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的产生与奥义书的关系
在印度的哲学思想中,最大正统为吠檀多,最大异端是佛教,二者的相互关系影响了印度思想史。大多数印度思想史家认为,佛教的基本世界观乃是从吠檀多奥义书思想发展而来，实际上佛陀本人的确受到奥义书思想重大的影响，比如业力，因果，三世轮回，苦，解脱，四禅八定，六道众生，诸天等等。但是前者的核心部分乃是在宣扬形而上的本体论，籍禅修，苦行等方式，期待小我（本具自性）与本有的真常大我（如来藏）合二为一而脱离三世轮回之苦，回归清净的本性。而后者的核心思想乃是利用诸法缘起的理论，倡导无常，苦，无我等思想，通过正见断除错误的思想观念，认清事实真相，再通过修习八正道断除贪嗔等习气，而得解脱。
佛灭数百年后，奥义书的思想日益深入的渗透到佛教中，使佛教的思想逐渐的产生演变。从部派佛教的三世实有说，到大乘佛教绝对唯一的真如法性，最后于公元五世纪后产生的如来藏佛教描述一切众生本具清净自性，真常唯心的内容，使原始的佛教成为了佛梵杂糅的产物，逐渐被奥义书的思想所同化。
大乘佛教是公元前二世纪在古印度出现的新思想，它的特点包括了：强调悲愿，入世利他，菩萨信仰，他力庇护，梵化的佛性涅槃论，绝对的佛陀观，超经验的形而上学等。学术界充分意识到，这样的思想是与原始的佛教思想完全的隔裂，而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与奥义书中形而上的思想完全一致的特点，如：不二，平等，如梦如幻，假有，二谛，无分别，唯心等，这在佛陀时代的佛教是绝对找不到根源的。
大乘佛教的产生绝对不是一种单一的运动，而是相互松散联系的思想趋势的整合的结果。1.禅观的新思想，2.菩萨行的开拓，3.信仰主义的强化，4.脱离部派佛教三世实有论，妄想恢复佛陀本旨的冲动，而这些新兴的思想无论从个别还是整体上看，都反映出奥义书思想对大乘佛教的影响。
一 .禅观的发展与大乘诸派
大乘般若和瑜伽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禅观的发展，这一点在大乘经典中可以得到证实。如现存最早的《八千颂般若》中说六百万三昧门，谓得是诸三昧已，了达般若波罗蜜，住阿毗跋致地，《小品般若经》卷十明确指出禅法的三昧是般若的根源。从逻辑上说，在沙门文化的包围下，奥义书中真常唯心的思想通过禅观渠道，被皈依的外道大量的引进佛教，这是很自然的事。
般若的思想可能来至于不属正统僧团的游方苦行僧，相对于部派僧伽的独立性，他们的禅观内容更容易接受新的启示，包括来至于奥义书的启示。《般若经》暗示了大乘禅观三昧与奥义书形而上学的一致性。如：1.离幻 ，空花，如镜像三昧，2.无碍解脱，性常默然，不坏，光明，离垢清净三昧，3.无差别见，诸法不异，离一切见，离一切相三昧，4.诸法不可得，离一切着，破诸法无明，离尘垢，离一切暗三昧等等。
这些禅观的思想内容，在原始的佛教中是绝对没有的，但却与奥义书中梵，真我，如来藏，空性，第一义的世界观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比如，离幻三昧等就与奥义书观证世界为幻，唯梵（常住真性）独真完全一致。如无碍解脱三昧，则于奥义书中梵（常住真性）离言诠，离相，解脱，恒常，光明，安隐，清净无染毫无本质上的区别。如无差别见三昧，则于奥义书中观想梵平等一味，无见，无相，无差别完全一致。如不可得三昧，与奥义书中常住本性乃离诸名色，不可知，不可得，不可着如出一撤。奥义书中这些禅观思想的出现，远早于佛教，而原始佛教并无这些内容，因而可以肯定，般若三昧的第一义谛，空性等思想完全是受到奥义书中常住真性的影响，或者说，大乘般若的思想完全是在奥义书的启示下产生出来的新思想。
另外，于公元四世纪出现的大乘瑜伽行派也是受奥义书的思想启示演变而来的，在早期的部派佛教时，就有不事议论，专修瑜伽的瑜伽师，后者正是由于导入唯识性的禅观理念而形成了瑜伽行派。虽然在《阿含经》中也有一些随顺识本论的内容（印顺导师语），但是属于极其偶然的。很难想象，数百年后会演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大乘学派。
识本论乃是奥义书的主流思想 ，而《阿含经》中识本论实际上也源于此，且奥义书要求禅修者观名色（五蕴）唯是识，这与大乘的唯识观一致。因此可以确定，佛灭后，有些皈依佛教的外道，把奥义书的禅观方法融入佛教，从而形成诸法唯识的观法，但同时，他们试图从《阿含经》中寻找根据，最终导致了瑜伽行派的产生。
正是奥义书中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渗透进佛教，这才是引起后来佛教思想大变革的真正原因。当由此形成的新思想被表达出来，就形成了大乘初期的般若和中期的唯识思想，所以，不管是般若思想，还是瑜伽的思想，都表现为对奥义书形而上学的回归。原始佛教时，佛陀的教义宣扬的是缘起无我，无常，苦，不净，而到了后来的大乘各派时，处处在宣扬真常大我，常，乐，我，净。
二. 大乘菩萨道的形成
佛灭百于年后的部派佛教中，因佛教徒缅怀佛陀，希求庇佑，从而出现《本生》.《譬喻》.《因缘》.《方广》等经典，还有后人编撰的传记文学，因此菩萨的观念逐渐的形成。菩萨最早是指佛陀未成等正觉时的凡夫，到后来的大乘经典中，凡是发誓度众生的人皆被指为菩萨。然而盛行于南传上座部的菩萨道思想则完全不同于公元一世纪出现的大乘菩萨道，虽然它们都是由后人发明而成。
大乘菩萨道是以大慈大悲，大愿大行为主要特征，它的产生自然是以菩萨思想为重要资源。然而，从原始佛的教朴实无华，逐渐演变成佛菩萨出于大悲，系统拯救的行为，从原始佛教倡导出世，解脱为最的理念，转变为大乘菩萨利他，入世，积极的精神，如果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近现代的学者指出，作为菩萨行基础的慈悲观，极有可能是受到波斯盛行的密特拉崇拜启发，而且在大乘经典中，作为大悲象征的观世音菩萨，也有波斯的来源（印顺导师语）。然也有人认为，由奥义书的传统思想融合克里希那的崇拜，并吸取波斯文化因素而产生的《薄伽梵歌》对大乘菩萨道思想的影响更大一些。《薄伽梵歌》摄取奥义书之精华，其主要内容的成立远在于大乘佛教之前，大乘菩萨重悲愿，利他，积极入世的精神，与原始佛教专重出世解脱的理念完全不同，却与《薄伽梵歌》的立场完全一致，说明前者受后者的思想而来（几年前，我曾见过有佛教徒将《薄伽梵歌》当做佛法在弘扬）。
《薄伽梵歌》的思想与原始佛教的思想完全不同，它的基本宗旨涅槃与世间，出世理想和入世精神的调和。这是因为，一方面《薄伽梵歌》继承奥义书的思想，认为世界如幻如化，无常，生灭，不可得，不净，故以舍离为修道准则，而另一方面，又在宣说，如来藏（梵）清净寂灭，遍一切处，能建立世界万法，世间诸法皆从真性而生，诸法有生灭，而此真如不生不灭。故即不可贪着世间假相，但又不可违背真如能生万法的道理，所以即入世又出世，力求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协调，修瑜伽者，必须以舍离与有为结合才能圆满修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般若经乃至大乘诸经中得到证实，它们倡导的就是，生死与涅槃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空有不二，凡圣不二，又倡导世出世间一切法当体即空，菩萨唯有证入此不二法门，方能成就无上菩提，同时又极力的贬低阿罗汉为自了汉，焦芽败种，没有慈悲心，只知沉空守寂，所以不能成就佛道，一切只因不知本具常住真性，清净寂灭，且又能建立万法（如维摩诘经云，楞严经中甚至将阿罗汉贬低成入魔），这就是大乘经典为何贬低阿罗汉的真正缘由。
而在原始佛教，涅槃与世间是不可能融合的，解脱跟生死是不可能融合的，佛陀倡导的是离世间，断生死，绝名色（优婆底耶充分阐明了原始佛教与《薄伽梵歌》的区别。到了部派佛教时期，寺院生活往往与世俗隔离，故大乘佛教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思想当然是不可能从原始佛教这样的实践中发展而来，更没有其他资源，所以它必然是由奥义书---《薄伽梵歌》涅槃与世间调和的理想化，深刻的渗透进佛教的结果。
再者，大乘菩萨与慈悲相应的平等性智（证自他平等，诸法平等）也是从奥义书---《薄伽梵歌》演变而来。
第一，原始佛教提倡的不害不杀，完全是由经验而来的，它着眼于一切生命都有乐生畏死的心理，而《薄伽梵歌》所提倡的慈悲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奥义书提倡的是：人必爱我，方能爱一切众生，其宣扬的真我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在此基础上，《薄伽梵歌》标榜同体大悲，谓真我平等，本具，不二，遍入一切众生，故瑜伽行者视众生之苦乐属我，我所。歌云：入彼瑜伽者，视一切有我，我亦有一切，故一切平等（这既是大乘菩萨道所倡导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来源），瑜伽行者出于自他平等之智，才有入世利他之大行，这与原始佛教所倡导的缘起无我的思想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第二，《薄伽梵歌》又从自他平等引申出苦乐平等，诸法平等，世出世间平等。其以为慈悲与暴戾，清净与染污，正直与邪恶，以及凡圣，苦乐等一切对立之相，皆从我（真如，如来藏）出，皆以我为本体，故圣者平等视一切法。歌云：世间众生同一体，万差千别自相同，视一切平等，乃真瑜伽士。这与大乘菩萨观一切众生本具佛性，本具智慧德相，又观诸法当体即空，同一空性的思想是完全的一致，而在原始佛教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
第三，与此相关，不二，作为菩萨深智的境界，也是来自于奥义书---《薄伽梵歌》。奥义书中提到，心，物不二是认知的最高境界，主客对待是因为有二元对立，是有分别，心有分别，则仍有法执和无明，基于此，大乘经典中每每出现呵斥，贬低阿罗汉有分别，法执未断，正是缘于此。《薄伽梵歌》则把心，物不二扩展为诸法不二，其认为有二或双昧统摄一切虚妄分别，世间由此显现出种种差别幻相，乃至出现贪欲与争斗，圣者得不二之智，等视一切，复归于一味之自我。如华严经中所云：奇哉，奇哉，大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无明妄想不能证得，若无无明妄想，则一切智，自然直，无师智自然显现，另外在大乘真常系的经典中随处可以看到这样诸法不二平等的内容，如生死涅槃不二，菩提烦恼不二，世出世间不二，凡圣不二等等，不胜枚举，而这样的内容，在原始佛教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还有，佛菩萨化身的观念也印证了菩萨思想与奥义书---《薄伽梵歌》思想的关联。大乘佛教认为，诸佛菩萨法身清净寂灭，常住不坏，能出生一切功德，能随缘建立妙用，所以能无量劫出现于世，广度众生，这实际上就是毗湿奴化身的翻版。它乃是缘于巴克提运动，尤其是克里希那的崇拜。譬如，诸佛和观世音菩萨有光焰之身，充满虚空，每一个毛孔都包括一个他方世界，其中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和众生，这与克里希那在阿周那面前显现幻身，实则出于同样的思维模式。《薄伽梵歌》的影响也使大乘佛教通过佛菩萨实行拯救的外力得到发展。另外，大乘佛教特有的诸法如幻，心性本净，如来藏本具的观念也正暗合了奥义书的思想。
于此相关的还有以下事实。1.最早的菩萨众是成立于公元前二世纪末，西北印的在家佛教信众，它的兴起与《薄伽梵歌》的流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重和的。2.《薄伽梵歌》极力贬低出家修行，推崇赞叹在家持法，主张慈悲济世，反对解脱无为，以及强调真俗，凡圣不二，这都与居士佛教运动的精神完全一致（在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有些大乘的经典中，在家居士可以呵斥贬低出家众，甚至是阿罗汉）。3.在家信众团体由于独立于僧团而存在，使包括薄伽梵崇拜在内的宗教思想渗入佛教更加的方便。因而可以肯定，《薄伽梵歌》是通过在家信众团体逐渐渗入佛教之中，最终导致了菩萨道的产生。
三.信仰主义的强化与大乘佛教的产生
信仰主义的强化也是促使大乘佛教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大乘佛教中，有着不少礼拜十方诸佛，祈求加被和忏悔罪业的经典，而这些内容则与奥义书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佛法本来重自证，而不重信仰，如《杂阿含》卷21：尼犍若提子语质多罗长者言：汝信沙门瞿昙得无觉悟观三昧耶？质多罗长者答言：我不以信故来......我已常住此三昧，有如是智，何用信世尊为。而在大乘的经典中，如《阿众佛国经》《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主张通过信仰往生净土，《般舟三昧经》等主张通过念佛得三昧，现在诸佛悉立于前，佛教在这里变成了真正信仰的宗教了。这种巨大的思想转变，必定是外来思想影响的结果。
首先，这种强化信仰的佛教产生，与希腊波斯的文化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希腊人，塞种人，贵霜人等相继入侵印度，使西北印成为本土文化与波斯，希腊等文化交融的场所。当时留存的佛教艺术（文学作品)反映出希腊，波斯文化的影响是极深刻而显著的。因此，佛教的思想受后者的影响也是自然的，但这主要应当通过思想的比较来证明。
就净土的信仰而言，它的波斯文化的因素是很明显，阿弥陀佛或无量光佛的信仰既是从波斯宗教信仰而来。《阿吠斯塔》描述西方有极乐世界，名曰无量光。大日如来，阿众佛的形象也反映了波斯，希腊对太阳神崇拜的影响。另外，大乘佛教中的菩萨，如观音，地藏，文殊普贤等，是人类抽象原理的演化（慈悲，愿力，智慧，实践的化身），这与吠陀中的自然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更像所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中的天使，这意味着他们的形象源自外来宗教，也是在后者的熏染下被创造出来的。
其次，佛教的信仰运动可能更多的是从本土的巴克提教中汲取营养。巴克提教是印度民间信仰与奥义书（吠檀多）思想融合的产物。换个角度说，印度教本身的信仰化乃是奥义书中本有的信仰与异端信仰融合的结果。奥义书中早就提到了通过虔诚的信仰，持咒达到禅定的方法，也相信通过虔诚的皈依，可以得到神的加被，从而获得觉悟和解脱，另外还信仰愿力决定往生，若人临终前一心愿入于梵，则死后必入梵界。从中，确实可以看出佛教净土的思想重视愿力，信仰，他力的慈悲。
印度的巴克提教，尤其是对薄伽梵的崇拜，就是将奥义书的思想整合并吸取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巴克提者，为虔诚信仰，崇拜，献身，挚爱等意。虔诚信仰出于对神殊胜存在的领悟 。《薄伽梵歌》认为薄伽梵是至上我，是万物之源，是无生无灭，恒常清净，究竟圆满的，诸修道者，以虔诚信仰自我者为最高，依吠陀，祭祀，苦行，布施皆不能见薄伽梵实相，唯有依虔诚的信仰，与世尊的大悲愿力，才能如实见之。亲证梵我者，若在临死前发大誓愿，死后，定入清净的梵界，最终于真如融为一体。
将这种思想与佛教对比，可以确定一下几点：
第一，它的净土信仰在理论上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净土佛教对佛，净土的描述与《薄伽梵歌》对至上神，梵界的描述是一样的。阿弥陀佛信仰，是依据阿弥陀佛的誓愿力，任何人只要具足信愿行，临终一定会得到他的接引，往生至他的清净佛国，这实际上与巴克提教的拯救是一样的。由于《薄伽梵歌》的形成远在大乘佛教之前，故设想后者沿袭了前者的思想是很自然的。
第二，大乘佛教的佛菩萨系统也与《薄伽梵歌》的神话有着显著的亲缘性。佛菩萨化现世间，说法度生，只是毗湿奴化身的翻版。观音菩萨的形象与毗湿奴---克里希那崇拜有关，文殊和普贤的形象脱胎于梵天与帝释。过去七佛对应于吠陀中的七仙，佛的三身分别与《薄伽梵歌》的无德梵，有德梵，化身梵对应。《观音德藏经》说本际佛依禅定生观自在，后者与众神创造世界，这与毗湿奴通过苦行创造生主和梵天，后者再创造世界，遵循着同一思维模式。与毗湿奴一样，如来不仅是神，而且是创造菩萨，众生的神中之神。所以大乘佛教的有神论应当主要来源于巴克提思想。
另外，作为净土思想起源之一的佛塔崇拜，正是以在家信众为主体，其产生也与巴克提运动造成的浓厚的信仰主义气氛有关。
四.大乘佛教对佛陀本旨的复归
部派佛教由于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陷入实体论的执着，大乘佛教则旨在解构实体论，复归于原始佛教的诸法无自性的思想。许多大乘经典表明，它们不是来自于在家信众，而是见证了出家的苦行僧人回到佛教的本源启示，追求佛性或觉智的冲动，许多早期的大乘僧团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原教旨主义者。本文将表明这一运动离不开奥义书否定思想的感召，对原始佛教的复归，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奥义书形而上学的复归。
从佛经的记载来看，部派时期影响最大的外道为胜论，数论和耆那教。与奥义书和原始佛教思想相比，这些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均为经验论的，多元的实体哲学。胜论哲学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它主张实，德，业，同，异，合六句义说，其中实共有九种（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实体超越时空，不为任何因果消灭，是组成世界的基础。这种实体哲学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实体轮对当时的部派佛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部派中最具影响力的说一切有部，讲法体实有，把法理解为自性永远不变的，超验的实体，这与原始佛教诸法缘生无实体的观念有着实质性的冲突，而与胜论一致。有部对法的机械分类和枚举，对属性的生硬罗列，都属于胜论独特的思维理路。所以，有部受胜论思想的影响是无疑的。
另外，耆那教的哲学对部派佛教也有很大的影响。数论的自性转变论，促成了经量部的心识转变说。希腊思想也可能直接促成了啊毗达摩的体系化和佛教实有论倾向的形成。盖部派佛教时期的异族征服者大都对佛教很有兴趣。汉译的《那先比丘经》记录来了那先比丘与希腊人的大夏国弥兰陀王的对话，据说后者最后出家修行证阿罗汉。由此至少可以肯定，当时西北印的希腊人，波斯人，塞种人等，有许多皈依了佛教。这些皈依的异族人肯定会把他们原有的（比如重逻辑体系的，实有论的）思想带进佛教。这一点可以从佛教与异族文化接触前后的思想变化得到充分的验证。比如，佛教正是与希腊文化接触后，强化了对法的组织和原子式思维。但实体论的影响却使部派佛教与原始佛教的缘起论产生了严重的偏离。
在这种情况下，大乘的旨趣乃是要洗脱来自外来影响的实体论，回复到佛教本来的无自性论。不过，这一回归，不是要回到佛教本来经验的，自然主义的立场，而是用空性来阐明缘起，其宗旨是通过否定经验事物（客观世界）的实有性，诠释某种绝对的存在。大乘佛教所谓的真如，空性，法性，实相，胜义，法身，不二，绝对，佛性，涅槃，寂灭等，都暗示着某种作为万有本体，形而上学的绝对存在。通过否定经验的现实性来诠显绝对，这在原始佛教中是没有的，这样的思想完全是奥义书的思路。
大多数学者认为，大乘的真如，如来藏，佛性，第一义谛空性等 与奥义书中梵的概念有着本质的相同。如拉达克利须南，杜特等都认为大乘的如来藏，真如乃是世界永恒的本体，与奥义书中的大梵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名字不同而已，事实的确如此。因此大乘佛教朝原始佛教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复归于奥义书形而上学的传统理念，而且，这一运动正是在奥义书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这样说的根据是大乘佛教的很多关键内容，如无分别，不二，平等，不生不灭，如梦如幻，唯心，心性本净等，都是汲取了奥义书形而上学的思想，但是在原始的佛教中，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内容。
总之，大乘佛教复归本旨的运动 ，是奥义书思想进一步渗透的结果，由此产生的大乘佛教实质上是佛教进一步的吠檀多化。
综上所述，大乘佛教的发生，主要是奥义书 思想进一步对佛教渗透，影响的结果。这种渗透使大乘佛教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后者再般若的思想中一般只得到否定的表述，但大乘佛教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空向有的立场倾斜，最后在如来藏佛教中，绝对被明确为至上我，于是，佛教完全被吠檀多思想同化，而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佛教的根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