与服务业的“摩尔定律”
我们研究发现，全球化对一个软件企业，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软件企业来说十分重要。印度企业10%的业务来自本土市场，而80%、90%的业务都是来自于海外市场。从这个意义上也能够看出来印度企业在国际化方面要比我们强，是市场培育了一个企业的国际化能力。我们经常说，过去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创新，为什么我们的创新没有获得好的效果呢？那是因为过去30年在中国不需要创新挣的钱可能比创新挣的还快，有可能还挣的多，那为什么要创新呢？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需要长期投入，需要耐心培育的行业在中国不是很发达。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印度的软件产业，印度本土没有什么市场，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在全球市场中拿到份额。我们看到，在全球离岸的软件与服务外包中，跨国公司转移到印度企业的量是最多的，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份额，因此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研究印度软件企业的发展规律时，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产业规律，这几家公司从创立到1万人规模的时候差不多用了20年，从1万人到3万人的时候用了3年，从3万人到5万人的时候用了1年，从5万人到7万人用了1年。基本上这个行业5、6年就有一批企业死掉，所以他才能找到这么多的人。
此外，这些企业收入达1亿美元的时候，一般都用了十几年时间，从1亿美元到5亿美元用了三年，后面到了10亿或更大规模用了两年甚至一年，这说明前面的积累到后来形成规模的时候的一种规律。我们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也映证了这样一种发展规律。过去我们特别关注芯片的“摩尔定律”。但是今天我们研究发现，软件和服务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其背后也都有一个行业的发展规律，它可以基本描述这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四、软件与服务全球化带给中国企业的机会与挑战
在软件与服务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软件企业将面临着哪些机会呢？第一，中国的软件与服务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而且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我相信还有几十年美好的光景，这个光景主要表现为我们过去各个行业的IT应用实在太少了，我们所制造的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太低了。全球软件与服务最大的市场在哪里呢？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你的社会越发达，你对软件与服务的消费也就越大，中国如果要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本身对软件与服务就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
第二，当这些发达国家把软件与服务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时候，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个巨大的市场份额。目前看，软件与服务业的全球化过程才刚刚开始，现在看到最活跃的发包国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日本最近几年发包的速度在加快，因为日本企业在软件外包和技术转移方面是最保守的，但是现在也有了很快的发展，从去年的数字来看，日本企业对中国的转移速度应该说是最快的。
谈到转移，我们就会想起过去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因为我们受过痛。今天我们谈到绿色成长，谈到传统模式不能持续，谈到寻找新的商业模式，那么软件与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会不会象过去制造业那样产生同样的结果？一提到外包，人们常常把外包与“为别人做嫁衣”和低端的工作，没有自己的创新和知识产权联系在一起。从东软的实践结果来看，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外包是高端还是低端，并不完全是由发包方来决定的，很大程度上要由接包方的能力来决定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设计一栋楼，这个楼的设计外包给欧洲一家公司了，这叫外包，这个设计可不是一个低端的劳动，因为他们的设计要比中国设计的要好，所以才选择他。所以说外包本身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承担者的能力有高低之分，高水平的承担高水平的工作，低水平承担低水平的工作，这个范围相当地宽广。中国本土的外包业务发展很快，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很开放，大部分企业的业务都是外包的，中国整体外包的市场中，国内的外包占的比例最大，而国际的外包占的比例还相对地少。
中国在这方面产业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教育。我认为，在从事这个产业的人才和教育的能力，中国是相当优秀的。我们现在每年有600万的大学生，如果我们教育的学生都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有很好的外语，很好的技能，大概全世界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人加在一起做就足够了，可能还有点儿多，因为这两个国家占了全球 40%的人口，而大部分还是年轻人，这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
五、东软创新与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
东软来自东北大学。我们的总部在沈阳。沈阳这个地方在1991年的时候有几大特点：第一是冷，比现在还冷；第二是污染严重；第三是没有人才，当地招人很困难。1993年，我们开始要在全国建立我们的营销分支机构，我们就在东北大学的数学系、自控系、计算机系招了一批年轻的大学生，我从日本请了一位市场方面的专家给他们上了一次MBA课，然后他们就奔赴祖国的各大城市，今天他们已经变成了东软各大区的总裁和副总裁了。
今天，东软已经有1.7 万名员工，我们从几千美金开始，到现在东软已拥有62亿总资产，1996年我们在A股上市，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企业，现在的市值是250多亿了。东软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治理结构和董事会的建设，我们不断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使得公司越来越像一个公众的公司，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我们对战略投资者是有选择的，选择的目的是让公司经营者和全体员工对全球化的文化有深入的理解。东软的股东里面有德国人(SAP是我们的股东)，有荷兰人(飞利浦也是我们的股东)，有美国人(INTEL是我们的股东)，还有日本人(东芝和阿尔派是我们的股东)，还有东北大学和上海宝钢，当然还有我们的员工也是公司的股东，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东软国际化的过程。
东软的业务只选择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行业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面向中国本土的市场；另一个是产品工程解决方案，我们面向全球的市场来提供产品工程解决方案的软件开发和服务工作。而我们在面向这两个产业领域的时候，我们的发展基础是创新和知识产权，我们持续的收入是服务，通过服务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空间。
我们为什么选择中国市场，我认为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在中国本土的软件与服务市场可能是跟美国有着差不多大的市场规模。而且我们从现在一直持续的准备，我们也会拥有这样的机会。在过去的19年里，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机会，大家发短信、手机结算、打帐单，交电费，炒股票，交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时都在使用我们的软件，我们国家的人口数据库，国土资源数据库，上交所证券监管中心，国家×××交易中心，国家质检总局等国家级的大型的系统都是东软建设的；奔驰、宝马这种高档车里面很可能就有东软的软件，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手机中也有我们的软件，雅马哈的电子钢琴，索尼、松下的家电等等，这方面我们与跨国公司联合创新。我们不是做桌面上的东西，而是做行业背后或者产品里面的软件，做支持企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高效运行的系统解决方案。
目前，东软正在加速公司的国际化进程，目前我们公司的营业额30%来自于国际市场，70%来自国内市场。但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倒过来，70%来自于国际，30%来自于中国。去年我们收购了三家芬兰公司，其中有一家在罗马尼亚，我们还收购了一家美国的公司。昨天，我们刚刚宣布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公司。在德国，如果你要改变一个组织的结构，或者你要裁员，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征求工会的同意，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包括文化的融合，我们发现芬兰人跟德国人跟罗马尼亚人本身就不是一个文化，就需要我们做很多精细的工作。
对于软件与服务行业来说，创新和国际化是两大重要主题，过去我们讲创新的时候经常会讲自主创新，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容易产生误导，就把自主创新变成自己创新了，不让别人参与的创新，一种坚决的、彻底的、纯粹的自我创新，在这样一种创新的模式下，我们过去浪费了很多金钱和时间。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全世界都在联合创新，协作创新，通过合作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推出速度，这个方面我们的优势表现的很充分。
讲到医疗产品，我认为这是我们自主创新和品牌创新的典型案例，首先，我们将医疗软件和制造业做了很好的结合。我们生产CT，我们把软件装到CT中，卖的是CT，赚钱的是软件，做软件是我们的一种梦想。其次，2004年我们与飞利浦建立了一个合资公司，整个研发和制造是由合资公司来完成，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我们不仅没有损失自己的品牌，同时我们在市场上也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收获。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相继建了三所大学，现在我们的大学里面有26000多名大学生，他们只学习 IT和外语这两个专业，每年毕业5000、6000人，东软每年根据我们的需要，通过与大学合作培养我们需要的人，我们希望我们获得的每个人都是通过几年的时间认真进行打造和训练的。
最后我想说的，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有很大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来自创新，来自国际化的进程，中国软件企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由于自身的优势，我们会获得一个可持续成长的发展空间，而其根本在于我们是否选择一个特色的创新与国际化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