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成人大计：婚礼与科举
王守仁十七岁那年正好是明宪宗驾崩之年（1487年），十八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明孝宗，第二年改为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体质孱弱，是个性情温和、不爱生事的人。从经济运作的规律来看，统治者越少生事，经济发展也就越快。所以历史上只要一出现休养生息，经济就会突飞猛进，这不是因为朝廷管得好，而是因为朝廷管得少。以至于《明通鉴》满怀感激的将孝宗誉为“中兴之令主”。
这个时候的王守仁正赶往江西娶妻，其未婚妻是时任江西布政使司参议的诸养和的女儿。这一段作者也简单介绍了古代的婚姻礼仪等事情，如为什么一定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呀，婚姻的“六礼”是什么，怎么来的，以及后来婚礼议程的一些由来等等。作者介绍这些主要是为了引出两点：
1、王守仁的婚姻是当时诸养同王华一同在京师做官的时候，一次去拜访王华，却见到王守仁在旁边戏耍，觉得甚是喜欢，所以定下了这门婚事；（父母之命）
2、婚礼进行到一半，就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合卺之日”（卺，最早的样子是将一个瓠（葫芦）剖成两半，夫妻各执一瓢饮用醴酒，因为两瓢相合便是一个完整的瓠（葫芦），故称合卺。），新郎官却不见了。（王守仁放浪不羁的性情）
王守仁虽然不是真的逃婚，但是对婚姻好像不太上心，当日里信步游逛，偶然走进了铁柱宫。（铁柱宫是南昌的一座著名道观，传说观内的一口井里有许逊镇压蛟龙的铁柱，故而这所道观得名为铁柱宫，许逊成为南昌一带最重要的地方保护神。）
此时此刻，在铁柱宫里，十七岁的王守仁见到一位道士趺坐一榻，于是上前搭话。想来是这位道士比较健谈，向眼前这位年轻人讲述养生的学问。王守仁听得入迷，竟然听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想起自己的婚姻大事。
至于王守仁与诸氏夫人的关系，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王守仁是“惧内”的典范，立功仗节，九死不回，却偏偏对夫人恭谨备至。
铁柱宫事件塑造出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少年形象。铁柱宫道士讲了一夜的所谓养生术，应当是道教修仙之术，所以才会令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如此着迷。据他自己分析，成年之后的王守仁体弱多病，多半是养生术导致的。也就是说，修炼养生术非但不是体弱多病的结果，反而是其原因。
新婚之后，王守仁在岳父那里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对书法生出了极大的兴致，日复一日，收不辍笔，像极了一个反抗包办婚姻的行为艺术家。
对书法日服一日的练习，在书法中悟出了“凝思静虑，在心中拟定字形，久之便掌握了为书之道”的道理。
从这里其实可以窥见阳明心学的一点端倪了，析为两节：
1、阳明心学遥接宋儒程颢，程颢是公认的儒家心学一脉的发轫者；
2、凝思静虑、心存敬念是重要的修养方法，心既精明则触物皆通，不假外求而自然收致外求的功效。
弘治二年（1489年）十二月，王守仁将诸氏带回了余姚老家。在这段旅途中，王守仁拜谒了当地的名儒娄谅，被娄谅的一席话改变了人生。根据熊毅的推断，王守仁从娄谅哪里所获得的，想来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知识见解，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至少在他那个年代非常与众不同）真诚态度与践履精神。推断的理由从娄谅说起。
娄谅与吴与弼的入室弟子，两人的关系就如颜渊之于孔子。在儒学中，如若没有吴与弼的发轫，便没有后来的儒学盛况。在程颢早已被高高捧上圣贤的宝座的时代，他的那段“见猎心喜”的故事也就变得大有深意了：圣贤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一些不容易克服的缺点，但人家勤于学习，认真磨炼自身的修养，不也是从凡夫俗子蜕变为圣贤了吗？
吴与弼在读程颢的“见猎心喜”的故事后开始有了自己脱胎换骨打算。躲进小楼成一统，只在四书、五经和诸儒语录里度日。这样一种精神修炼，正是宋儒极其重视的所谓“变化气质”。
“变化气质”的初级阶段与陶冶性情无异，急性子需要有收敛，慢性子需要与进取，爱迁怒于人的要多一些反躬自问，爱自怨自艾的要多一些勇往直前。
传统儒家所标榜的君子操守：坚守心中的正道，生死祸福一任命运的安排。
事实上，理学家追求的是“无心”境界，只不过这种境界过于超凡脱俗，即很难起效，也很难再逻辑上自圆其说，以至于无论禅师也好，儒者也罢，凡是认真的修炼几乎都走的是“心存诚敬”与“对镜心不起”一途，其中佼佼者可以达到“无心”之境。
事实的另一面是，究竟走上哪一条路也与自身的性情有极大的关系。程颢和吴与弼都不是能走轻灵路线的人，故而通往“无心”之路尤较常人难。幸而天道酬勤，这两位笃实做派的儒者最后都走到了“无心”这一步。
在有惊无险地还乡后，吴与弼顺利成婚。但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再一次成功挑战了自己的克制力，行婚礼而不圆房。当代心理学家也对自制力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为自制力与个人成就之间高度的正相关性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自我克制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我们已经清楚晓得成圣成贤是可能的，也晓得成圣成贤的全部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松达到这个目标。
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磨炼里，吴与弼的蜕变越发明显起来。
娄谅便是在这个时候投师吴与弼门下。吴与弼的教学方式别出心裁：带着门人弟子起早贪黑一起下田，耕作之余就在田垄上传道授业，讲《易经》说八卦的哲理在手边的农具上就能看到。
在吴与弼看来，主观之“心”应当能够克制一切客观之“物”，倘若因为受了伤便动摇了继续劳作的心，那就是“心”被“物”战胜了，这绝非圣贤门徒可以接受的。
吴与弼为儒家开出了一条新路，即以实实在在的践履功夫，在流血流汗的修行里将自己打造成圣贤。
娄谅，少年时便有志于圣学。举子学，即应对科举考试的实战技法；身心学，才是真正陶冶身心、成圣成贤的学问。天下之大，举子学比比皆是，身心学却乏人问津。幸而有吴与弼异军突起，为所有真诚向学的人竖起一座灯塔。
娄谅与恩师吴与弼不同的是，娄谅后来多有著述，对礼学贡献最多。娄谅专攻礼学和春秋学。巧合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守仁的故乡余姚一直存在着礼学传统，王华考取科举，所选的科目就是冷门的礼学，王守仁后来在所谓的正统学界的声誉也正是靠礼学——而非他所开创的心学——而建立的。也正是在礼学上，娄谅与王守仁有着共同的学术趣味。
传统的君子修养很看重“稳重”这个特点。孔子有教导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君子只有老成持重，才能让人感到威严。
在儒家看来，缺乏距离意识的亲昵是女人和小人的特质。这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由经验和观察得来的归纳性的知识。
弘治五年（1492）年，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便顺利中举，这个时候的王守仁才真正接触到程朱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理论，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到处搜罗朱熹的书来读。
《大学》原本只是《礼记》当中的一篇，其来历与作者已经很难考订其祥了。自《礼记》在西汉年检汇编成书以来，《大学》并不曾收到格外的重视。直到北宋，二程对《大学》情有独钟，两人分别左右改正版的《大学》，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始文本做了重新的梳理，这也是宋代疑古改经的风气所致。及至南宋，朱熹绍述二程而有过之，不仅将《大学》的文字又做了一番梳理和补写，甚至将《大学》和《中庸》一道从《礼记》当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所谓的四书。
在朱熹看来，五经是儒家最高深的学问，四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而《大学》是“入徳之门”。《大学》顾名思义，是所谓“大人之学”，也就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确实值得认真对待。《大学》的核心内容只在第一章。第一章里，“明明德” “亲明”“止于至善”是为“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八条目”。为学次序是一目了然的：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格物致知做起，然后一步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
既然格物致知是治国、平天下的开始，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格物致知呢？
通俗而言，所谓格物，就是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探索事物的终极原理；所谓致知，就是讲已经通过格物获得的知识向外类推，触类旁通，渐次由一事一物背后的终极原理而掌握万事万物的终极规律，达到一种近乎无所不知的境界。
一切带有科学色彩的理论都不过是为了政治哲学或者人生哲学寻找终极依据而已。
以今天的概念来看，孔子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理论虽然成为后来许多哲学流派的源头，但他本人对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连最低限度的一点关心都不曾有过。他所关心的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怎样建设一个号社会。
孔子解决问题的理路也很清楚，可以归纳为四个步骤：
1、最好的社会莫过于稳定、祥和社会；
2、稳定、祥和的社会需要人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3、周公曾经开创过这样的社会，只是现在衰败了；
4、所以必须恢复周立订立的社会制度。
孔子一切的礼仪教育、文化修养教育以及生活做派，都是围绕着上述这个理路的。
随着礼崩乐坏，封建社会的解体，社会阶层有稳定沦为无序。稳定感的丧失注定宗教需求的增多，兼之传统的宗族聚居被集权政府硬生生变成了编户齐民，这真是雪上加霜。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既渴望找到宗教寄托，有不屑于改弦易辙，投身到佛教、道教那些“邪门歪道”里去，顺理成章的办法就是为儒家义理寻求终极依据。
终极依据有着双重含义：对个人而言，他是宗教性的真理，可以使人充分信赖；对社会而言，他意味着儒家“好社会”的模型是唯一正确的模型，不容任何质疑。
宋代理学家所做的努力，正是为世道人心寻找终极依据。既然是终极依据，就必须直面一个困扰过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即宇宙从何而来。
从北宋理学先驱周敦颐到南宋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宇宙生成论终于形成了一个定本。据朱熹的说法，宇宙原本一片混沌，只是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就像一个磨盘，不断旋转，旋转过程中会甩出一些气，这些气有清有浊，有轻有重，清而轻者上升为天，浊而重者凝结为地，宇宙就这样生成了。
格物致知的意义并不在于深入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相，而在于从身边细微的事物开始，认识他们所蕴含的分殊之理，然后触类旁通，推而广之，认识到那个终极的天理。
在认识到终极天理之后，一个人自然会发现原来儒家古圣贤所教导的那些仁义礼智、三纲五常都是天理的完美体现，都是颠扑不破、毋庸置疑的真理。人人遵行天理做事，好社会自然就会成形。
“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至此我们已经晓得打动了王守仁的这句话里究竟蕴含者怎样一种复杂的思想。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其中都潜藏着完整的天理，只要凭着格物致知的方法，就可以体认天理，窥见整个宇宙的终极依据。
理论上说，既然每一细微的事物都蕴含有完整的天理，那么只要格一朵花或者一片叶就足以认识全部的宇宙人生了。但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朱熹给出的方法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积月累，触类旁通，最后由量变而质变，豁然开朗。
翌年开春，京师会试，王守仁竟然落榜了。
一般的处世箴言总会教育我们低调做人，而王守仁的风格从来都是高调的，而且随着学术体验的提升，这种高调还会一路走高。高调的人生总会带来许多貌似全无必要的麻烦，例如王守仁的第二次落榜，但他之所以会将高调进行到底，是因为他对世俗意义上的成败利钝无甚所谓。
二次落榜后的王守仁回到家乡余姚，在龙泉山寺——父亲王华少年时读书的所在——缔结诗社，被诗歌牵去了兴趣。
儒家有一个理论，认为君子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队政治都有好处，因为在朝可以利用朝廷的权柄为天下兴利除害，做下实实在在的功业，在野可以为当地人做表率，引领一地的道德风尚。所以做官也是行道，做隐士也是行道。
王守仁就这样在呼朋唤友中享受着湖山之乐，诗兴越发高涨起来，不但对举业淡了，少年时代的英雄梦似乎也变成笑话了。
在这章的内容中，作者插入讲解了很多儒家学说的很多知识在里面，没有一点这方面知识底子的读起来有点吃力。而我写这个读书笔记也是有点难度，很多内容都是环环相扣，故事情节也多，所以总结起来比较吃力。就这一章既然写了四千多字的笔记，相对来说太多赘述的部分了，下次再多读几遍加以精简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