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2014.09.04)

我读到舒昌善先生翻译的斯蒂芬·茨威格所作的人物传记《蒙田》是一件很幸运的巧合。当时是为了在亚马逊买别的书，凑够一定金额可以免运费，才随手挑的这一本。而恰恰是这随手一挑的书，后来被我奉为至宾。之后相继入手《良知对抗暴力》，《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昨日的世界》。均属由舒先生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物传记系列。前几天还弄到了一本舒先生亲笔签名钤印的《良知对抗暴力》毛边本，激动了好久。

我这份小小的狂热并非因为作者，当然，茨威格的作品是享有盛名的。我读过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茨威格对于人物心理精准的拿捏和细致的表述使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一段段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小故事经由他的笔下仿佛被搬上了剧院舞台。人物传记更是茨威格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翔实的史料加以符合情境的艺术加工，令枯燥的史实跃然纸上。有评论称茨威格是语言大师，的确是实至名归。然而若是语言大师的作品没有一位同样精于遣词造句的译者忠实地传播到其他语言的领地，那就是作者的遗憾和全世界读者的损失了。驱使我在网上四处搜集这一个系列的动力，恰是来自这套书的译者——舒昌善先生。

茨威格以善于讲故事闻名，舒先生的译文则很好地体现了原作这一特点——语言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我曾读过一些很生硬的翻译，语句之间衔接勉强，代词指代不清，转折表意不明。这些作品原文名声都非常响亮，故想必不是原作的问题。其实将舒先生的翻译与那些作品比较是一件很不敬的事情，但藉此也可以想见，读舒先生的译作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而比译作优秀更可贵的是舒先生对于翻译工作的精益求精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我并不了解出版行业，不清楚为作品中可能引起读者困惑的概念作注释应该是整个出版链条的哪一环节的任务，结果每次看一段话有好多不理解的历史背景，专业名词和特殊语言表述却完全不见丝毫注解时烦闷得想抱怨都不知道该抱怨谁，只能自己默默地查了再默默地注在书的边角处。我的书页常常被各种手写注释塞得乌七八糟，这也是我不外借书的原因。作注释又极端枯燥繁琐，常常几页书作下来，原先看书的心情就全被毁了，只能搁置几天再看，实在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当第一次翻开舒先生的译作，即偶然买下的《蒙田》时，我是真的几乎热泪盈眶——任何一处微小的，读者可能需要解释的地方，先生都预先考虑到了并作了详尽的注解。先生还编写了蒙田生平年表附在正文后，为读者理解该作品提供了坚实的知识背景，以便更全面地了解被传者。

受此震撼而陆续买下的舒先生的另外几本译作也同样令人感动。《良知对抗暴力》文后亦列出了近一百页的“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每本书页下方的注解有时多得会让人在频繁地抬头看正文和低头看注解的转换中感到颈部酸痛。但这酸痛是令人愉悦的——在这抬头低头间，彻底扫荡清除的是读者的一切存疑之处，让人能一气呵成爱不释卷。创建翻译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理论的美国翻译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曾就翻译原则提出：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 and of the translator: to give information on both form and content; to aim at full intelligibility of the reader so he/she may understand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the message. 舒先生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对读者的深切关怀，将原作与读者间的鸿沟用精确流畅的翻译铺成宽阔的大路，更是将这大路上每一处由文化差异、时代背景和知识盲区造成的坑洼一一填平，使阅读成了一次如漫步于康庄大道上纵览美景一般的精神享受。

除了为原文作注外，舒先生还会为每本书撰写译后记。有许多译者会在译作中谈自己的感想与评论。我曾读过殷海光先生翻译的，F.A.哈耶克教授所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7)。殷先生有个习惯，在译文当中添加按语，有时一添就是一长段，多为殷先生自己的感慨和对时局的评论。并不是说殷先生的翻译不好，也不是对这位高贵的民主志士有任何不敬之意，但在阅读过程中，看完了一大段译者按语之后我常会忘了原文，读起来断断续续，而且总有译者在眼前无休止地作评，未免让人有些窝火。而且这一段段的文间评论，在我看来，也有些喧宾夺主之嫌。相较而言，舒先生的方式就我个人来说是更加可贵的：先生的后记中也有自己的评论，但是篇幅并不大，占去了大部分的是先生为本书做的额外考证，而且每一句话都有据可循。如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后记中，舒先生经一系列分析，为读者排列了一份创作年表。乍一看来，作者的创作日期对这本由短篇历史特写所组成的作品集来说并不重要，然而，茨威格一生经历动荡无数，作者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是否会在题材选择、文字表述和情感基调上有所反映，两相对照着读，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良知对抗暴力》的后记中，由于茨威格把新教三大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放在了反面的位置引起了一些争议，为方便读者判断，舒先生列举了一系列其他学者的记述和评论，并清楚地注明了出处，精确到页码。先生的译作仿佛是为读者营造的一方资料翔实全面且安静独立的空间，为读者准备好思考所需的一切，又将自己的声音降到了最低，考虑之周全，令人崇敬。

我曾很努力地搜索与舒昌善先生相关的信息，试图找到先生的联系方式，通过邮件或信件表达对先生的感谢，但失败了。只知道舒先生是浙江人，曾留学德国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于德国特里尔大学任汉学教授，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先生年事已高，但不确定是否已经退休，2010年仍在带课，教西方文学；学生对先生的评价是课讲得生动有趣，治学严谨但给分挺高，为人如小孩子般活泼可爱。当然，我在网上也找到了读者们对舒先生译作的推崇之语。尽管由此看来，先生该是一位旬月踯躅却不为一名之立的低调学者，但相信与我一样的被先生优美流畅的翻译、严谨求实的风范和对读者无声的关怀感动的读者还有千千万万。“桃李本不能言，但以华实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也”，谨借此表达我，一个无名读者，对舒昌善先生最诚挚的感谢，与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