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个男人有约（十一）

 “妈，我回来了。”屋里没人，我一边解背孩子的背带一边大声喊。

“你咋才回来？黑子前几天来了。说叫我给你看孩子，你要去上什么学。我还没整明白咋回事，他就猴爎屁股似地跑了。”妈两手泥一头汗地从菜园里气喘吁吁地出来。

“妈，你别听黑子瞎掰。上什么学啊，孩子这么小。”

“小怕啥？能吃饭了，也饿不死她。”

“你地里还有那么多活呢，又是猪啊鸡的，一天忙的要死，还给我看孩子？”

“到底是哪叫你去上学啊？黑子也没说明白，整得我云里雾里的，这几天心里都像着火似的。”

“就是说咱们县里师范学校要招生，速成班，6个月就分配工作。”

“黑子还说，这次不论啥家庭成分了，谁去考都行呢，真的吗？”

“嗯，好像是。”

“那你就去呗，考试谁能考过你啊？”妈妈脸上现出久违的自豪。

“我不想去。”我说得一点底气都没有。

“咋？不想去？你不是做梦都想有个工作吗？不去，那些书不白读了？”妈有点急了。

我理解妈。为了供我上学，爸和妈吃了不少苦。养鸡不舍得吃蛋，养羊不舍得喝奶。脸皮薄的爸妈再苦不求人，但为了我的学费伙食费舍下脸一次次去求借。有一次，我就要回来取伙食费了，但钱还没着落，妈厚着脸跟村里镶牙的朝鲜族老金头借了10块钱，答应他等家里的狗下了崽送他一只最好的。那时村里似乎也只有老金头有钱，而且是一般人借不出来的，可是到了晚上发现口袋里10块钱不见了。妈千想万想，最后确定是白天在自留地里干活时掉的。妈不由分说，拿起手电筒就上地里找去了。一垄一垄地扒，一块土一块石都不放过，两个多小时，把一块地翻了底朝天，也不见那十块钱的影子，妈快急疯了，坐在地上掉眼泪。等她沮丧地回到家，蓦然发现那10块钱在灶台下面静静地躺着呢，原来是妈做饭掏火柴时掉的。 

“孩子太小。”我死死抓住这个最有力的理由。

“你舍不得？不就半年吗？一混就到。你要没空回来，想孩子了，我就抱去给你看。早晨去，晚上就回来了，这才多远啊，有啥难的?黑子跟我一说，我就答应了的。”看来妈真的是做好准备了。

6个月，就可以有工作，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是我朝思暮想，想断肠的美好前景。别说舍下孩子，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值得啊！可是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自从那个雪天送走黑子，我就像农民盼着有自己的土地，牧人盼着有自己的牛羊一样，盼着大队给我开的那张介绍信。

有事没事我就抱着孩子在大队部附近晃悠，就希望突然有个人从大队部出来，很大声地说：“给，大春媳妇，这是你的介绍信。”

这个小山村太小，一根烟的功夫可以围着它转个十圈八圈的。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是大队的心脏，除了大队部，还有一所小学，一间卫生所，一个铁匠铺，一个兽医站，一个话务班。于是就有一个书记，一个队长，一个医生，一个铁匠，一个兽医，一个话务员，加上七八个老师，整个大队的精华都集中在这弹丸之地。在这弹丸之地上，大人管我叫大春媳妇，年轻人管我叫嫂子，小孩子管我叫婶子，反正没有人叫我的名字，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有一天，我扛着一捆猪草从大队部经过，小话务员淑芬突然跑了出来，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僻静处，像特务接头似的。看看四下里无人，小声地问我：“嫂子，你有个同学姓高吗？”“是啊。”我奇怪她怎么知道呢。“前几天，这个人来了，跟隋书记说，你们家四口人有五个挨批斗，你爸是历史反革命。”秀芬盯着我说。几分疑惑，几分不解。我蒙了，我的同学只有黑子姓高啊，这话会是黑子说的吗？“嫂子，大队开会决定不给你开介绍信了，上学的事你就别指望了。”我大脑一片空白，就像刚露头的豆苗被硕大的牛蹄子一下子踩到了地底了。秀芬一边帮我检拾散落在地上的猪草，一边怯怯地说：“嫂子，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嗯，谢谢你，嫂子不说。”看着秀芬急匆匆离去的背影，隐忍的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在我的猪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