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姨和一个舅
2010年六月，华漕村五十多个村民手拿农具，将北翟路1888号的一栋四层厂房围住了，厂门紧闭。守在厂房底层的是二十个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这二十个农民工是我找漕河泾开发区新桥分区的总监助理刘震借来的，带队的包工头姓寿。双方对峙了三天，一场暴力性群体事件一触即发。
刘震是刘成焕和王月华的儿子，1996年到上海后，两个阿姨像妈一样地照顾他。两个姨不姓王，一个叫张晔，哈尔滨知青，一个叫蔡传清，上海知青，她俩和齐齐哈尔知青王月华一起下乡到黑龙江龙镇农场五分场，来自三个不同城市的女知青在那里结下了姐妹情。
一个舅是我，来自上海，也是知青。
1974年年末，鸡西知青刘成焕由二十一队调到十三队当指导员，队长是王月华。三年后两人结成夫妻。蔡传清在十三队当副队长，成焕、月华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十三队和二十一队隶属五分场，张晔是分场副主任，写一手好字，认真、干练。她主抓五分场文艺宣传队时，我认识了她，队长是王月华，我和钱萍是编导。我们在一起经历了一段快乐而又难忘的日子，排演了一台“长征组歌”。
刘成焕在二十一队当连长，我和他慕名相识，成了哥们。我在一分场陷入困境时，他将我调到二十一队，那时叫十一分场。支部讨论我的调动时，政工干事李银增坚决反对，说十一分场再需要人，也不能调个打打杀杀的流氓来。刘成焕说动支部书记乔贺年，说我如何如何能干。乔贺年在第二次支委会上一锤定音：“我们宁要一条龙，也不要一条虫”。
刘成焕升职后，将我带到了十三队，仍旧当统计。
后来，张晔走了，不知去到哪里，我们几个也在大返城的风暴后各自回了城，相互之间断了联系，虽然不时想起，总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
1995年秋天，意外的接到了刘成焕的电话。
成焕在电话里说，儿子刘震在齐齐哈尔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考砸了，离分数线差6分。这小子在学校里功课不错，心气很高，这下子打击很大，脸上挂不住，不想在齐齐哈尔待下去了，你看咋整。听说你在上海干的不错，只好来找你。看看能不能挖个门子，让他去上海念个什么大学。
我沉吟片刻，对着电话说：想想办法，成不成不好说。
机缘很好，上海办了几所民办大学，可自主招生。徐汇区政府和上海交大联办了一所，叫光启学院，院长姓陈。
交大的杨来福教授是我的忘年交，他和陈院长认识，关系还不错。我托杨教授请陈院长到我公司的“亿人号”游船上吃饭，这是我唯一一次单独请两个人在可容纳四十人就餐的游船上吃饭。酒过三巡，我讲了刘震的情况，希望能入学光启学院，陈院长一口答应了。
我们公司刚涉足房地产业，考虑到刘震毕业后的就业，征得成焕夫妇的同意，我为刘震选了建筑工程管理专业。
1996年八月，刘震到了上海，上了大学。
刘震在上海求学的日子很艰辛。语言不通，饮食也不习惯，想家，想爹妈。业余时间大多泡在图书馆。刘震说，那时候的心，一半在上海，一半在北方。
幸好，上海有张晔，传清，刘震管她俩叫姨。每逢休息，他就去她俩家里蹭饭，蹭温暖。两个姨陪伴他度过了求学三年的孤独岁月。
张晔是1995年到的上海。离开龙镇后，她调到了绥化管理局。1979年4月，张晔在绥化和上海知青徐达罗结了婚。徐达罗身材高大，手大、脚大，在兵团里能吃苦能干活，人缘好，是个传奇人物。因出身资产，不能入党，不能提干，终于被推荐上了学，毕业后分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张晔在绥化局担任民政局长，夫妻两地分居。
1991年，儿子户口落进上海。
1995年，徐达罗调到江苏一家企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张晔办了提前退休手续，随徐达罗到了上海。我们意外地在上海重逢了。不久，张晔到了我公司工作，成了公司最得力的女干将。
徐达罗家在上海顺昌路，老式的石库门，有着上海人家特有的温馨。
东北孩子一般不过生日，刘震的第一个生日是在顺昌路张晔家过的，刘震说老开心了。逢年过节，刘震会被张晔邀请和张晔的儿子松松同睡一张床。张晔一面摘菜，一面和刘震聊天，松松在一旁时不时插上一两句。徐达罗在厨房忙活着炒菜，这样一幅暖暖的生活画面就定格在刘震的记忆中。
传清家住在乐山新村，离交大很近。刘震住在交大学生宿舍，步行到传清家也就十来分钟，因此常去传清家，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传清的丈夫胡恵民是农场农建队的队长，也是上海知青。夫妻俩把刘震当做是自己的孩子，每逢考试，传清都要给刘震加餐。
有一次期中考试，宿舍楼看门的阿姨打电话叫刘震下来，说大门口有人找。刘震来到大门口，看见传清手里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鸽子汤，泪水差点决堤。
三年后，刘震以优异的成绩从光启学院毕业，到我公司工程部工作。工程部里除了一些老工程师外，还有一个小青年，叫严宏伟，浙江绍兴人，眉清目秀，和刘震成了朋友。
成焕和月华托张晔帮忙，在莘庄以刘震的名义买了一套房，并帮他办妥了上海蓝印户口。有了房、有了户口，又有了工作，本以为刘震就这样在上海顺风顺水地工作生活下去了。
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
2002年3月，我因假按揭获刑入狱，公司解体。刘震茫然不知所措，从河北大厂的项目工地上回到上海，工作无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黑暗里。
刘震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泥泞中跋涉的时候，我在另一个世界备受煎熬。
刚进看守所的头几个月，五内俱焚，焦虑叠加着焦虑，外面公司，家庭亲人怎么样了？一大堆的问题在脑子里搅成乱麻。刘震在哪里？他怎么办呢？有关刘震的问题仅仅一闪而过，就淹没在其他一大堆的问题中了。百思无法排解，面壁的时间就用头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撞墙，直到麻木。
三个月后，我努力忘掉外面的一切，在看守所监舍窄小的过道里跑步。过道长约九米，宽约1.2米。每天晚饭后，其他羁押者或者看电视或者打牌。我一面跑，一面查数。每天跑200个来回，约3600米。一年后，狱友们说我从上海跑到了北京。上诉失败，递押去新生犯监狱时，我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二年，狱友们说我又从北京跑回了上海。
看守所一年只能洗几次热水澡，我就坚持洗冷水澡。每天放风时，脱光衣服，冲到放风天井，放上一盆冷水，一咬牙，从头顶浇下。有几天特别冷，零下七度，凉水冲在身上，腾起一股热气，几个警察在放风天井上面冷眼看着赤身裸体的我站在雾气中，没有屈辱，也无豪气，只有近乎于僵死的平静。
狱中时间走的慢，慢的近乎于凝滞，但终于过去了。
2009年6月，我假释出狱，曹俭和于红茹来监狱接我。刚出大门，天空明亮的扎眼，坐在曹俭的车子里，天地都在转，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像雾里看花。
半个月后，重获自由的亢奋已然退去，面对的是生存的压力和人情的冷暖。
有几个朋友或者借或者送，给了我三十七万元，其中一个是贾清平，公司下属食品厂的厂长。我没有帮过他任何忙，也从未给过他什么特别的照顾。他和阿林在石龙路的一个小饭馆请我吃饭，说是要给我一本书。几天后，他将书送到我临时租的住处，放书的纸袋里装有伍万元。
另有姓蔡的和姓薛的下属，和我有点沾亲带故。我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因为觉得关系近，八年了，很想见面，完全没有让他们回报的意思。打电话分别约他们俩小聚，他们都是敷衍了两句便将电话挂了。电话里的嘟嘟声提醒我：你已经不是叶总了！
就此，两个旧友便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再想联系一些曾受过我恩惠的旧友，电话拿起又放下了，世态炎凉化作一柄小而钝的刀，反反复复割着心。
刘震找到我，和严宏伟一起请我在腾飞大厦的香港餐厅吃饭。一张小圆桌，三人鼎字而坐，八年不见，他们俩成熟了，眉宇间隐含了几分沧桑。我问了一下刘震和严宏伟现在的情况。刘震说，回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很茫然，前途无望，萌生了想回齐齐哈尔的念头。是张姨硬拦着我说，刘震，你不许回去！无论如何也要在上海坚持下去。齐齐哈尔和上海能比吗？回去你还有什么前途，就是混吃混喝一辈子。我也觉得回去给爹妈丢脸，也无颜去见我那帮哥们，还好严宏伟帮我找了家绍兴在上海的建筑公司，在那里上了班，工作了一年，学到了不少施工管理方面的经验，但这是个家族企业，我觉得没有前途就辞职不干了。通过一个中介公司，辗转了几家企业都不理想，最后到了漕河泾开发区新桥分区工程部。这是国企，氛围很好，视野开阔，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很愉快，一直工作到现在。
我听刘震说着，眼前浮现他刚到上海时的稚嫩面容，监狱里的八年就像一场梦，梦醒来，刘震已成了一个男子汉了。他既有着他父亲的沉稳，又有着他母亲的开朗，高高匀称的个子，一脸纯真的笑。
分别时，刘震握着我的手说：叶舅，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吱声！
出狱后，我在斜土路租了一间房，大祥送了我一辆旧自行车。骑车经过徐家汇总是绕道而过，没有勇气看一眼上实大厦。上实大厦38层原本是公司总部。我的办公室位于东南角，站在玻璃幕墙前，可眺望黄浦江，大厦门口停着我的加长林肯车。
起落沉浮，世事沧桑，昔日的辉煌就像一场梦幻----
大龙和大祥是最早跟着我创业的，现在又和我在一起了。我们搭了一个小班子，注册了一家公司，着手处理公司的遗留问题。
公司剩下的资产仅有两处，斜土路的两栋烂尾楼和位于华漕的一处厂房。
盘活斜土路的烂尾楼需要三亿资金，没有任何可能。华漕的厂房被村民们霸占，出租给了别人。曹俭和公司的法律顾问黄毅去了几次，被一帮七老八十的农民围住，根本无法沟通。
华漕的厂房有三幢，共计五千多平方米，是我1991年在租借华漕村的十亩土地上全资建造的，土地租期三十年。我入狱期间，村里将三栋厂房分隔开，分别租借给了两个企业，南面两栋租给了家具厂，北面的一栋租给了服装厂。我按当时的市场行情计算了一下，出租厂房的租金抵扣土地的租金，每月应有三万左右的盈余。
我找村里交涉，未提出让他们归还多余租金的要求，仅提出将厂房归还我。新当选的村主任说村民们认为现在土地涨价了，当初村里将土地租给我是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厂房应该归他们，以弥补土地出租的损失。
这不是打劫吗？我的心一下子堵住了。
通过狱友，我认识了周卫新，一个思维缜密、擅长取证又精于诉讼的律师。我请他帮我打华漕厂房的官司。经过三个月的取证，又经过半年的诉讼，官司赢了。
我拿着中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书，要求家具厂搬走。老板让我找村里。找到村里，村主任避而不见，我又到服装厂，意外地发现服装厂已搬迁，北面的那栋厂房空在那里。担心村里会将这栋厂房再租出去，即便判决生效，执行维权也会陷入困境。
急中生智，我打电话找刘震，简略讲了一下事情的原委，让他帮忙借二十个民工给我，将厂房占下来。刘震半个嘣都没打，仅说了一个字：行！
我在华漕等到下午三点，二十个民工到了。因此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次日，周卫新律师打电话给我，说是华漕镇的书记找到了他，让他劝我将民工撤走，厂房归还的事情坐下来商量，不要将事态扩大，一旦闹出事来，对我没什么好处。
我听出来了，话里有一点威胁的意思。
周律师找到我，他有点担心，提醒我在假释期，一旦闹出什么事，政府会立即收监，让我回监狱服刑。
我权衡了一下风险和利弊，决定民工不撤。这是我的厂房，我凭什么要撤。我让周律师转告镇里和村里，我是不会撤的。南面的厂房也必须还给我。如果村民敢冲进来，我就打给他们看，大不了再吃几年官司。 其实我是有所顾忌的，也担心闹出事情来影响到刘震。就打电话给小寿，村民冲进来绝不可以动手，打电话给110报警，警察来了出示判决书即可。小寿手里有我给他的判决书复印件。
村民们将厂房围了三天，没人冲进来。三天后，村民们撤了。我让小寿带着民工继续住在厂房里。
七天后，村主任带了律师来与我坐下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厂房折价五百万给我，工地租赁合同终止，厂房归村里。、
拿到五百万后，先将朋友们或借或赠的三十七万全部还清，用剩下的钱开始了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次创业。
一年后，我终于有勇气站在美罗城西门的台阶上，仰头看上实大厦三十八层，看我曾经的办公室，终于有勇气平静地走过大厦门口，走在普通的人群里。
人生如河，流过的都是风景，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
刘震成了家，妻子姓钟，海事大学毕业，一个聪慧灵秀的江南姑娘。毕业后到东航做空姐，退役后考上了公务员。
王月华现在疼媳妇胜过儿子，常对我们说：刘震这小子做什么事都不让人省心，只有这个媳妇找的靠谱。
刘震升职了，担任了总经理助理，有了儿子，儿子八岁。
成焕和月华退休后来到上海，在九亭买了房。夫妻俩每天骑助动车去儿子家，给孙子做饭，看媳妇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