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威尔逊

通常来讲，“意义”含有“目的”的意味，而目的之中必有构思，有了构思必能找到构思之人。事实上，任何存在实体、任何过程、任何单词的定义，都是构思之人有意为之，体现着他们的目的。这是组织化宗教的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在他们宣扬的创世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宗教的世界观认为，人类生而有意义，每个个体都有生存在地球上的理由，大到人类整体，小到每个人的生息都存在意义。

“意义”还有另一个更广泛的含义，昭示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它认为意义生发于历史的偶然，而不是有意为之，也不存在预先设计，自然世界的生生不息形成了错综复杂、互相重叠的网络，意义就诞生于其中。例如，在有机体的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使得某种性状的产生更适应环境，那么，在随后的进化过程中，也会有特定的被选择的性状产生，并且这种选择受到之前选择结果的影响。因为它阐释了人类和其他有机体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意义”的概念，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观。

在生物学中，“如何”和“为什么”的解释指的是生活过程中的“直接”和“最终”的因果关系。举一个直接因果关系的例子，我们有两只手和10个手指，可以用它们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就是手和手指存在的直接原因。而最终原因解释了我们在最开始为什么拥有两只手和10个手指，以及我们为什么习惯使用手和手指而不是其他部位去做各种事情。直接原因主要解释为什么特定的解剖结构和情绪会天生固定地参与某些活动；最终解释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是这些固定结构和情感参与其中，而不是其他的部位和情绪。

我们并非命中注定要达成任何目标，除了我们自身之外，我们不需要去回应任何力量的召唤。只有基于充分自我认知的智慧才能拯救我们，而非虔诚之心。除了我们所拥有的，上苍将不会赐予我们救赎，也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而这个星球依然亟待我们去探索。

真社会性就是真实的社会情境。根据定义，在完全社会性的群体中，成员之间互相合作养育后代，群体中的成熟个体可分为两个以上的世代。它们也存在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是通过许多繁殖能力低的个体自动放弃繁殖机会实现的，目的是给那些繁殖成功率高的个体更多机会去提高群体的繁殖率。

人性是在人类的心智发展过程中，由遗传得来的一些规律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促使了人类的文化朝特定的方向发展，因此，人性是人类基因与文化的结合体。

宗教在凡夫俗子眼中是真实的，在智者的眼中是错误的，在统治者眼里则是有用的。

。绝对困境就是这样，没有解决方法，因为没有什么要解决。问题不在于自然界或者是上帝的存在，而在于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源头和人类思想的本质，以及使我们成为生物圈进化巅峰的原因。生活在这个真实世界的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从魔鬼和部落神灵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基本目标是把所有思维过程，包括理性的和感性的思维，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潜意识的思维，在时间流逝中静止的和随时间变化的思维，与生理基础联系起来，这并不容易。不管是咬一口柠檬、倒在床上、追忆一位逝去的友人，还是看到夕阳西沉大海，这些片段都包含十分复杂又几乎不可见的大量神经元活动。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更不用说把这一过程作为放电细胞的集合写下来了。

有研究显示，我们的决定是在大脑中无意识的区域做出的，要经过短暂的几秒钟后才会传递到有意识的部分。

有意识的精神生活完全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是对过去经历的故事的不断回顾和关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的预测。

自我不能作为超自然存在独立出现在大脑中。相反，它是我们虚构场景中核心的戏剧性角色，通常都位于舞台中央，不是作为参与者参与其中，就是作为观察者和解说员，因为那里是所有感觉信息到达和整合的地方。构成意识思维的故事离不开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的肉体神经生物系统。尽管那些场景创造了关于自我独立性的错觉，但它也是人体解剖和生理构造的一部分。

由于个人思维无法被其自身或者任何个体研究者充分描述，所以，作为意识情境中的明星演员，自我可以继续热情地相信它的独立性和自由意志，而这是一种非常幸运的达尔文主义的情况。对自由意志的信心是具有生物适应性的，如果没有它，意识思维就如同被宿命论诅咒的一个真实世界里易碎、漆黑的窗口。它会像一个被剥夺探索自由而渴望惊喜的，被终生监禁的孤独囚犯一样持续恶化。

人类并不是超自然力量的产物，而是在生物圈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中，在特定的机遇与条件下产生的。虽然我们期待的事实并非如此，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神明和超自然力量支配着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人能有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我们也没有被赋予任何命运和目的。

人类从原始生物开始进化，一路经过了远古时期、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进化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宏伟壮阔的史诗。

人类是进化历程中的一个偶然，是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产物。

所有人都既有卑微的一面，又有高尚的一面，这两种状态经常频繁切换，有时甚至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