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杜牧写过一首《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写的是江南明媚春光,意象优美,意境深邃。其中“南朝四百八十寺”一句,常被人解做杜牧借古讽今、对当时社会崇佛风气的批评。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其帝王多是佛教徒,在这一时期兴建了大量的寺院。杜牧说“四百八十寺”,其实远远不够。根据清朝刘世琦所作《南朝寺考·序》:“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南京)乃有七百余寺。”就是说,梁朝有2846所寺院,光南京就有700多座。
崇佛可不仅是南朝的风气。与南朝隔江对峙的北朝,即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崇佛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北魏一朝,举国信奉佛教,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在北魏时代开凿的。公元495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君主、后妃、官员们在洛阳城及周边兴建了大量寺院,兴盛时达到1367所(据《洛阳伽蓝记》)。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分别以邺城和长安为都城。洛阳被抛弃,昔日繁华大都市,无论宫殿还是寺院,都逐渐沦为废墟。
一、在废墟的启示下,北魏一位小官员写出一部流传至今的杰作
废墟往往能激发文人的思古幽情,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就是在参观了古罗马斗兽场等古迹后产生了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
作为北魏国都的洛阳被抛弃十余年后,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东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借出差之机,重游洛阳,看到一片荒凉景象:“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
杨衒之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此情此景令他无限感慨;他也是一个见闻广泛的人,熟知洛阳寺院的旧闻掌故。怕时光会埋没这一切,所以他开始写书追记洛阳当日佛寺之盛——即《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共5卷,记载了洛阳城内外43座寺院,及围绕着这些寺院发生的一些史实,“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笔记体著作。此书在历代正史的《艺文志》中皆有著录,《四库全书》将此书列入史部地理类,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繁简得宜,文笔优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上乘之作。
由于此书的祖本早已佚失,目前所见的《洛阳伽蓝记》都为以宋刻本为祖本,源流颇杂,始终缺一个善本。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参校各种版本对此书进行校释,出版了一本《洛阳伽蓝记校释》。此后,著名的文史学者周振甫先生又在周祖谟校释本的基础上,对此书进行了注释翻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的《洛阳伽蓝记丨校释今译》,以两位周先生的校勘、注释成果为基础,进一步进行修补。名家校释、名家译注,两位大家珠联璧合;采取横排简化字,更便于读者欣赏这部流传近一千五百年的典籍。
二、遍布洛阳城内外的寺院,见证北魏王朝的奢华与虔诚
洛阳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落地点。在“白马寺”条下,作者记载,东汉明帝曾梦见金神,长一丈六尺,头颈背后有日月光芒,这就是外国称作佛的神。明帝于是派使臣向西域寻求,终于得到了经卷和佛像,用白马驮着经卷、佛像,于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达洛阳。为纪念此事,朝廷在洛阳城雍门西建立了白马寺。
白马寺虽然是洛阳最早的寺院,但在北魏时代,洛阳最奢华、最壮丽的寺院是永宁寺。
永宁寺是灵太后胡氏于熙平元年(516)所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自修建之初,这座塔就不同凡响: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三十座金像。自幼信佛的灵太后认为这是信佛带来的吉兆,所以永宁寺的营建就超过了规制。
佛塔是寺院的招牌。永宁寺塔是木结构,有九层,高90丈。宝塔之上又有描金装饰的幡柱,高10丈,合计通高10丈,京城百里外都可看见。塔上的装潢精美:幡柱上有金宝瓶,可以容纳二十五斛。金宝瓶下有承露金盘十一重,周围都挂有大金铃。又有铁锁四道,引向幡柱和宝塔的四角。锁上也有金铃。金铃的大小像石瓮。宝塔九层,每个角都挂有金铃,从上到下合计有一百三十个。宝塔有四面,一面有三门六窗,门都涂着红漆。门上各有五行金铃,合计有五千四百枚。又有金环金钉,绣饰的柱子,金饰的门面,令人惊讶。高风长夜,金铃和鸣,铿锵的声音,十多里外都能听到。
佛像是寺院的门面。永宁寺塔北面有佛殿一处,形制像宫中的太极殿。里面有丈八金像一尊,中等长度的金像十尊,绣珠像三尊,金线织成像五尊,玉雕像二尊,做工奇特巧妙。
寺中还有僧房楼观一千多间,雕刻梁柱,粉涂壁上,门有青画,窗有绮文,很难用语言描绘它的精美。桧柏椿松,枝叶覆盖檐顶,丛竹香草,分散布满阶石。
据说达摩祖师来到洛阳后,也被永宁寺的豪华震惊。他感慨自己活了一百五十岁,经历了许多国家,但这寺的精美,是印度所没有的,极尽佛的领域,也没有这样的。他口里唱着南无,合掌赞美不停。
除了永宁寺以外,洛阳城内外还有大量的寺院,有的是历代皇帝本人下令修建,有的是皇族和高级官员所修建,还有百姓、僧侣筹款兴建的。他们的热情源自这样的信念:寺院会给他们带来江山永固、家族昌盛、个人幸福等等。
但是,寺院究竟能否给他们带来庇佑呢?
三、佛寺不能庇佑江山永固,却见证了北魏的衰落、解体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名元宏)以很大魄力迁都洛阳,促进民族融合,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大好事。但是课本没有说的是,迁都仅4年后,33岁的元宏便去世了。继位的元恪做了15年皇帝,也在33岁那年去世。之后,朝政落入灵太后胡氏手里。在不到二十年时间,北魏分裂为二。曾经寄托元宏千秋帝国梦想的洛阳,建都不到40年就被抛弃,沦为废墟。
永宁寺见证了北魏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腥风血雨、兵荒马乱。
一代枭雄尔朱荣的军队曾驻扎在永宁寺。灵太后是一个很“作”的女人。她出身一个地方官家庭,选入宣武帝元恪的后宫,生下后来的孝明帝元诩。她凭借种种手段,逃脱了当时北魏“子贵母死”的命运。元诩继位时年纪太小,她垂帘听政,独揽大权。
为了保持荒淫奢侈的生活和家族的荣华富贵,在儿子长大、要求亲政的时候,她竟然勾结情夫毒死儿子,另立临洮王世子、三岁的元钊来继承大统,以便控制。
这引来了当时实力雄厚的太原王尔朱荣(他也是明帝的岳父)的讨伐。尔朱荣杀了两千多官员,把胡太后和少主元钊沉河,另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君,即庄帝。
元颢的军队也曾驻扎在永宁寺。尔朱荣立了庄帝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另一个皇室成员元颢便从南朝梁国借兵,一路攻打到洛阳。但很快元颢被尔朱荣击溃。
庄帝曾被囚禁在永宁寺。尔朱荣大权在握,不臣之心越来越明显。忍无可忍的庄帝诱杀了尔朱荣。尔朱荣的堂侄尔朱兆遂率兵攻打洛阳,庄帝沦为阶下囚,被锁在永宁寺的门楼上(后被押到晋阳的一个寺院杀死)。
或许是见证了太多罪恶,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永宁寺的九层宝塔在一个雨雪交加之夜意外失火,连烧三个月,彻底烧毁。也就是在这一年,魏国分为东西两魏,分别以长安和邺城为都。
作者杨衒之曾亲自登塔体验云在脚下的感觉。若干年后,他又置身永宁寺的废墟中。真是“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北魏第一的永宁寺,尽管修建得豪华无比,但它并没有庇佑魏国。洛阳在黄河以南,这段黄河水流很急。尔朱兆攻打洛阳时,庄帝认为尔朱兆不可能猝然渡过黄河。但想不到的是,尔朱兆进攻之际,黄河水浅,还淹不到马肚子,大军涉河而渡。杨衒之忍不住感慨:
像尔朱兆,马蜂一样的眼睛,豺狼一样的声音,行为近于枭獍,行凶作恶却有恃无恐,贼害国君和亲人。天神有知,就会看到他的凶恶,谁知反而使孟津渡口水浅及膝,助长了他叛逆的心思。《易经》称天道给淫乱的人灾祸,鬼神给谦虚的人赐福。用这事来验证,实在是空话。
北魏如此崇佛,但受到保佑的是反臣尔朱兆;庄帝被押在寺院、死在寺院,这实在是对北魏崇佛风气的莫大讽刺。因此,著名的哲学史家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指出:
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
四、施行仁义、节用爱民,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杨衒之在《序》中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恐后世无闻,故撰斯记”,但他并不是为佛教作宣传,而是通过对佛教兴衰的历史追问,思考社会治乱之道。
真正懂佛法之人,不会鼓励过度修庙建寺行为的。禅宗初祖达摩到达中国,先去南朝见梁武帝。梁武帝炫耀地问达摩:“我一生当中修了很多的寺庙,剃度了很多的僧人,抄写了很多的经书,有什么样的功德了呢?”
达摩说:“没有功德。”梁武帝非常吃惊:“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这只是一些小的修因果的做法,是求福报的做法,这些做法会得到如影随形的福报,但是并不是实际上的功德。”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德呢?”
达摩回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意思是说真正的功德是来自于内修,不是从外界可以求得的,只能是从自己内在的修持才能够得来的。
对于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功德(或曰修行)是什么呢?无非是施行仁政,节用爱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在古代,搞建筑是很耗费民力的事,而且纯消耗,没有社会效益。明智的统治者往往主动放弃不必要的建筑工程。汉文帝曾计划建一个露台,一看预算需用“百金”,说这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不建了。
唐太宗患有气喘病,在长安居住的宫殿潮湿,容易犯病。臣下奏请在宫中建个暖阁让他居住。唐太宗说:“破土兴工,花费很多,当年汉文帝将起露台,因惜十家之产而作罢。我功德不及汉文帝,更不可浪费民力。”
他们的节俭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反观南北朝的这些短命王朝的统治者,一个劲儿地修建寺院,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像永宁寺塔这样的豪华的工程项目,需要多少人工和金钱才能建起来?
滥建寺院,无益于社会治理,也无益于世道人心。所以佛教兴盛过头,往往也招致灭佛行动。在《洛阳伽蓝记》所记时代之前,有北魏太武帝灭佛行动;之后,又有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会昌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等灭佛运动,合称“三武一宗”法难。
今天,我们打开《洛阳伽蓝记丨校释今译》,在欣赏美文的同时,也应认真体味历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