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礼仪之邦”成了日本

最近又是一件小事触动了我久不写作的神经。

上周去NHK（日本的CCTV）录节目，路过涩谷区的一个日本的节庆活动，上千人云集热闹非凡，各种小吃鳞次栉比。等录完节目出来，活动已经结束，现场没有一片纸屑，只是有几百人在安静的排成三个整齐的队伍在分类扔垃圾。听过高晓松的日本系列的人，应该都听过这类的事情。可是听别人说，跟自己亲眼看到，完全是两个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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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日本，最让我惊讶的，是百姓的彬彬有礼。这比我在任何一个国家看到的国民都讲礼节有礼貌守秩序。是什么造就了这么一个严守纪律，连公共厕所都维护的窗明几净一丝不苟的民族。由于总是跟国内的一些现象进行比较，心中总是在思索这个答案。是教育？是惩处？还是民族本身的优越性？当然，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这个问题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身为儒家文明的东亚国家，为什么同样的传统，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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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问我的导师，一个在耶鲁多年的六十多岁的日本老头。他脱口而出，是从你们中国学习而来的呀。你们是日本人千百年效仿的模范，是礼仪之邦，我们的礼节都是学自你们。

“礼仪之邦”，这个词让我茅塞顿开。抛开民族感情，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把我们很多只是停留在书面教材和口头上，却没有能够完全做到的中华民族传统中讲礼节守诚信的很多东西具体落实在了行动上。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事，路上遇到相互谦让，路上汽车让行人，上下地铁公交先出后进，公共场合保持安静，自觉排队。

翻开我们的儒家经典，内容几乎涵盖了学习生活工作和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安身立命安邦定国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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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更多的把他看成是一部高高在上的说教读物。口头上在崇敬完美无缺的圣人，可是这种不接地气的，完美无瑕的道德要求，本身就是无法达到的。我们的民族总是善于造神，将人物神化，塑造成没有任何瑕疵和私念的高大全似的完人。

一旦某一个所谓的完美人物出现了一点点的道德瑕疵，那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之前所有的成功和伟大都变成了一文不名。所有人都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言辞批驳，哪怕他们自己暗地里的所作所为更为无耻许多倍。

这样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我们口头说教和实际行动的完全脱节。号召的学习榜样和努力方向，与很多时候自身的身体力行，完全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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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各种此类现象似乎构成了明朝官场周而复始循环播放的固定节目。所有的经典，都在号召大家成为完美无缺的圣人。大家也都在推崇圣人典范，言必称孔圣。可是寡廉鲜耻却成为大多数人的标准配置。所有人都将说一套做一套自动匹配成人生的默认模式。明朝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无不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大儒名士。

明朝历史像是一个万花筒。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前脚刚刚激情澎湃忠君报国，后脚剃发降清。更多的时候，道德成为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

也因为如此，我们的民族经常会犯矫枉过正的错误，甚至会有些偏激。《二十四孝》里王祥卧冰求鱼，也就是数九寒冬脱衣服用胸口焐化河冰为母亲钓鱼这种极端故事被奉为万世学习典范。

再看明朝中后期，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之事，文武百官在明知无果的情况下，在万历帝怒火中烧之时争相上前劝谏，为的就是博得道德美名，作为政治资本。一群官员揉着被打烂的屁股弹冠相庆，也算是一副奇观。

说完了居庙堂之高的士大夫阶层，再看看市井小民。每每遇到有男女关系之事等激动人心的新闻，街坊邻里单位同袍都会群起而攻之，无非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当事人进行谴责和鞭挞，仿佛自己代表着正义之公道，要持神圣之利剑劈斩一切丑恶。其实其内心世界如何，只有自己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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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现实下，诚信社会的构建，确实需要一个久远的过程。并不是对这个民族的道德水准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而是长久以来，言行不一的习惯，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在潜移默化的侵蚀我们的精神。

举一个栗子，驾校。我们所有人都在驾校学过车，我们都背诵过交通规则，我们也都非常清楚红灯停，绿灯行，机动车要礼让斑马线上行人的规则。可是在实际行动中，又有谁会开车的时候礼让过斑马线的行人，在夜晚无人无探头的街角，又有多少人会驻足等待红灯。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早已习惯于言行两张皮的潜规则。

很多时候，我们的道德教育太过于不接地气，对人的要求过高。这种本身施教者都无法达到的道德高度，被教育者又如何做到。很多道德说教十分笼统，大而化之，又缺乏具体的适用场景，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

那么，如何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