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这篇文章，就是想让这个导演火！
文 |桌子先生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桌子的生活观（ID：zzdshg），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就在昨天，一则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怒赞。
“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官微发布微博，导演郭柯兑现了此前捐出电影票房的承诺。
张歆艺作为这部纪录片的资助人，和导演郭柯共同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
郭柯个人，将自己的导演所得收益400万元全部捐出，作为“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的专项基金。
网友纷纷表示：这才是宇宙正能量。
更多网友留言表示“谢谢郭导代捐”、“参与了众筹，购买了纪念章，去看了电影，在电影结尾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从未想过一件这么普通的小事，能让我收获这么多”。
郭柯想通过影片，让更多人知道“慰安妇”不是她们的代称，在她们有生之年，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到她们姓什么、叫什么、她们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拍摄电影的前期准备工作是艰难且坎坷的。
一开始，没人愿意投资这部受众有限又不具商业价值的电影。
资金是个巨大的问题。有的投资方一开始答应投资，可临时又变卦，因为他们觉得这部电影赚不到什么钱。
即使是这样，郭柯还是执意要做。
2015年的一天，郭柯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说：我准备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你拍这部电影。
没有资金，就卖房来凑。很快，郭柯同时将自己在成都的住所挂牌出卖。
但买家也只能贷款，周期太长了，他等不起，那些老人们更等不起。
跑遍了所有能找的关系，低三下四拉投资，还是没有结果。沮丧的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正好被女星张歆艺看到。
张歆艺直接问她要多少。当时，他们只有过一面之缘。
一开始郭柯没有当真，但最后真的无计可施的时候，他找到了张歆艺。
张歆艺二话不说，拿出了100万。这件事情，就算是开始了。
为了节省开支，除了摄影团队是聘请的，其余都是郭柯家人上阵。财务是郭柯的妈妈，副导演是郭柯的老同学，女友当场记和后期制片，初中班主任辅助采访。
但是给老人们拍摄的镜头，郭柯坚持用最好的，他说，她们值得用最好的配置来记录。
可是，让人痛心的是，老人们的离世无法避免。
拍摄时的22位老人，在电影上映时，仅剩下8位。电影结束时，其中很多名字慢慢地加上了白框，表示老人已离世。
这是所有人最不愿看到却也最无能为力的结局。
她们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日本政府却在等她们死亡。
2006年，有人打电话给“慰安妇”受害者袁竹林老人，当时老人已经重病。
别人问她愿不愿意接受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的一笔数额2万美金的抚恤金，因为日本政府拒绝道歉，所以这笔钱是日本多个企业财团捐资10亿美元成立的。
这笔钱对于病重的老人不是小数目，可是她拒绝接受这笔钱。一个月之后，老人离世。
袁竹林老人曾说过：
我的苦不是日本人拿钱就能补偿的。我就是要向他们讨一个清白，就是要他们给我们道歉，我们中国人有骨气，就是饿死，也不要他们封我嘴巴的钱！
不仅是中国，还包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慰安妇”幸存者，从未停止过对日本政府的控诉。
为了得到公正对待，曾经的“慰安妇”受害者纷纷站上街头维权。
在韩国，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她的故事》，讲述了数十位慰安妇老奶奶与日本政府长达6年，共23次当庭对抗的事迹。
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共11个国家向日本政府提出「慰安妇」受害者诉讼中，第一桩、也是唯一一桩取得部分胜诉、并获得国家赔偿的官司。
尽管只有部分胜诉，公开道歉的要求也被一一驳回，但这仍是“慰安妇”案件里，唯一的曙光。
那些老人们在法庭上揭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背上密密麻麻的刀疤；
激动地回忆日本军人对她们非人的虐待。
她们喜欢自揭伤疤吗？不是的。可是道歉还没来，她们的过去成为民众不愿回忆的耻辱，要这样卑微地，像尘埃一样地度过一生吗？
也许几年之后，她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完全消失，连带着那些痛苦的记忆和国家遭受的屈辱历史，一同消失。
可消失了，就能当作没有发生过吗？最起码，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抬起头来为自己勇敢争取一次。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住她们，尊重她们。
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誓要揭开日本当年的残酷恶行。
27岁那年，她只身来到南京，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面对那些血淋淋的图片和事迹，她每每气得浑身发抖。
经过无数次走访和对资料的整理，她完成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揭开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下，中国民众以及那些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妇女的悲惨生活，在国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正是因此，张纯如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长期监视，并且收到过装有子弹的信件，来自各方的压力让她患上抑郁症。
最后，精神崩溃的她在车里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照亮了黑暗，尽管最终被黑暗吞噬，但是她曾经所做出的贡献，像光一样，让更多人前行。
这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追寻一个结果的意义，让过去不被尘封，让正义来临。
因为她们等不起。
幸存老人曹黑毛奶奶曾说：
遭小鬼子的罪可是遭尽了，官司赢不赢吧，都死了。我都九十四了，没几天了。
娃子们，以后把咱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老人这番话，引无数人泪目。
所以，当赶跑了侵略者，回归和平年代，90多岁的韦绍兰老人才会说出：“这个世界红红火火，我还没有活够，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去看。”
可是，能够看到的人越来越少了。
2013年9月5日，中国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作证第一人万爱花病逝，享年84岁。
2014年4月，88岁的“慰安妇”受害者李秀梅去世后，当年起诉日本政府16名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就仅剩下张先兔一人。
2015年11月12日，山西最后一名赴日诉讼的慰安妇幸存者、89岁的张先兔老人因重病缠身，在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烟镇西村的家中离世。
在她弥留之际，都还在想着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事，而这，成为她永久的遗憾。
而就在今年的7月24日，那个嘱咐孩子们看好家门的曹黑毛奶奶也永远地离开了。
她们的生命就如快燃尽的蜡烛，可大部分老人直到生命终结的时刻，都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
我始终认为，历史已经是过去，我们可以放下仇恨，那些是战争之罪，不是人之罪。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特别是当那些犯过错的人，用尽全力想抹去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
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我们自己铭记和正视。过去的伤疤也是民族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的崛起与强大，如果只是让外国人学几句中文，却连对战争中受害女性的正视都无法做到，这真的是强大么？
为什么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明明两国的关系都已经缓和，还是要求对方一句道歉。
就像电影《她的故事》里的那句台词一样：
我所受的苦，即使你们把日本赔给我，我也不稀罕。
我只有一个希望，让我回到以前的自己，让我回到十七岁的那个自己，我知道根本不可能，所以你们给我道歉！
如果她们等不到，至少，还有我们无数后辈，可以替她们听到，过去那些折磨她们的恶魔，终于低下了自己罪恶的头颅，为自己犯下的罪行道歉。
衷心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希望时光慢一点儿走，希望老人们身体健康，希望她们亲耳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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