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册主讲两宋学术，我先专挑荆公的部分来看。
钱穆老先生对荆公的评价甚高，梁任公更是专门写了本传记来赞扬他，喜爱的学者们对荆公的评价都是积极的，我心甚慰。
初期宋学
王安石的思想上承初期宋学，下接中期宋学，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荆公刻深过庐陵（欧阳修），博大超于原父（刘敞），彼乃是初期宋学一员压阵大将。
钱穆认为荆公的思想，于当时有大贡献者二：王霸论和性情论。
荆公谓王霸之异在心，其心异则其事异，其事异则其功异。所谓心异者，王者其心非有求，为吾所当为而已。故王者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为也，惟恐民之不见而下之不闻。
其王霸论直从心源剖辨，认为王道、霸术相异，只在一心。
功利霸术即天德王道，所差只在心上。荆公新政即本此等见解，故青苗、均输持筹握算，不害其为王政。当时反对者，其理论立场，皆不能如荆公之高。故反对者自反对，力行者自力行。
这是我首次读到从学术方面来评论荆公新政的观点，此前我一向认为荆公的变法动力仅来自于出使辽国时一路耳闻目睹边境情状后逐渐充沛起来的。
王道和霸术只在一心一念之间的说法也很新鲜。
随后稍稍提到了荆公的政敌司马光。大史学家司马光在政治上毫无才干，似乎在学术上也无建树。即使政治人格被宋儒偏袒，极尽吹捧，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没有人肯称赞一句。朱熹称其“格物未精”，吴澄更是认为司马光尚在“不著不察”之列，完全是拐着弯揶揄司马光是庸人一个。
荆公还有“致一论”：
谓：“万物莫不有至理，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
可知荆公哲学思想，他要在万物中求理，要在理中求一致。他的思想，在求高度的系统与组织，因此他在初期宋学中亦最为卓出。
读到此才发现，钱穆铺垫了这么久，从胡瑗、孙复、韩愈、欧阳修、范仲淹、刘敞等一路写来，儒释道三家并讲，又搬出程朱二人来评论，只为引出这一句。在同时代的鸿儒大才中，荆公的思想最为卓越。
荆公的“致一则万物不思而得”的想法似乎与孔子的“知天命”不谋而合。
性情论受佛学影响较深，又开启宋学上一番纠纷。我于佛学了解不深，不敢说这段看懂了，暂且丢开不问。
论庆历熙宁之两次变政
北宋自真、仁以来，积贫积弱，已处于必变之局，不必上智，莫不望朝廷之一变以自奋。故先以庆历，继以熙宁，君唱于上，臣应于下。后世乃谓独荆公主变法，非也。然宋之政局，有不得以不变而又不可骤变者焉。
仁宗“逼迫”范仲淹的变法不知何故被淡化不提了。
想起上月看的一篇文章，论证神宗是如何利用荆公变法，一步步加强皇权，达成目的后不再支持变法，默默支持反对派的攻击逼走强势的荆公，换上大概好控制一些的吕惠卿，就算荆公复相，也再无施展之法，只能再次求去。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岂不是史上最和谐君臣关系只是个谎言。神宗以弱冠之年哄骗年已不惑的成名大儒，借口改革来获取权利的集中并获得成功，即使在皇权光环下也聪慧过分了。
范仲淹曾说过“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所以首重澄清吏治，只此一项就招致毁谤，抱憾去位。连改革同伴富弼都有“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 荒谬！岂有抓贪官污吏时，辅臣在一边劝着“抓了会弄哭贪官全家啊”的道理。可知当时风气已经坏到大臣可以顺理成章说出这番混账话还不自知的地步了。
荆公《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等文皆首重人才培养，其次才是官吏选任方面的建议，都被仁宗置之不理。到了神宗朝，从头培养人才更比范文正时迫切，可此时边患愈重，几乎到了事关存亡的危急时刻。见荆公新政，理财与兴办学校更革科举并行，世人只见理财，并讥为“一意求富”。不说反对派口中与民争利的“民”仅指豪强地主权贵阶级，并不是现代语境中的人民。比较现代，银行放贷不管是借给企业还是房贷，哪项不收利息？古代国库出钱办银行低息提供贷款抢了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就要被称为与民争利？这样民众免于高利贷盘剥，国库也能充盈。其后才有军费，才有河西大捷。我相信荆公“敛”的财富用在了刀口上，顺利地给北宋续命，否则，以之前的形势，能否撑到赵构的艺术家爷爷和笨蛋老爸还说不准呢。
朱熹言：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佑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
荆公何尝不知时弊，仁宗时多次上书皆建议博置学官陶冶人才，“然后随其才而官使之”。只是当时已经顾不得了吧，等办学校陶冶完人才，北宋大概已经南渡偷安了好多年。
王荆公的哲学思想
钱穆认为荆公二十几岁时撰写的淮南杂说一书，已经包含了荆公思想的基本见解。曾巩每每在欧阳修面前夸奖荆公的学说，欧阳修对他很是赞赏，并写信勉励他学习自己的偶像韩愈。而荆公之志在于直接学孟子。两人曾互相赠诗：
欧阳修《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後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後，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很不给欧阳修面子呢。
不过他毕竟有底气，二十几岁上的学术思想已经有如此见地，其后愈加弘大通透，被程朱等大思想家认可并传承。
荆公学孟子，学其精义，不盲从，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只是从正面讲人性，善恶均为人性，一为正面一为负面，须两面顾及。这是先天。后天修养分三种：始终善而不变者为上智，恶而不变者为下愚，善而变恶、恶而变善者则是中人。
又有性情论，反对当时通行的“性善情恶论”。
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
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
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
又有德论，即人品论。见《大人论》、《三圣人》、《太古》三篇。可见荆公“不忍天下之弊，而要负荷天下兴亡之重的”。
又有道论，即王霸论。初期宋学篇已详细提到，盖因此论之重要，因其直从兴源上剖析王霸之异同，又引出后世理学家极其看重的“义利之辩”。钱穆先生认为，程、朱讲义利，都从个人立心讲起，虽若深了一层，然亦失之较狭，其实也并不能超乎荆公王霸论的范围。程、朱何等大儒，荆公思想与之相比毫不逊色。
荆公作为文学家，列唐宋八大家，为后世传诵；作为思想家，学术思想与程、朱比肩；作为政治家，位极人臣，运筹帷幄检验自己的政治理论，这是多少政治家的梦想；作为君子，连最激进的政敌也不会去攻击其私德。
又有致一论。如上文讲到过的“要在万物中求理，要在理中求一致”，对实现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实践方法进行思考。
明道温公对新法
明道即程颢，温公即司马光。
荆公变法， 举朝持异议，明道亦其一。然明道态度，实与并时诸人不同。
朱子语类里说到，荆公之所以不用很多名臣儒士，皆因他们反对得太没道理，以荆公的个性，理这些胡搅蛮缠的庸人作甚？
尤其是苏轼。苏大人文学风流绝顶，政治人品却太差。“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很多，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无一事可做”“其驳学校贡举事，尤为文人巧辩”。
程颢起先是变法队伍中的一员，曾为被荆公派出视察农田水利赋役的八人之一，多次上书称赞新法，论王霸也与荆公思想一致。其后不满荆公任用小人，屡次进谏。荆公却只求新法能行。其实，那些为了阶级利益而反对的大臣们，算不上君子，荆公早已看透。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有“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的判定，荆公从未把当时在朝的这帮“君子”视为堪用的人才，何谈拉拢，为了时局着想，也只能逮着哪个用哪个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会读明道前后诸奏，初虽劝神宗先定君志，终乃劝其俯顺舆情。
然明道于荆公新政，始终未有逾量之贬。
可见程颢对新政内容一向是支持的，最后提意见也是被“舆情”所迫，并劝神宗荆公也向舆情低头。
又引朱熹《朱子语类》：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诸公始退散。又讲到苏轼：东坡德行哪里得似荆公？熙宁更法，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
讲到司马光：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
司马光与荆公所争最著名的在于荆公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不理解，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一则他是古人不懂经济学很正常，这个不怪他；二则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思考，新政惠及黔首，并不帮士大夫敛财。
因《春秋》《左传》中出现的“人”、“民”仅指贵族，普通百姓并不在“民”的范畴内，印象深刻到现在。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所说的“民”，大约也如出一辙仅指士大夫阶层吧。
最后记一句无关的话。我总算知道鲁迅总说的“底”是哪里学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