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会有这样的印象：这一学科主要涉及心理疾病的分析与治疗(心理学中研究精神病的一个分支被称为变态心理学)。然而，正如你所看到的，在这本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把焦点集中在正常行为上。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对正常行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异常行为的兴趣，因为大量的人类行为并非是病态的，而是正常的。如果只研究占人类行为中很少比例的异常行为，我们就不能更多地了解人类的本性。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精神病也仍然是心理学中众多使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在这里面包括了心理学史上一系列必不可少的研究。
第一项研究在精神卫生领域已经谈论了30多年。在这个研究中，有几个正常人假扮成精神病人进人精神病院，来了解医生和工作人员是否能把他们与真正的精神病人区别开。在所有关于心理学历史的书中都必须提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因此，第二个研究是通过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来讨论弗洛伊德提出的“自我防御机制”这一经久不衰的概念。第三个研究是一个以狗为被试的实验，该研究阐释了一个被称为“习得性无助”的现象。这个研究与心理病理学的关联在于它引发了大量解释人类临床抑郁症的理论。第四个研究是一个极有趣的、非常有名的实验，它是关于过度拥挤的老鼠及由拥挤而导致的行为异常的研究，该实验可能对人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研究29 究竟谁是疯子
Rosenhan, D.L（1973）.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Science，179，250-258
辨别“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任务。对异常行为的界定在决定一个人是否被诊断为精神病中起关键作用，并且诊断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病人接受的治疗。然而，区分正常与异常的界限并不像你所认为的那么清晰。所有的行为可以被看做是位于一个连续的轴上，正常或称为“有效的心理功能”位于一端，异常或“心理疾病”位于另一端。
在这个连续的轴上，决定人的一种特定行为在这个轴上所处的位置通常是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责任。为了做这个决定，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其他行为科学家及临床医生可以应用下面的一条或多条标准。
·行为场合。这是一种主观判断，但你知道，某些行为在某个特定的情景中显然是古怪的，而在另一个特定情景中就没那么显眼。例如，你在院子里给草坪浇水没有什么古怪，而你在暴风雨中给草坪浇水就是行为古怪！判断行为古怪必须认真考虑行为发生的场合。
·行为持续存在。我们都曾有过疯狂的时刻。一个人有可能偶尔表现不正常行为，不一定证明他患了精神疾病。例如，当你正沿着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的人行道散步，你忽然收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然后你忍不住跳起舞来，就这样经过了大约半个街区。尽管这种行为有些不正常，但并不表示你精神异常，除非你一直跳下去，每周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因此，对精神疾病的这一诊断标准，要求一个古怪的、反社会的或失控的行为模式持续存在。
·社会偏差。当一个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社会期望和规范，这种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偏差。当偏差行为非常极端和持久，如幻听和幻视，就是精神病的证据。
·主观痛苦。我们通常知道自己的心理问题及其给我们带来的苦楚。当一个人是如此害怕封闭的环境，以至于他或她不能乘电梯，或者某些人发现自己不能与别人建立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不需要专业人员的提醒，他们就清楚自己正处于心理痛苦之中。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做出心理诊断时，把主观痛苦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指标。
·心理障碍。当一个人发现，由于心理问题他不能满意地生活了，这就可以被认为患了心理障碍。例如，一个人害怕成功，因此，生活中的每一次新的努力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他所患心理障碍的破坏。
·对功能的影响。一个人的问题行为对其过自己想要的或社会可接受的生活能力的干扰程度，可能是心理诊断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某种行为可以是古怪的、持续的，但如果它没有伤害你的生活功能，就不代表真正的病理特征。例如，假设你有一个不能控制的需要，即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站在你的床上唱国歌。这种行为当然是古怪的和持续的，但除非你把邻居吵醒或干扰了家庭其他成员，否则你的行为只对你个人的一般生活功能有很小的影响。因此，它不能被归类为临床问题。
精神病的这些症状和特点，都依赖于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其他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判断。因此，前面的指导标准存在两个问题：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真能区别精神疾病和精神健康吗？区别错误的后果是什么？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在其著名的精神病院研究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理论假设
罗森汉的问题是：决定观察者（即做诊断的那些人）做出心理诊断的，究竟是由于病人本身具有的特征，还是病人所处的环境或场合。他推想，如果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制定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所接受的诊断训练是恰当的，那么，专业人员应该能鉴别心智健全和心智不全（专业名词“心智健全”和“心智不全”是法律术语，心理学中不常用。这次之所以使用，是因为它们具备大众所通常理解的意义，因此罗森汉把它们引入他的研究之中）。罗森汉提出，一种检验能否正确鉴别潜在病人心理健康专业能力的方法是，让一些心理健康的正常人设法进入精神卫生机构，看看那些负责诊断的人员能否发现这些人实际上是心理健康的。如果这些假病人的行为在医院里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且医务人员没发现他们是正常的，那么这证明在精神疾病诊断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大于病人自身因素。
方法
罗森汉招募了8个被试（包括他自己）来做假病人。这8个假病人（3女、5男）由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小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画家和1名家庭主妇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送进12所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五个州。
所有的假病人都说相同的指导语：他们打电话到医院，并预约医生。到了医院后，他们说能听到“无意义的空洞”（empty）、“空闷的”（hollow）和“砰”（thud）等声音。除了这一个症状以外，所有被试的言行完全正常，并且给问诊者的信息都是真实的（除了他们为了隐藏研究目的而改变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业）。经过面谈，所有的被试被收入不同的医院。除一人外，其余均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一旦进入医院，所有被试不再表现任何伪装症状，而且行为正常。被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出院。直到他们分别说服医务人员他们心理很正常，才得以离开医院。所有被试都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最初，他们只是偷偷在记，但不久就发现这种隐藏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记录行为”本身被医务人员解释为他们疾病的另外一个症状。所有被试的目标都是尽早出院，所以，他们的行为表现像是模范病人，与医务人员合作，接受所有的药物治疗（但不把药物吞下去，而是扔到马桶里冲掉）。
结果
这些假病人的住院时间从7天到52天不等，平均住院时间为19天。在此研究中关键的发现是：没有一个假病人被医务人员识破。在出院时，他们的心理状况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缓解期”，记录在他们的病历中。他们还记录下了其他有趣的发现和结果。
尽管医院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没能鉴别出假病人，其他真病人却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在假病人所在的三个医院中，118个真病人中的35人对被试表示怀疑。怀疑被试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他们这样评论：“你不是疯子！你是记者或编辑，你们是来检查医院的！”
病人（无论被试还是真病人）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是很少的，而且常常是怪怪的。这个研究中，通过假病人做的一个试验：接近不同的医务人员，通过问一般的、正常的问题试图与他们进行言语交流（如，我什么时候可以廉复？或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表8-1总结了他们得到的反应。
当假病人提问获得来自主治医师的回应时，常常有类似下面的对话形式：
假病人：“劳驾一下，医生，你是否能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康复？”
精神病医生：“早上好，戴夫，你今天感觉如何？”
然后，医生不等待进一步的反应就继续往前走。
在医院研究中，与严重的人际交流缺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病人在药物方面从不短缺。这8个假病人在此研究中，医生共发给他们2100片药片，如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并没有吃下去。被试注意到，许多真正的病人也偷偷地把他们的药片扔到马桶里。
假病人讲到的另一个奇闻是，一个护士在满屋子全是男病人的休息室门前，解开制服的扣子，调整自己的胸罩。根据被试报告，这并不是她有意挑逗，她只是没有把精神病人当成真正的人看待。
讨论
罗森汉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在医疗机构中，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也常常不能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区分开来。根据罗森汉的研究，这是因为过于强大的精神病院环境影响了医务人员对某一个体行为的判断。一旦精神病人进入这种机构，医务人员往往会忽视病人的个体性。固有态度是：“如果他们来这儿，他们就一定是疯子。”更重要的是，像罗森汉指出的“贴诊断标签”，即当一个病人被贴上“精神分裂症”的标签后，这个诊断就成为他的核心特征或人格特质。从标签被贴上并被医务人员知晓的那一瞬间。医务人员就认为病人的所有行为都源于诊断标签。因此，他们对假病人的日记缺乏关注和怀疑，只是把它当成精神病标签的另一个行为证据。
医务人员倾向于忽略病人的环境压力，而把所有的行为视为与精神病特质相关。
这里有一个证明，它来自一个被试的观察。
一个精神病学家指着许多离吃午饭还有半小时就坐在自助餐厅外的病人，对一群年轻的住院医生说，病人的等种行为就是“精神分裂症”症状中“口唇需求”（oral-acquisitive）症状的本质特征。他似乎没有想到，在精神病院里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什么事儿可做。（P253）
除此以外，那些诊断标签甚至还歪曲了对假病人的生活史的解释。请记住，所有的被试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都给予诚实的说明。下面是一个来源于罗森汉研究的例子，关于一个假病人对他自己历史的陈述，以及在他出院以后医生在报告中对此所做的解释。被试的真实成长史如下：
童年早期，假病人与他的母亲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父亲有些疏远。然而，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与父亲成了亲密的朋友，而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冷淡了。他目前与妻子的关系亲密而融洽。除了偶尔争吵，冲突很少。孩子也极少挨打（P.253）。
医务人员对这一段相当正常且清白的历史的解释如下：
这名39岁的白人男子，在童年早期亲密关系方面显示了一个长时间的相当矛盾的历史。与母亲融洽的关系在青少年期变冷淡，与父亲关系的疏远则变得非常热切。缺乏感情的稳定性。他试图控制对妻子和孩子的情绪，但忍不住发脾气，打孩子。当他说他有几个好朋友时，让人感觉到一个相当矛盾的意识埋藏在这些关系中（P.253）。
应该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医务人员的任何曲解是有意的，他相信诊断（此例指精神分裂症），并且对病人的生活史和行为的解释与诊断是相一致的。
研究发现的意义
罗森汉的研究震动了精神卫生专业领域，研究结果给出了两个关键因素：第一，它表明精神卫生机构不能将“心智健全”与“心智不全”区别开，正如罗森汉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所讲到的：“医院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行为的意义很容易被误解。结果，住院病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似乎无疑会对抗治疗”（P257）；第二，罗森汉揭示了诊断标签的危险性。一个人一旦被贴上符合某个心理疾病的标签（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那个标签将掩盖他或她的所有其他特征。于是，所有行为和人格特征被看作是源于该精神障碍。这种做法最坏的影响是它可以变成自我证实，即当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被按照一定方式对待时，他或她的行为就可能开始变成被对待的那样。
罗森汉的研究除了提醒人们在诊断过程中要格外小心，也使人们认识到给病人贴标签的危险性。随着住院病人的减少，该研究强调的问题也有所减少。住院人数的下降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发明和日益广泛应用引起的，药物的使用可有效减轻许多病人的症状，使他们能够在院外接受治疗，并生活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里。与此并存的原因是社区精神卫生机构、危机干预中心和重视特殊问题且避免使用标签的行为疗法的发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已经取消了诊断标签。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罗森汉的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现在精神病标签的使用更加谨镇，而且人们对待标签时也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影响力。
问题和批评
当时，有一所研究和教学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罗森汉的研究结果发表前听说了他的一些研究结果，并怀疑这些误诊出自他们医院。为了检验这一点，罗森汉通知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或多个假病人将会试图住进他们的精神病院。每一个医务人员都被要求用10点量表对当前的每个病人是假病人的可能性进行评定。三个月之后，该医院共收治了193人。其中41人被至少一个医务人员很自信地认为是假病人；23人被至少一个精神病专家怀疑是假病人；19人被一个精神病专家和另一个医务人员确认为假病人。罗森汉（这个狡猾的家伙）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竟然没有派一个假病人去医院！“这个实验是有教育意义的”，罗森汉说，“它表明，当风险（在这里指声誉和诊断能力）很高的时候，将神志健全的人诊断为异常的倾向可以被反转。但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个诊断过程，本身很容易出这么多错时，它当然不是一个会让人很信赖的诊断过程。”（P.252）
罗森汉在l973年~1975年间，在12个医院重复了这项研究。每一次他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见Greenberg, 1981；Rosenhan，1975）。然而，其他研究者对罗森汉得出的结论提出了异议。斯皮策（Spizer，1976）认为，尽管罗森汉所用的方法表明心理诊断系统是无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通过说谎，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并不困难，因为准许入院是基于他们的口头报告（而且谁会怀疑有些人会使用欺骗的手段进入这种地方呢）。同理，你可以进入一个急救中心说自己腹痛，可能你就被诊断为得了胃肠炎、阑尾炎或胃溃疡而住院。斯皮策认为，虽然医生被欺骗了，但诊断方法并不是无效的。另外，斯皮策还指出，尽管假病人在入院后的行为正常，但是这种症状的变化在精神疾病中是常见的，也并不意味着医务人员不能诊断出欺骗行为就是无能的表现。
从1973年罗森汉的论文开始，有关心理诊断有效性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不管还在持续的争论结果怎样，毫无疑问的是，罗森汉的研究在心理学历史上成为最有影响的心理学研究之一。
近期应用
为了说明这种持续性争论，我们将从众多应用罗森汉的研究、挑战由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制定的诊断标准有效性的研究中选取两个研究加以介绍。其中之一是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的研究。萨斯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已成为著名的精神病整体概念的批评家。他的观点是，精神疾病并不是病，而应该把它看成由社会和环境因素引起的“生活中的问题”。在一篇文章中，萨斯举例说明，一些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表现出来的“疯言疯语”“并不是诊断一个人心智不全的有效证据”，这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不能理解另一个人（病人）（Szasz，1993，P.61）。
另一个研究建立在罗森汉1973年的研究基础上，这个研究探讨了在某些现实生活情境中，人们确实会故意装出某些精神问题的症状（Broughton & Chesterman，2001）。研究中讨论的案例是关于一个被控对一名十几岁的男孩进行性侵犯的男人，当对罪犯的精神病问题进行评估时，他表现出了各式各样的精神病行为。根据进一步的检查，临床学家发现他伪装了所有的症状。研究者指出，在诊断心理障碍时，精神卫生专家传统上先假定病人陈述的正确性（就像他们对罗森汉这些假病人所做的一样）。然而，他们认为这种伪装出来的症状，“对所有的精神病学家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外在的社会法律问题可能成为伪造精神病症状的动机时，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化”（P.407）。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留心，防止罪犯以伪造的精神病症状作为“逃避坐牢的通行证”。
当精神病人被贴上诊断标签时，他们本人会体验到怎样的感受呢？沃尔（Wahl，1999）发起了一项研究调查了l300多名精神病人，询问他们对被歧视和污名的感受。大多数被试报告受精神疾病污名影响的感受来源于多个方面，其中包括一般公众、家庭成员、教友、同事、甚至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另外，作者写道：“大多数的被试倾向于试图隐瞒他们的疾病，并非常担心其他人发现自己的精神病身份而对自己不利。他们报告说，这种经历的结果是沮丧、痛心、气愤和低自尊。他们提出，进行公众教育是减少耻辱的手段。”（P.467）
一个名为“倾听我的疯狂”的相关研究的作者（Lester & Tritter，2005）指出，一个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疾病患者体验的方法是，通过类比现实社会中我们所感知到的其他类型的残疾来解释他们所受的伤害。研究者认为，重度精神疾病患者与现实社会的交往通常类似于那些接受治疗的其他残障人士。通过将残障模型应用于精神疾病，患者们将有更多机会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与帮助。
结论
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增加对精神病的宽容和理解。尽管在许多情况下，精神病的诊断仍旧既是艺术又是科学，但可以确定的是，诊断的能力在不断提升。有可能我们永远不会去除精神病标签；它们是有效治疗心理障碍的必要部分，就像疾病的名称是诊新和治疗躯体疾病的一部分一样。然而，如果我们被标签困扰（不开玩笑），我们必须为去掉由标签所引起的污名、困窘和羞愧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