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我们远不如那些法利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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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牧青/文

      先引用和合本《圣经》里《约翰福音》第八章1-11的原文: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文中的“文士”,一般是指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教师或律法师;而“法利赛人”主要是指当年犹太宗教的一个派别和反抗希腊化的一些犹太祭司。这两种人在当时自诩是严格遵守法律和传统的人。在《马太福音》和《路德福音》里,文士与法利赛人是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耶稣的战友和帮凶。

  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被认为当时很牛逼的法律权威(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人们通常把有疑问的事请他们裁定。但他们认为权威的本质就是批评、吹毛求疵和抓辫子定罪,故意忽略权威必须要有同情心的前提,最终在于挽救罪人的目的。他们趾高气扬自觉身份很高,有权随意监视他人故意找茬,然后施以暴政的惩罚打击异端,丝毫没有宽容怜悯之心,更不会以宽容大度气魄去义务拯救一个犯错的人。面对以慈悲为怀的耶稣及影响,他们也会故作谦虚称耶稣为“拉比”(即智者)向他求教,骨子里却处处欲抓耶稣把柄给其治罪。所以耶稣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也就不奇怪了。

  显然,上述故事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拿个故行淫女子来故意设下“两难”陷阱,就是其极为阴险毒辣的一个范例。

  作为上帝之子,耶稣自然不是吃素的。他很明白这群人的用意,他知道,对他们提出如何处置的任何一种肯定或否定,都会成为罪名而落难的:假如按照当时的犹太“行淫者一律处死,女行淫者则乱石打死”的相关律法表示同意,则耶稣就会被认为没有仁慈和同情心,就会在人们心目中失去美誉;倘若坦诚应采取宽容态度手下留情,又违犯了当时的摩西律法,就是在纵容行淫罪,又让耶稣威信扫地背负恶名。耶稣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用了个狡黠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的反诘句,其“软刀子效应”直刺对方灵魂深处,立马让这些自作聪明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像斗败的公鸡,败在他的脚下灰溜溜滚蛋了。

  为什么耶稣的这句回答,却能力透纸背大煞这些人的刁难,“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很明显,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都明白自己也是有罪的,也就无资格无勇气去用石头打这个妇人了。我想道理很简单:以所谓道德和法律实施者的“鹰犬”自居的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表面嚣张内心空虚,耶稣正是扼住了他们的七寸:起码他们的道德底线还没完全崩溃,还尚存自知之明和自惭形秽,还懂得将心比心的未泯良知,还懂得文过饰非不好的羞耻心,诚实面对自身的弱点,所以他们溜了号。仅此一点,我还真有点尊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

  他们知道能坚守这最后一点人性底线,说明他们会进步,所以后来到了第二圣殿被毁时期,法利赛教派重新建立为拉比犹太教,成为了日后传统犹太教的典范、今日犹太教所有教派的根本,甚至“以《圣经》为根本”的迦莱特派诞生,还是建基于法利赛教派的思想之上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在耶稣的反诘下的自惭,就显得比如近一些国度的人高尚些。不错!仅看看我们当今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德行的堕落,就不能不让当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耻笑了——远达不到“五十步笑百步”的同比。

  今天,我们的社会处在转型关键时刻。改革开放该我们带来生机、进步和生活提高。毋庸置疑,由于文化的、体制的、世俗的痼疾,更给我们带来一系列问题。在一个没有信仰,只知“钱权利至上”的亚健康向病态走向的社会里,表面看,我们丝毫不缺法律的罗列、道德的声张、良心的呼唤。可实质看看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许多不公正不文明的琐事:人治大于法的人治强奸侮辱、随意侵犯合法权益的野蛮行为、贪污腐化仍唱着高调的道貌岸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趋势等等让人痛心疾首事。再看看舆论上、网络上那些暴戾的语言和道德的申讨鼓噪,人人似乎都不是罪人而是完人了,讨伐起他人罪过一派浩然正气,极力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气度,使我不得不悲痛地说:我们如今的许多国人——无论是官还是民,还是介于两者间的一些“精英”,其实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翻版。所不同的是今昔两者相隔两千余年,却在灵魂深处那点羞愧之心没了丁点,自我感觉良好的臭德行,还真远不如文士和法利赛人那点底货高尚哩!

  说来信仰力量是无穷的,真正好的信仰能使坏人变为好人;蛊惑不好的所谓信仰,却能让好人变成坏人。雨果《悲惨世界》笔下的“逃逸犯”冉阿让,原本是个贫苦善良的好人,生活所迫偷了个面包被抓进了局子成“罪犯”做了19年苦役。后来再偷教堂的银烛却为神父所宽容皈依天主重新做人。无论是后来当上了小城市的市长的亲民措施,还是竭力帮助照顾沦落烟花病弱女子芳汀,还是充当保护神抚养芳汀遗孤柯赛特成人等,在颠沛流离逃难中隐姓埋名却也处处舍己为人乐善好施扶弱济贫。而作为反派专制社会下忠心无二的“鹰犬”沙威警官,在跟踪监视再想缉拿冉阿让的全过程中,终为冉阿让的人性美德所折服,在效忠职责与人性良知二者间选择了后者跳进莱茵河自杀。这里,无论是冉阿让还是沙威,尽管结局都让人感到失落,却也道出信仰在灵魂深处的震撼作用。

  当然,信仰也是多元的。因为任何爱人的信仰,对人类对社会乃至对己,都是一件善事。真正好的信仰都是讲宽容、仁慈和理解,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唯我排他性的自吹自擂。《哥林多前书》13章4-7中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不是有神论者,但对一些有益于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宗教,我心存敬畏并极为赞赏的。而没有好的信仰或没有信仰,无异于行尸走肉酒囊饭袋。这点的确值得许多国人反思。

  当代英国爱尔兰著名学者、《花香满径》的作者巴克莱博士,在其《新约圣经注释》巨著中,谈到这个故事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自诩为所谓“权威”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评述:“权威者的首要责任,乃在于设法了解罪人犯罪的动机和诱使他犯罪的力量和环境因素,我们若不先经历别人的境遇,便无权审判他人。其次,权威者的责任,在于挽救做错的人。任何权威若专顾惩罚的一面;任何权威若只是让犯错的人感到绝望或怀恨在心,那就是极其失败的权威。权威的功能,在于改变一个人,使他改过迁善,而不是把罪人逐出高尚的社会,更不是干脆把罪人消灭。居于权威地位者,当像一位智慧的医生,以医疗为第一天职。”(见《新约圣经注释》P1077)

  我想,对照巴特莱教授的这段很平淡却又发人深省的论述,再看看当今我们体制弊端的久而未决;我们的各类教育的失误和败笔;我们社会道德伦理的极度滑坡;我们的高调的华而不实言行不一;我们社会的混沌和人心的浮躁;我们夜郎自大的畸形心态等等,当该我们今天包括公权力、司法、教育和社会,乃至每个有良知和责任心的国人认真反思。倘若硬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明明自身不咋地,却要高标准严要求把自己游离监控之外,毫无廉耻心去“用手电筒照人”,在自我张扬和“歌德”上不能自拔,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你的智能和良知是不是出了毛病?

  18世纪著名英国布道者威特菲德,曾在看到罪犯上绞刑架时感慨出内心话,“若不是上帝施恩,恐怕我早也走上断头台了”。此话当以每个人自勉——毕竟我们不是圣人或神仙,我们都犯着一种通病、都曾犯过错或正在犯着错!

  就在我即将草就这篇帖子之际,媒体又传来佛山一区某人大代表的所谓“溺爱出刁民”的雷语,又惹起一番评判躁动。坦率讲,近来我对社会上此起彼伏却最终沉寂的诸多达官贵人的“胡说八道”,以及断章取义的苍白无力的各类“打外围”凑热闹的评说,早已感到厌烦了,更不想再去谈什么个人观点了。原本捅破窗纸的简单话,无奈下说些不痛不痒絮叨千遍的废话,浪费纸张耗费眼球占用空间抛洒时间几乎于事无补。我只能说,在一个充满连早年文士和法利赛人起码底线都不如的环境氛围中,只要本质弊端不除,人们都有可能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二”——无论是官还是民,无一例外,也就必然继续制造者着轮番的恶官、贪官和庸官,由此再继续衍生出一批刁民、暴民和俗民。周而复始轮回表演。此刻,要想不让这类人继续产生都难。

                            2012年1月10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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