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志愿者：“度量”中国公民社会

灾难往往是我们检视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的好契机，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的救灾情况来看，我们离真正的公民社会还有多远？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43岁的周华平就开始在雅安名山救灾物资转运中心忙碌了，对这位有着16年驾龄的攀钢汽运分公司司机而言，这已是他第二次赴抗震救灾“战场”。五年前的汶川救灾中，周华平冒着余震危险驾车在汶川、北川等灾区往返运输物资整整一个多月。

地震当天，汶川县几十辆出租车组成的爱心车队，打着“知恩知报”的抗灾口号，满载着生活物品向芦山县进发。

新希望乳业公司员工肖代荣说，地震后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员工拉了5000多箱牛奶分赴邛崃和芦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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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我们对奔赴雅安志愿者暂没有具体数据，但从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已发通知禁止未经批准团体进入灾区来看，无论是反应速度和规模，当下雅安的由非官方发起的志愿者热潮似乎并不亚于5年前的汶川地震。

图1 注：按照职业类别，汶村地震中的志愿者的组成。其中紫蓝色为官方慈善机构，红色为医务工作者，黄色为学生，荧光蓝为军人，深紫色为其他。

据《探究志愿者与中国公民社会兴起关系》论文的数据显示(图1)，早期参与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以医务工作者、学生和军人成员(含退伍军人)三大人群为主，两三个星期后，非官方志愿者团队(深紫色部分和红色部分)逐渐成为当地救灾的核心力量。据成都市团委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汶川地震的登记志愿者人数高达18215人次，可见，从汶川地震开始，我国的公民社会机制已经开始启动，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的民间志愿团队在救灾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这次雅安地震志愿者热潮将会进一步助力我国公民社会的深度发展，但无序志愿者行动也表明了我们的公民社会与公权力部门之间存在巨大隔膜。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那些汹涌的志愿者人潮能为我们公民社会发展说明点什么?我国离真正的公民社会还有多远?什么才是检验公民社会的真标准呢?

民间慈善组织是关键

在厘清检验公民社会的检验标准之前，有必要先要弄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称“民间社会”)，是指一种区别于臣民社会，兼具自由、多元、开放和包容等特性的社会体系。公民社会包括了那些为社会的特定需要以及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及专业协会等等。千年来皇权统治下，百姓失去了传承“公民权利”意识的机会，对中国公民而言，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同样都是舶来品。

中国之所以需要公民社会，根本上是由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所决定的，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成长发展过程当中，公民以各种形式进行参与和提供建设性建议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有着现实的需求。在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已有大量的经验表明民间慈善团体在抗灾过程中的作用极其重要，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曾被批评动作迟缓，因为许多民间团体、沃尔玛及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比政府更快更到位支援了前线救灾工作。

图2注：图表按地域标准，划分2008年汶川地震中志愿者类别，其中紫蓝色代表成都本土志愿者，红色代表四川地区志愿者，黄色代表国内其他省份的志愿者，浅蓝色代表国际志愿者。

据《探究》论文数据显示，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周，志愿者以从本地的区域(即成都)为主，皆因当地人更容易进行救灾工作。一周后，本地志愿者然后逐渐下降到60%左右，其他省份志愿者比例逐渐扩大，两个星期后，本地志愿者仅剩下20%的志愿者了。可见，地域因素并不是决定志愿者的发起志愿行为重要的变量，人们参加这些民间志愿机构大部分出于利他性行为的动机，西方学者维斯布罗德甚认为，这种市场自发的良好志愿服务体制应该进一步完善，最终可以完全替代低效的政府，作为一种新的全球趋势培养公民意识。

有效的志愿者服务机制纵然对公民社会构建有积极的作用，但《探究》该文作者Feng Deng也指出，志愿者的规模和数量并不是说明一国公民社会真实水平的充分条件，民间慈善团体的规模和管理对一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正是借由民间组织的桥梁作用，无数志愿者才得以联结到公民社会的构建行动中来，民间慈善组织可视为公民社会发展态势的衡量指标。

需要成熟的协调机制

正如上文提及，中国是没有公民社会基因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出现了声势浩荡的志愿者大军，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新兴的征兆”。眼下雅安的这场地震，或将成为检验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提供新的契机。

注：2007年李连杰先生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改基金由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对善款的收支进行审计，国际著名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中国)也为其长期提供战略发展指导。

我们欣然看到强震后数小时内大量NGO慈善组织开始加入救援行列，如壹基金、狮子会、邓飞“大病医保”基金等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发起了各种救灾行动倡议，其中壹基金的倡议活动可谓最“耀眼”，地震首日即筹得善款2240万，相当于中国红十字会筹得的142843.12元的150多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负责人杨建华评论道，壹基金体现了我国民间公益团体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我国公民社会趋向成熟的一种积极表现。

不过，这次我们民间慈善团队进入雅安灾区后，也相继出现了道路拥堵影响救灾进度和捐赠的物资未能匹配当地救灾需求的尴尬局面。知名媒体人梁文道评论认为，雅安地震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我国民间慈善组织(非政府性质的组织)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与官方之间缺乏成熟协调机制也体现了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还不适应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离成熟的公民社会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相比激励机制，不少学者认为，我们的民间慈善团队或许更需要成熟的协调机制，因为互享信息公众才能更合理有效的方式完成救灾工作，我们不妨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立即开拔，并由专业的机构统筹有序有效开展救援工作。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公民参与志愿行为的意愿也比较低。根据《探究》中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多数志愿者以退休人员为主导，并多由他们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组织发起，青年志愿者比例偏低。深圳的志愿者的参与率仅有0.5%，厦门地区约53%的志愿者为老人，而香港年轻的志愿者参与率却高达20%左右。

这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之后，我们需要换来更多的进步。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诞生之前，我们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都将会是决定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四川还需要志愿者，而我们的国家也需要更为成熟的公民社会。

文|高敏仪 黄燕仪   原文刊载于21商评网  《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微信公众帐号weixin21c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