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体制

读哈佛大学PhilipA.Kuhn（孙飞力）教授的《他者中的华人》，看到一个颇有意思的名词：“阿里巴巴体制”。

何为“阿里巴巴体制”？无论百度还是其他搜索都没有找到只言片语，只好把《他者中的华人》的相关描述分享与大家：二战时，在荷属东印度，日本占领者没收了华人的财产，但是占领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支持一些原住民商人和华商成立了名为：“组合的经济机构”，一些华人和印尼本土上层人士一起充当工商经理人。

在印尼独立后，此种模式依旧延续，发展成为所谓“阿里巴巴体制”，即由一位华人和一位印尼人联手合作，华人从事具体的经营管理，印尼人则提供政治保护。在苏哈托时代，有权有势的印尼人在华人企业家林绍良集团不仅享有股权，还进入了企业的领导层。

总结以上描述，似乎可以将“阿里巴巴体制”归纳为政商结合。听到政商结合，看客马上义愤填膺想起了商人与官方的勾结，坑害民众。且慢诅咒商人，“阿里巴巴体制”不是商人主动与政府或官员去做不阳光的交易，而是强权政府通过法律等强制形式，逼迫商人和政界人士合作，这合作绝不是平等的，其实是政府对商人的公然掠夺。

在中国改革之初，成立企业必须挂靠国有或集体单位，挂靠单位不用投资，勿需出力，却要分走一大杯羹，无理的规定被废除，但留下产权不明晰的烂尾，投资人分取自家的财产，却被投入大牢，这样凄惨的故事难以枚举。

明清时代，中国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荷兰殖民地时，中国人在印尼的地位高于本土人，在暹（音鲜）罗（泰国）中国人还当上了国王。中国经济开放后，温州人来北京谋生，他们被当非法移民看待，每隔一段时期，推土机就来铲平他们用于工作和居住的那些建筑。

当温州人的权利以及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遵循了海外华人谋生的传统，依相同的方言及相近的血缘自发组成自治性社群，建立自我服务体系。他们通过向管理部门送礼行贿以求得生存空间，从来不敢和政府部门形成正面冲突，或者“依法”争取权利，他们不约而同采取了“阿里巴巴体制”，总有人吹嘘自己关系多牛，连员工都沾沾自喜说某个大官有干股。

法律的功能不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随着文明的进化，政府再不敢明目张胆掠夺商人，但只要法治不健全，“阿里巴巴体制”就不会绝迹，当法律不能很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商人们只能寻求政府官员的庇护，官员手中的权力筹码，迟早要从企业套现，不过是稍稍遮掩了敏感的羞，用老娘或者亲属名义来代持企业股份。

当蒙牛因产品质量出现重大危机，牛总流泪了，投靠了国企；当达芬奇公司的产品被质疑，那位女老板嚎啕大哭，也投靠了国企，这是“阿里巴巴体制”的翻版，如蒙牛这样大型的企业仍然缺乏安全感。

“阿里巴巴体制”并不能带给商人真正的保护，四川的刘汉没有逃脱死刑的判决，大连的徐明先生也未能活着走出监牢，不管提供保护的官阶有多高，终究来得不牢靠。

“阿里巴巴体制”也会损害国家的经济，Philip A.Kuhn教授在《他者中的华人》也提到，有一位入籍英国的福清商人，他的生意几乎遍布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地方，但是他对投资中国毫无兴趣，他讨厌“中国式”的生意模式，认为在中国做生意总是在官僚机构和关系网中纠缠不清。

“阿里巴巴体制”是文明社会的阑尾，没有存在的意义，却时常发作为炎症，给企业及社会带来痛处，不仅商人没有安全感，终将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唯有法律制度真正保护起公民的权益，这个阑尾才能彻底割除。

作者：王瑜

2017年7月作于北平

参考书：PhilipA.Kuhn（美）《他者中的华人》，凤凰出版集团出版

《留给孩子的记忆文集》是一个中年男人与孩子未来的对话。文章千字左右，叙述经历、见闻、见解等。重知识性、平直素淡、不虚妄、戒讽刺。希望孩子们长见闻，辨曲直，能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