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四明：功勋公民马庆洲

宿州电视台记者，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侯四明

公民精神纪念碑

——关于马庆洲和他的《庆洲视点》

侯四明

一

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他的思想启迪了许多后来人。终其一生，斯宾诺莎都力图追求并亲身实践着负责的和有操守的生活。当他从犹太教义中挣脱出来，被教会视为叛逆的时候，他遭到了难以想像出来的各种攻击甚至诅咒，说斯宾诺莎是“无论白昼和黑夜都该诅咒的东西”，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同他交往，教会并要求市政当局立即驱逐斯宾诺莎。教会是想通过这样的彻底隔绝打击这个胆敢发出异己声音的人。然而，伟大的心灵从来不以高压而屈服，相反只会激起更巍峨的坚强，斯宾诺莎自尊地生活着，靠磨制光学镜片维持最低的生活并继续着子规啼血般高蹈的思想和著述。他在44岁时告别了人世，他的生命像流星一样锃亮和短暂，他的思想却像千万盏不灭的明灯，照彻人类思想的天空。

斯宾诺莎的坚执体现了他对自我们生存环境不朽的爱。也许直面现实的人极易为此付出代价，并且他们付出了多少分精诚，就要注定遭受多少分打击和磨难。这悖论，定数一样笼罩在所有时代的“斯宾诺莎”身上。

二

马庆洲正是在斯宾诺莎式的境遇中苦行僧般地生存了下来。到他捧出《庆洲视点》这部大书，他已经48岁了。48年，能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但马庆洲没有改变。他仍然作为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在社会的最基层（底层），持续着青年时代就开始了的、杜鹃啼血、精卫填海般的生活和爱情。只要肯正视马庆洲的生存事实，就一定能感受到他的痛。就一定会有所感动。

可以把马庆洲的生存状态叫做“挣扎”。二十世纪从八十年代他的第一任妻子兼诗友一场重病撒手西去时开始，似乎命运就再没有垂青过他。直到1990年那个初夏，20岁的杨红走近36岁的马庆洲，他的生活才结束了流浪，他的人生中才有了一丝温暖。但婚后的他仍然贫困，生活中仍需继续着他的“挣扎”……

时光一恍就是20年，至今，他仍然靠写作维持着生活的存在。静静的河水向前又向前地流着，那是因为河水有着一种向前的力量，光阴中也有着流动的力量，人，就是倚靠它穿透厄运。马庆洲也是因为有着一种力量，他才能在挣扎的日子里显得坚定又沉着。马庆洲活的艰难，而他这艰难的活着却是百分之十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而百分之九十都是为了这个社会和大众。为了自己而活着的人是平常的人，而只有心中装着社会和大众的人，才能是称之为伟大的人物。马庆洲正以他独特的方式向伟大的目标行进着。

三

马庆洲的思想像钉子一样锋利。不是刀子的锋利，而是钉子似的。那是一种深刻和逼视，令木头为之颤抖。因而也为木头所误解。

先睹为快地把《庆洲视点》书稿读完，感受是：马庆洲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人，作为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全面地坚持着发表个人观点(民族和国家言论自由应该是个人言论不受动摇地独立自主的总和，否则国家和民族的声音就将堕落或真正个人的声音)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不靠战斗就可以活着，或者说活着而不战斗，但马庆洲把战斗等同于活着和爱着。身处闹市和粗砺的人流，他却有着魏晋时代空谷足音般的倾听和觉醒，人文、人性、人道思想使他在百姓的庸常中不时发出石破天惊的呐喊，那呐喊不是从笔上、纸上、嘴上发出，那是在沉寂的敢怒不敢言的人群中进出的声音，是撕心裂肺而出的带血丝的声音。作为语言文字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在场者，他无法让自己的角色缺席。

既然生活让他热血沸腾，他就只能做一个热血沸腾的人。

客观地考察马庆洲愤怒的动机，不仅仅有助于理解马庆洲，更有利于我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否则将来有一天，后人有力量直面和彻底反省时，又会为我们这代人的行为而忏悔，为曾经挣扎的灵魂而祈祷，而责问。

无疑，《庆洲视点》中没有过多的歌舞升平，他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遭遇和命运，《庆洲视点》以百姓的视角看问题，发布他们的愤怒与困惑。百姓是百无禁忌的，马庆洲因此也百无禁忌：

笔者对“城管”这个行当不大清楚，它如何能行使工商、税务、市政、交警、环卫、卫生等部门的职责，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老百姓的财物?谁是它的后台老板?它对百姓的罚款是谁批准的，有何依据……它所收的罚款都干什么用了?它随便印个白条就可以罚款?原该市第五后一次人大会议针对“城管”非法行政、非法执法引起民愤的实际情况，一致表决通过了取蜂“城管”执法队的决议，几年以来，这只队伍死灰复燃，队伍“状大”到一二百人，每月的“罚款任务”迭几十万……你“贷款”修路就得让老百姓还贷，那还让司机缴养路费、运营费干什么?……每干屁大一点事就把大手伸向老百姓的口袋，这是什么“政府”!

……

我不知道人们(官场上的人和官场下的人)是否还愿意承认我们身处一个真正严峻的时代，但是人们无法否认(即使是丑恶的当事者也无法否认)马庆洲写的那一切的一切触目惊人的事都是真的，马庆洲说出了这个时代喑哑的部分，说出了时代的痛处。这完全源于他对这个时代的热爱。

我想，社会有丑恶现象本身并不可怕，只要还有有勇气有责任感的声音存在。真正可怕的是“失语”，寂静比丑恶现象更加可怕。

老百姓是老百姓自己的脊梁，也是社会的脊梁。

如果文艺作品不能代人民立言，对社会负责，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更高的思想境界和文本追求。

马庆洲敢为人民代言，敢为正义代言，因此他受到人民的尊重和喜爱。马庆洲生活在公民的精神中，他生活在他所处的公民的阶层的责任中，发布着他的大恨和大爱的声音。可以这么说，马庆洲的精神就是现今这个时代所有正直、善良、勤劳公民精神的一座丰碑的闪光点。

四

记得《古文今论》出版后，一位文友对我说：老马的文章语言不得体，不上档次，想咋说咋说，混同于老百姓。其实这位文友也算是把老马的文风评论到点子上了。我想说：这正是马庆洲特色。

中国文字始终分着书面文字和口语文字，由此又暗暗地分着“上台面的”文字和“上不得台面”的文字，我以为这种约定俗成对汉语言文字是一种伤害。口语文字在变成书面文字的过程中，一般只保留了口语原始意义的基本(大致)部分，其间流失的往往是文明的、生动的、鲜明的等诸多可贵的蕴藏，使文风或失于直言，或失于泼辣，或失去激烈，或失去语境。马庆洲是写诗歌出身的，几十年下来，他也谙熟了中国文字之三昧。他忠于和坚守思想的原始状态，甚至不惜不那么四平八稳，不那么温文而雅，他的文字俚俗甚至野蛮之中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已故子贡山人陈献璞评价马庆洲的文字有“精、气、神”，这是一针见血的见地。

我对马庆洲的文字有三点印象：首先就是粗俗(粗俗不是一定不好)。你能感受到他的文字就是老百姓在侃、在拉大哌，在气愤，喜笑怒骂全从文字里显现出来了，那文字里透着一种亲近和亲切，仿佛马庆洲正在人群里插嘴说话呢《上帝赢了》一文写得是江苏省高级法院不用法律判案，而是用法官投票的形式使见义勇为者胜诉，对这一鼓舞人心的结果，上海作家冯英子说：“江苏高院的这一判决天日昭昭，光明磊落，是一篇以法胜权的太好作品!”马庆洲把文章叙述至此，仿佛挤进评论的人群中插嘴道：

马庆洲对此事要说的是：“鸟!”法院判案不是说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吗?这个案子难道没有“准绳”和“依据”了吗?只能靠投票来决定胜负?

一个“鸟”字，粗俗之中增添了难抑的义愤、蔑视，增添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亦增添了作者的即时形象(读者可以想像得出他说此字的神态)。增添了文字的力量，倘换成“不对”或“否”，将失去尖锐和泼辣地语境和韵味。敢于使用口语文字(例子很多)，需要的是勇气，更是驾轻就熟对文字提炼、升华修养的表现。

其次是诗情。如果说杨朔是把散文“当诗一样写”，马庆洲则是把杂文“当诗一样写”。杨朔的散文，以其语言的绘情绘景功夫美化了人心和人的生存环境；马庆洲的杂文，以其不可遏制的激情宣泄了思想的怒涛。这是马庆洲杂文的突出特色。

马庆洲诗化了杂文，人们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那些杂文一般都很短，都是缘事抒情，都不太注意谋篇布局，都是激情大于理性，那种写作状态，那种写作过程，完全是诗的。为此，马庆洲的杂文甚至失去了说理的严密性(他也因此屡遭攻击)。

第三，马庆洲的愤怒是百姓式的愤怒，而不是作家的愤怒和政治家的愤怒。他的声音染着百姓的乡音，有着农民式的固执，那是不讲策略和没有包装的声音。

五

我认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是两码事，社会进步不必然会带来人类的幸福。一个进步的社会，不必然一切都致于完美，因此一个理智的社会必是有坦荡胸怀的社会，必是具有倾听的耳朵的社会。

现在，让我们重提公民精神。公民精神的总和应该就是道义、责任和文明的总和，这是人类思想文明的基础。当然，马庆洲并不只是只懂得愤怒的人，即使生活已经不幸，他仍然顽强地在不幸里爱着生活。

请朋友们翻开《庆洲视点》另外的部分，感受马庆洲的一腔柔情，一腔炽爱。

六

马庆洲在我们身边很久了，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像光阴一样朴素而平凡。他把他惟一的、仅有的一点激情、智慧、热血和青春如阳光一般一缕缕分发给社会上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每一个人。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也几乎没有人能感悟到这一点。他依照生活所给他的境遇本色地做着人，并且本色地做下去，没有谁注目于他，更没有人奖给他鲜花和掌声。他在一种表达的欲望里平凡地活着，一如那逝去了的岁月，他像收割一样把平素种植的庄稼，把个体的公民精神，把民族的希望也掺合着他自己的希望收进仓中。

他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结集出版了《庆洲视点》。

这让我再次想起了斯宾诺莎：没有矫情，没有虚伪的神圣与崇高，认真地又辛苦地在尘世中忙碌着，在庸常的日子里承担着社会使命。

老马此其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