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就躺在那里，需要社团去激活

先说个不太相干的事，有本书《李群：我给美国市长当助理》，书中提到的一个事例很有意思：根据纽海文城市宪章，城市不设副市长，不存在你琢磨我、我琢磨你的内耗，部门也没有副职。城市设各种委员会，如公共管理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既有官员参加，也有专家参加，市长也是其中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保证了决策不会有问题，办事效率高。（引用原话）

就是说美国市长没有那么忙，也不需要多么聪明睿智，因为下面有各种委员会来帮他决策。任何决议，他作为法定代表签字即可，后来者无论谁当一把手也不需费尽脑汁重起炉灶，或是瞎折腾。所以在美国，没有市长也一样运行。

回到中国的现状，我们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一波接一波，比如这几天的公众场所猥亵女童案，很多网民会追究到管理者的头上，虽然政府是喜欢做大家长的，权利都在他手里，但把社会上任何一件事都丢给他处理，他也忙不过来，所以难怪很多事，政府喜欢用化解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走司法程序，我想任何一个政府都承担不起耗费的时间和成本。何况它自身属性是懒洋洋和后知后觉的。

这种社会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全世界的人类都一样，都有动物性的一面，发生一些问题在所难免。完全靠政府的暴力机关去管理，没有持续性。这个时候社会团体就涌现了。而社团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就跟李群说的委员会差不多。比如关心儿童的儿童保护组织，关爱动物的协会等。这都是民间自营的组织，具备法人资格和完全行为能力，能独立或跟政府协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民间社团具有行业性、专业性和独立性，连接基层社会和上层政府管理的盲点和不足，对社会问题具有持续关注性和法规建言性，为解决问题立下汗马功劳，当然反例也有，比如美国的枪支协会，只是说这个持枪权的利弊只是在中国或是东亚人看来比较不合理，西方允许合法持枪的国家有20多个，都是发达地区，只有美国被负面报道的多。

看看正面的例子：早在1875年纽约就成立一个民间组织——阻止虐童协会。在协会推动下，一年后，《阻止并惩罚侵害儿童行为法案》得以出台，新闻显示，美国的儿童失踪找回率高达98%，社团的功劳不可埋没。而美国是鼓励和推动建立社团的，给予种种政策的优惠。政府也因此减少了冗余的公务耗费。

在中国，社团太少了，具备自我生存能力的就更少了，很多社会问题，你一个网民在网上骂破喉咙也引不起关注，而社团可以，就像政协拉周星驰入会一样，这些大明星在微博吐个槽，晒个照引起的反响，是你个人能量不能比较的。就像作家陈岚曝光猥亵女童案，假如她没有那么多粉丝，是成不了气候的。

对陈岚来说，她曝光此事，引起关注与讨论，是一次集中的普法，虽然有人身威胁，那些都是脑子不正常的病人，连自己的病都解决不了，也不会有能力对陈岚实际造成伤害，就像深圳那个网民公开悬赏五万要陈岚的腿，这是自己找监坐，不知道报警没有，做好事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报警一定要的。

关键问题是，她这事无论官方怎样依法处理，那再发生另一件伤害儿童的案子呢，还靠陈岚吗？对她不公平，光无理的辱骂和人身攻击都让人不能接受。这时候团体很重要了。

在国外的华人也是一样，单个个体时常受欺辱，成立和加入一些维护权益的团体，利用团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要不，依靠吴京这些战狼们是靠不住的。也就是在非洲在影视里嘚瑟一下，要不你去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耍耍彪看看。

没有社会团体，很多法律是躺在那里的。中国1991年就有成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上出现的儿童问题却不断，靠政府运动式打击一下，过几年又沉渣泛起，盖因：政府不能持续关注这些事，只能事后惩罚。而社会团体可以持续的呼吁，培训，教育，乃至追踪建言一些问题……总之不能事事靠政府，公民自己要有所认识，并采取一些行动，成立一些小社团就是可行之道。

居住的县城有一个爱心组织，每周一群志愿者下乡，去给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包饺子洗衣服等，我也在其群中，却没参与过，老觉得这些好事没有推动解决根本问题，志愿者一离开，老人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组织与其他地区的组织是不联合的，在内部架构上是不成熟的，对问题的追踪和建言是不到位的，徒具形式，这样的组织我估计别的地区也有很多。而且多挂靠在民政部下面，是个小跟差，无独立性、主动性和影响性。像美国的妇女联合会，是拉拢《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贝蒂· 弗莱顿为该组织第一任主席的，影响力也就自然不同。

更有所担心的是，有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是隐秘的非公开的，往往打着公益的旗号四处募捐，来满足私人利益。这种情况也不少，伤害了志愿者对此类组织的热情和善心，对政府来说，成立法规，规范并推动民间社团的阳光运作、良性循环是他们该做的，只是中国的大家长们是否会认可正规法人社团的重要性，并加以推动和支持，那就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